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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改革面临割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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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改革面临割肉之痛

乡镇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难、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各级各地政府一谈到乡镇改革就头痛。笔者在华容,平江,衡阳,长沙、益阳调查了解到原因有三:一是乡镇一级队伍庞大;二是乡镇一级是我国政权的基石;三是乡镇干部成分复杂,难以分流与安置。

尽管在1998年国家对乡镇进行一次“撤区并镇”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隔四年的2002年的政府又进行了从上至下的机构精简,改革中乡镇经受了两次割肉之痛,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动过刀的乡镇有的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实质性的问题。那么,这第三次乡镇改革到底怎样?总理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减少财政支出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惟有通过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农民头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有所减轻。而今这个目标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乡镇改革成为一个持续但却无法深入的工作,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儿?但我们从乡镇干部中听到的是:“一改是阵风,二改耳朵聋;三改四改没有方。”

那么乡镇改革到底有没有方,首先要对乡镇现状寻根问底,如果这一机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那是一个改造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一机制没有了生命力那非改革不可,因为一个国家生机不生机主要在于机制的生命力。什么样的机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构成什么样的社会。

乡镇不堪重负的问题与根源

从湖南县域经济研究会所得,湖南2000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左右,“三湘第一县”——长沙县,至2003年财政负债也高达9.9亿元,最多的一个乡镇负债有2.5亿元,最少的也有800多万元。造成这种原因尽管有其历史、政治,经济,现实的因素,但主要是关口没有前移,防范没有在先。这是造成乡镇不堪重袱的根源之一。

我们从五个县的乡镇调查中有这样一组数字,其中以华容县为例,总人口72万人,党政机关85个,代管单位20个,财政供养1.5万多人,每47个百姓供养一个干部,这个本来就不大不厚的财政那块饼不够官员的工资,连吃饭财政都不能保证。

平江县安全监督局是2004年成立的,当时只有11人,时隔一年,到现在增至42人。平江县是有名的贫困大县,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只相当于浏阳市的十分之一。财政收入是何等的脆弱,吃皇粮的人如此猛增,平江那点财政怎么承受得了乡镇是在公社解体后建制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俱全,上下部门对口。其中以平江县加义镇为例,一个五万人的镇供养着行政、计生、国土、企业、经管、财政103人,加上七所八站200人,共303个乡镇干部,有的乡镇还多,竟然超过350人,相当于六十年代坐编的市府与省府。如果加上教师,又以加义镇为例420人,几乎每68个百姓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加义镇财政赤字400万元,如果加上扶贫贷款,世行贷款,财政赤字超过700万元。如此负债运转,实在累。即使想向前发展一步,连骨髓里都是债务,怎么发展.,加义政府办公室主任杉林说“每年大学生分配,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必须服从”,造成县乡机构编制臃肿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自定编制,定人员,定工资,是行政体制造成的,这是根源之二,行政机关自然分流而裁编减员,历史上没有过,主要是政府下决心精简。但是每次精简上面就往下放人,一层层放下去,乡镇成了接收站。当时乡镇接收时,反正是上面放来的人,有财政拨款,多一个人就少一份辛苦,何乐不为。即使是1998年,2002年两次乡镇改革,但仍然是动得了和尚拆不了庙。裁编减人是数字比灵魂跑得快,乡镇改革就成了数字改革游戏。人一个也没有减少,所以越减,乡镇干部人越多,形成了改革带来的乡镇臃肿的怪圈。并且有的人,你想动也动不得,部分干部有后台,有关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造成机关臃肿的怪圈,是历次精减中人员难以分流与安置,这是根源之三,朱榕基曾三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办得不得力的一件事,就是政府人员的精减。话中之意,干部臃肿的根源:一是机制,,二是政府自身。这是根源之四。

从历史的数据所得,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百姓的比例是:两汉为1:945,唐代为1:500,清代康熙年间为1:91,新中国成立初1:600,1997年为1:50,1998年为1:36,今年两会上传来最新数字是1:26。[根据2005年3月25日〈〈杂文报〉〉邱贵文〈〈值得思考的数字〉〉]但1:26这个比例离2002年1:36只有3年,干部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说明臃肿再臃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是根源之五乡镇熬在夹缝中工作夹逢:良心堡镇干部如是说:我们的工作“三多一少”,事情多,麻烦多,挨骂多,工资发得少。

债务夹缝:良心堡欠个人债务近1800万元,其中镇级个人债务740万元,村级个人债务1000多元,个人债务涉及债主近2000人机制与市场的夹逢:一边是市场经济,一边是旧的机制,左违政策,右与市场规则不融合。

我们从采访中了解到,领导干部的担忧是:乡政干部大多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渡而来,作为一级政府,他们总是在那地发生着作用,有的干了一大辈子。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他们驮着一身债务在“熬”,在夹缝中生存,左右为难。慢慢地政府职能、作用、失去功能,信用降低,要运转,没钱,不欠债才怪。但是裁吗?很难,必竟裁的是人,这么多人到哪去,没底。一旦生活无着落,上访、闹事的队伍中多了一串乡镇干部,矛盾就会更加激化。怎么不担忧。衡阳县是农业大县,26个乡镇,110万人,吃财政饭的27000人。衡阳县财政局长蒋荣华说:“如果精简3000人,每个人买断工龄按一年一个月工资计算,再加上医保,社保,交足补齐,平均4万元一个人不算多。这就需要分流成本1亿2千万元,但我们现有债务11亿。一边要发展,一边要改,债务象一座高山压着。”

乡镇干部担忧的是:一旦改下来,最怕的是断奶,分流又怕自己不适应,造成间接断奶,特别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年纪大的,担忧善后安置。最怕借改革把我们搅成谜局。

改革是阵痛的,裁编减员是艰苦的,何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其环境矛盾更为尖锐复杂。改革中只要对其根源,矛盾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以战略的眼光制定相关,适度的改革方略并谋求合理分流的路径,那么改革无论多么困难,各级各地乡镇改革的方法肯定比困难多,而且在改革中走得活而不乱,许多担忧就会被科学地化解。。

现在国务院总理下决心改革乡镇,,不但是“三农”问题的延续,而是要从实质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农民自主自立的生存空间,这是当今政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大多干部是会理解参与的,这一步的成功它将又一次带来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乡镇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对策

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比全国改革早两年,当时桃花江镇是1995年原桃花江乡,桃谷山乡、城关镇,两乡一镇合并的,原城关镇是资江南岸凤凰山下的一个弹丸小镇,只有2平方公里。在未撤乡并镇之前,城关镇于1985年根据县委、县政府指示合并过一次,将周边9个村:向荣,杨家坳,肖家山,近桃,桃谷山,团山,先圣,金盆,桃花村合并的,使老镇扩大到4平方公里。这次合并解决了地域分界的纷争。由于有了撤村并镇人员分流与安置的经验,在十年后的1996年中央刚刚提出“撤区并镇”,桃江县在桃花江镇率先实行,比全国1998年大面铺开“撤区并镇”早两年。使桃花江镇辖29个郊区村,8个社区,面积扩大到72平方公里。为“江南名镇”打造了“西改东建”的基础。

当时“撤区并镇”人们呼之:这是“千年改写”。但当时工作千头万绪,特别是极度脆弱的财政经济。原两乡一镇的财政收入,根据《1996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报告》只有606.8万元,加上增值税上解中央75%的部分,实际财政收入840.2万元。当时“撤区并镇”时,两乡一镇遭受特大洪灾,农业税收入,只完成49.7万元,只完成计划数68.8万元的72.2%。

原两乡一镇的财政总支出为620.9万元,其中预算内支出509.6万元,预算外支出0.7万元,自筹资金支出110.6万元。

在财政总收入840.2万元的基础上,加上上级补助收入509.6万元,减本年财政总支出620.9万元,减上解上级支出728.5万元,收支两抵结余0.4万元。这就是1996年合并时桃花江镇操持全镇3.1万人的家底。

合并的当时,桃花江镇领导,在一面奋起抗洪救灾,开展生产自救,又一面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相互配合,通力协作。。为平稳过度撤区并镇体制的改革,为使这一改革成果的巩固,首先就是要打响国家“九五”计划的好开头。当年定下的财政总收入计划数是1005.4万元。为完成这一经济任务制订了“468”工程,即“四个发展”“六个增长”“八个提高”。

当时的工作机制是:党委书记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驻村干部联系抓,村干部、党员骨干配合抓的工作机制。

当时在搞好农业发展方面,瞄准的经济增长点是乡镇企业。提出的口号是:“搞不好乡镇企业,就是搞不好经济。”

一年内,在全镇建设了三个基地:中低产田基地,蔬菜基地,楠竹低改基地。特别是在冬种作物方面落实了14703亩,增强了灾民渡荒的能力。完成了20050亩竹林垦覆,并以花苞洲,花桥,龚家湾,向荣,先圣,杨家坳村为种植模式;以长茅仓,杨家坳为养殖模式,养殖专业户达到了198个。

企业,以三种模式崛起:村办企业,联户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共673个。其中近桃村主任李新明投资30多万元,创办了“湖南省桃花江灯泡厂”,成为全镇典范。同时开发完成了洪山竹海旅游景区。为新的经济增长加强了后劲。

到年底,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79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3.089亿元,这是解放五十多年来第一次用“亿”作单位来标明桃花江镇的经济发展。

十年来,由于桃花江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高昂的发展态势。到2005年3月6日止,在四个增长上几大经济完成出色,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3.16亿元,比上年增长16%;工业总产值达到12.15亿元,比上年增长12.1%;财政总收入达到2012万元,比上年增长11.8%;农民人平纯收入达到2118元,比上年增长13.4%;比1996年合并时农民人平纯收入1424元增长48.6%,几乎平均每年农民纯收入增长4.86%。这一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来自招商引资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与1995年财政收入606.8万元相比,跃升了3.31倍。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增加140.5万元。可见撤区并镇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既是持续的,又是快速的增长。

可见乡镇改革,是根椐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市场机制的冲击,不得不对沿用计划经济的建制进行调整、撤并、改革。既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步,又是推进农村城市化不可少的一步,更是适应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种建制不但不能贴近、推动市场经济的长远增长,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反而阻碍发展。而且市场经济下许多竞争性产业和产品无须政府去确定和规划,那么作为乡镇一级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实质上是操作政府指令性的工作。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以及农村产业的调整,乡镇已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它的职能、作用。沿用或留存,不但成为政府工作的障碍,财政支出的包袱,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必要的负担。

乡镇改革的可行性,前两次乡镇改革尽管成功不大,但积聚了经验和方法。这第三次乡镇机构改革比过去的两次具有更好的条件,环境更为宽松。一,农业税的免征,二,计划生育的质变,三,各种就业门路的拓展,四,市场规律的运作。

第一,农村不需要挨家挨户催缴税收了,第二,新婚夫妇情愿少生不愿多生,无疑为政府减少了一个重负。第三,科技带来的行业拓展,生意看好,许多坐编干部早就想辞职,只是有点舍不得。第四,市场对人的吸引力大,城乡经济联姻正处在资源、劳务互补的大好势头。加之新一代农民对科学自愿接受,网络社会正以“三部曲”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站点、联通、行业网络工程,有的地方电子工程也开通了,足不出户可以捕捉行业行情,科学知识管理的方法,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干部下乡帮教。那么,现行建制中的大批干部就不需要保留了。干部不保留了,现行建制也相应的要改,要撤,

乡镇改革的对策日前笔者走访了国家一级作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益阳市的午正高,他很有见解地谈到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是在可行性的操作:1、切实注意各地方的困难、矛盾,特别是落后的地方。2、政府对裁编、减员应该拨出相应的直补资金,有利于稳定和适当过渡。因为困难大,矛盾突出,贫穷的地区裁编减员很难分流,加之这些干部大多是一心扑在政府指定的工作上,很少学有专业,有的年龄过大,还染了一身疾病,尽量人性化地去操作。3、要用法律的程序遏制反弹。机构改革、裁编减员要建立法律的约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权大于法的用人方式,特别是人为地设置编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机关自身定编制,定工资的体制。否则,改革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权利,结构,操作,一夜之间又会臃肿膨胀。4、引导、充电。由于乡镇干部层次复杂,年龄差距较大,知识参差不齐,必须深度了解,科学细化。对年龄大的不愿外出谋求发展的,一保、二养,保是给予足够的退休金,养是给予适量的信贷指导发展自养。对愿意出外谋求发展的干部,因专业知识不强,国家出资培养,使其专业知识与市场需要基本同步。5,财政赤字,可分国家部分,集体部分,自欠部分,如果是服务性基础建设,行业,国扶工程等,应由国家一笔承担.如果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以及集体自议所欠,集体还.如果是自行作主合伙项目,以及吃喝等欠下的毫无疑问自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借鉴平江县的做法,最近下死命令,每个乡镇裁减5人,三年将乡镇机构改革完成,加义镇已减7人了.粮食站一次性卖断,40岁以下的自寻职业,对愿意离岗就地发展,在黄金地段提供优惠政策等。..

总之,政府是代表国家的,代表人民的利益。乡镇改革,不是乡镇自身能改革好的,它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它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不改,积重难返,又与可持续性发展,农民的命运,政府的形象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