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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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是整体解决“三农”问题、打破现有二元结构僵局的基本途径。由于农村现有人口与农村其他生产要素不匹配，产生了约2.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这些人的就业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产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渐减弱。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不能主要依赖现有的城市产业体系，而要靠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为此，各地区应大力促进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也就是说，要在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

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匮乏，要实现农村城镇化，必须先构建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只有在产业聚集、人口聚集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经济功能的农村小城镇，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可以说，没有农村工业化，就难以实现农村城镇化。因此，西部地区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工业化必须先行一步。笔者认为，推进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合理配置地区工业资源

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是传统发展观长期忽视“三农”问题的结果。传统发展观把GDP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忽略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地区GDP增长贡献小，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人为了追求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在选择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配置本地区的生产要素时，往往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到末位来考虑（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也很重视“三农”问题）。西部地区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工业强县”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选择本身并不错。但是，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这些地方却大都以县城为中心来进行工业布局，并尽可能地把各种资源和建设项目向县城集中。这实际上是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复制城市工业化的模式。由于各种稀缺要素都流向了县城这一中心地区，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些县城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高达60％~70％。仅从GDP结构来看，似乎这些县城已进入了工业化阶段。但是，从这些县城经济的辐射能力来看，县城工业的发展并未起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农村人口并没有因县城工业发展而受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与县城中心区的高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工业化路径的结果是，在县域范围内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导的县城中心区虽然发展起来了，但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作用并不大，县域农村人口仍然处于比较贫困的状况。这是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村工业化的根本目的是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使广大农民都能走上致富的道路。这就需要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考虑工业布局问题。在西部地区，各县级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地区的资源条件，实施优惠政策，推动企业适当向重点小城镇集中；要考虑县域内城镇体系的发展，而不仅是县城这个中心点的发展。这是在配置资源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果没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观念，只把眼光盯在县城中心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二、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选准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的方向

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低的优势；二是以技术含量不高的日用工业品为主导产业，例如小家电、服装、玩具、皮鞋以及打火机、圆珠笔等；三是利用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产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西部地区能否按同样的模式来推进农村工业化呢？

笔者认为，沿海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西部地区不能重复沿海地区的路子。如果西部地区农村工业也搞出口型的日用品加工，那么，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一是没有区位优势，产品出口的运输成本高；二是没有技术优势，产品的制造成本也高。西部地区的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之前，首先就面临着与沿海地区的竞争。因此，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应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新的发展方向。

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趋势逐渐减缓。沿海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例如粮食、肉类的供给对外部地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这为西部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一个机遇。西部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着突出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产品数量多、品种多，原料供应丰富。西部地区农作物产量大，例如，粮食、棉花、麻类、糖料的产量均占全国总产量的25％以上。除农作物以外，西部地区畜牧业也很发达。但是，这样丰富的资源并没有在西部地区得到充分的利用。

第二，农产品价格低。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成本低于沿海地区。以肉类为例，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的数据，2004年12月下旬，沿海地区的鲜猪肉价格为18.2元／公斤，西部地区为17.2元／公斤，沿海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5.8％；沿海地区的鲜羊肉价格为20元／公斤，西部地区为16元／公斤，沿海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25％；沿海地区的鲜牛肉价格为19.9元／公斤，西部地区为16.9元／公斤，沿海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17.7％；沿海地区的鲜奶价格为5.24元／公斤，西部地区为3.82元／公斤，沿海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37％。上述比较是以东部、西部大中城市的市场价格为依据的。实际上，西部农村地区的肉类价格比当地大中城市的价格还要低30％左右。如果在西部农村地区就地发展肉类加工业，其原料成本优势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

第三，劳动力成本低。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相当大，工资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以2004年为例，1~11月，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月平均工资为1151.1元，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月平均工资为706.5元，沿海地区城镇居民工资水平是西部的1．6倍。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工资水平不仅受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还要受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工资也会相应下降。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来看，2004年1~3季度，沿海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4097.2元，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502.8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是西部地区的2.73倍。这种收入差距客观上形成了西部地区在工资上的竞争优势。

第四，产品差异性优势明显。产品差异性是构成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产品的差异性主要是指由特殊的自然条件（例如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等）而形成的农产品品质上的差异和成熟时间上的差异。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特色农产品具有典型的不可替代性。比如，新疆的棉花、葡萄，云南的甘蔗、核桃、花卉，陕西的苹果，四川的马铃薯、柑橘、梨，宁夏的枸杞，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的中药材等都很有地域特色，这也是沿海地区不能相比的优势。

利用上述优势，西部地区可以建立起沿海地区无法与之竞争的农产品加工业。选择农产品加工业（或者说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的优势，也符合产业布局中的地区分工原则。

三、利用加入WTO为中国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市场是决定农村工业化成败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要推进农村工业化，必须要有庞大的市场需求来消化农村工业化所形成的巨大的生产能力。这个市场不仅包括区域性市场和国内市场，也应包括国际市场。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差、技术基础薄弱，对现代生产要素吸引力不强，其农村工业的产品很少涉及汽车、通讯、电子等新一代消费品领域，而是以生产资源加工型的传统产品为主。在国内市场对传统消费品的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农村工业要大规模地扩张，就必须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中国加入WTO，为传统工业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传统工业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劳动密集型产品正是中国特有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中国出口贸易连续多年保持了高速增长。

如果西部地区农村工业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一个重点，这些农产品有没有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成为事实。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弱，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市场经不起国外农产品的冲击。然而，加入WTO后的事实却证明，中国农产品有很强的竞争力，国外农产品并没有能够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市场。相反，中国农产品出口却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并且至2003年，出口一直大于进口。2003年，在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25亿美元的农产品贸易顺差。目前，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初级农产品。初级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丢失了宝贵的加工环节的利润。作为世界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甚大。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深度在90％以上，其加工业产值大都是农业产值的3倍以上，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5倍多。而中国农产品加工深度只有20％~30％，加工业产值还不到农业产值的1倍，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劳动力还不到从事农业生产的1/5。西部地区与发达国家比较，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则更大。国际上通常用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的发展程度。目前，中国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在0.3~0.4：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这个比值仅为0.18：1，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3：1的水平。因此，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企业应将其产品开发的重点放在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上，以此来提高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只是一种短期优势。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低工资的优势会越来越小。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逐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低工资将不再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优势。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工资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西欧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在15至30美元之间，约为中国的25~50倍。墨西哥和东欧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大约是中国的2~8倍。但是，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并无太大的低工资优势。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对中国6个城市（北京、上海、大连、沈阳、重庆、深圳）和东盟6个城市（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河内）工人工资的调查，上海、深圳、吉隆坡工人的月工资水平大约为200美元；北京、沈阳、重庆、曼谷、马尼拉工人的月工资水平大约为150美元；工人月工资水平为100美元的城市是大连、雅加达、河内。可见，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与东盟国家相当接近，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人工资增长速度都保持着高于东盟国家的趋势。

按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2020年，中国的GDP、人均收入等指标均应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实现这一目标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是2000年的3倍左右，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应为2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是2000年的3．5倍，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应为8000元。可以预期，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根据上述情况估计，在10年以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长至少1倍。相对于美国、西欧国家来讲，中国虽然仍有低工资成本的优势，但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墨西哥和东欧工人的工资水平已非常接近。与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则可能不存在低工资成本的优势了。可以推测，中国能够保持低工资成本优势的时间大约不会超过10年。这1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机。因此，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四、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现有的基础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标志是乡镇企业在农村大规模崛起。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期，广大消费者对日用工业品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这一次农村工业化高潮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中国经济从此走出了日用工业品供给短缺的困境。乡镇企业在高峰时期的从业人员曾达到约1.3亿人，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显示了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巨大潜力。

进入90年代后，由于企业制度缺陷、内部管理水平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信贷资金紧缩、产品市场不能扩大、企业效益滑坡等内部、外部原因，乡镇企业发展受阻，长期徘徊不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乡镇企业再次起飞来推动农村工业化，缺乏现实可能性。尽管如此，也应看到，乡镇企业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资产、产业体系和市场，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的平台。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应当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现有的这个平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西部农村工业的发展目前仍然不能脱离乡镇企业现有的产业体系。乡镇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这些产业是在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当地成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受目前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技术基础、投资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农村工业不可能脱离现在形成的产业体系而大规模地发展新兴产业。因此，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最现实的选择是在乡镇企业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二是加快乡镇企业的改制和重组。目前，许多陷入不死不活状态的乡镇企业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进行改制和资产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受资金、技术、资源、人才等因素制约，其比较适合生产力水平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中小企业，而不是大型企业。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经验还证明，中小企业适宜以民营为主。因此，西部地区农村工业的主体力量应当是以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乡镇企业开始大量出现的时候，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以乡镇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一部分乡镇企业是由村、镇集体投资兴办的，其产权归属乡镇，是真正的“乡镇集体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认识上的局限，也有一部分由私人投资兴办起来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戴上乡镇集体企业的“帽子”去寻求发展空间。这些企业从创立之初就留下了产权关系不清的弊病。在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指导方针后，应当还这些企业以本来面目。至于那些当初用集体财产投资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也应当选择适宜企业发展的产权和组织形式进行改制，因为乡镇政府不应管企业，也管不好企业。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不宜再提“乡镇企业第二次起飞”，而应鼓励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和重组，建成一大批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经营机制灵活的中小企业。这样就可以在充分利用乡镇企业原有资产的基础上培育起新兴的市场主体，有利于推动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实现第二次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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