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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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界定

Bandura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它是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一种思维形式，指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自我感受。后来，他与Caprara等提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概念：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是个体对管理自己情绪状态的一种能力感。他们认为情绪调节效能感主要包括识别情绪状态的能力感、理解自身对他人的感受的能力感及管理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表达的能力感。

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结构与测量

在早期研究中，Bandura和Caprara将情绪调节效能分为两类：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和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在此基础上，Caprara等人于2008年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了修订，将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信念维度分为两个次级维度，从而建构了一个二阶因子的模型，并在意大利、美国和玻利维亚进行了跨文化研究。2009年俞国良等人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版问卷，并证明该量表中文版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具有良好的因子结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三个独立的因子结构：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POS）、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DES）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ANG）。2010年卢家媚等人的研究验证了该量表中文版适合在中国进行应用研究。2011年张庆华发现该量表在高中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同年，李琼提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吻合5个因子组成的因子模型，证明该量表可作为测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有效工具。2012年田学英在Caprara基础上增加“调节正性情绪自我效能感”的维度。同年张淑敏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与检验，最终确定了两阶因子模型，即有POS和NEG两个分维度，NEG有DES和ANG两个子维度。这与国外Caprara的研究一致，与国内的研究有些许出入。马思所构建的一阶三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大于0.9，说明与实际情况较符，适合在高中生群体中研究。这与张庆华（2011）的研究一致。可见，在中国，Caprara等人（2008）构建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二阶因子模型并不适用，而是一个含三个因子的一阶模型，再一次印证了文书锋、卢家楣等人的结论。2012年，黄时华，刘佩玲对初中生研究显示一阶三因素模型更为合理。2013年赵小军等人的研究将Caprara提出的三个因素（ANG，DES，POS）扩展为7个因素，POS里包括幸福，自信，好奇和信赖，NEG里包括自卑感，嫉妒和恐惧。由于在国内己发表的文献中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宄仅限于学生群体。2012年，何鹏使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对监狱干警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整体与模型拟合良好，适合监狱干警群体研究使用。

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现状

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国外已有的研究。

2003年Caprara编制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之后Caprara等人对青少年的羞怯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羞怯与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社交效能感、亲子关系效能感、情绪稳定性成负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通过社交效能感间接地对青少年的羞怯产生影响，与社交效能感和亲子关系效能感高度相关。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亲子关系效能感与情绪稳定性成正相关。2005年，Caprara和Steca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我的情绪调节的能力感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功能，同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还能通过作用于人际关系效能感而影响个体心理功能的实现。2011年Lightsey等人检验了情绪管理自我效能感对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综上，从发现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管理情绪体验的影响开始，到概念的界定，再到两维度二阶因子模型的建立，测量工具不断修订逐步完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均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国内已有研究。

2009年国内始见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的理论介绍与实证研究。俞国良研究了我国研究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特点，并发现其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存在学历层次和所学学科的差异。2010年卢家楣发现：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人格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密切关系。2011年，张庆华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来源、班干部与否均存在显著差异。李晓云用该量表修订版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在学科等维度上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综上，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多关注于对概念及理论的介绍，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实证研究多侧重验证国外研究结果，创新性较少，并且在维度的结构方面，我国研究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却尚未深入探究其因。

四、现在研究中的不足及未来展望

1.现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所测量的内容涉及情绪类别有限。

比如，快乐、自豪、生气、愤怒、沮丧和痛苦等，而对其他情绪（比如羞愧、愧疚、尴尬、恐惧）的调节效能感的研究则较少涉及。各种情绪种类繁多，且这些情绪对人类的行为同样具有很重要的调节作用，比如具有反馈、激发动机以及协调人际行为等道德功能。因此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将会增加情绪的多维度性，拓展研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结构。

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的被试群体过于单一。

目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学生群体，包括研究生、本科生、高中生和初中生，对于其他群体的研究则较少涉及。需要加强对其他类型群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虽然已开展了跨文化研究，但研究的范围仍局限于欧美与拉美国家的比较，国内尽管已有个别实证研究，且结果显示出与西方存在差异，但总体看来研究仍然非常不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展开更系统、全面的研究。

3.从现有的研究中，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在于两方面。

一个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或行为的直接影响，另一个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通过作用于其他行为或者行为导向的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或心理特征。但没有专门针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用机制的研究。因此，今后可在这方面做深入的实证研究。

4.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将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比如对于一些发展结果，尤其是那些涉及社会评判的行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方法上，而应该采用“多方法多途径”的研究思路，比如增加社会计量评级方法、行为观察法等自我报告以外的测量方法，对于亲社会与攻击等行为的考察也可以从同伴、家长、教师、自我等多途径深入、全面地考察。

作者：刘会芳 单位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