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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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的难点是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过多
1.计划生育成就巨大，但农村人口增长依然过快，数量过多。
我国每年增长人口1500万至1600万，大部分在农村。从生育理论上说，2.1%至2.3%之间的生育率，人口会达到零增长，我国目前的人口数据生育率为1.8%。但绝对增长数量显然与增长率不相符，而且据我近20年来经常在农村的随机调查看，极少见到独生子女户，大多是生育2个孩子，三个四个的也不少，生五六个以至七八个的也不稀罕。2004年，我在山东农村见到4个孩子的农家妇女也才不到40岁，据她说，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计划生育罚款只交很少的钱。2004年我在山西农村调查的几个人口三四万规模的乡镇，独生子女户约在100户左右，其中一部分还是因疾病等多种原因，并非自愿独生子女。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大体是1%的比例，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在河北农村常年资助读书的女孩，她家里3个女孩，这种情况在当地也是很多的。
2.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分夫妇共同进城，计划生育城市社区不管，农村难管，多胎超生相当普遍。每次全国人口普查都有上百万出生后为躲罚款不报户口的所谓“黑孩子”出现。
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生一个女孩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生男孩则不可以再生第二个。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这是个十分不妥当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没男孩，多生几个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会氛围。实际上鼓励了没男孩户多生。
4.计划生育财务制度不够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许多基层乡镇计划生育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工资靠计划生育罚款支付，超生罚款多，这些工作人员工资才有着落，如没有超生的，则这些工作人员工资都成了问题，这种机制造成鼓励多生的内在动力。这又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这种情况如不是真正深入实际，很难了解清楚。现在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对各种重要数据等是保密的，调查相当困难。
以上这些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导致农村人口过快过多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又带来如下后果:
1.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农民靠农业增加收入很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的细碎。人均土地少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为包产到户改革时，全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没有很好的指导，而由农民自己分地，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当时的集体生产队耕地有多少块，户均就有多少块，如果引导得好，农民就会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每户分一二块地，而不是全国农村平均每户耕地约8块，每块约一亩。农民会在土地面积上找均衡。户均耕地太少使农业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过细碎使农业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积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力水平难以进步。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演进的历史。
2.农民增收主要靠进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近亿农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动，却难以离开农村落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总量并没减少，反而增加。同时，耕地没增加却减少了约3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市场经济搞了多年，耕地这种生产资料并不能市场配置资源，不许买卖。土地承包法千呼万唤才出来，但仍然没能解决什么问题。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却常年大面积撂荒，种“应付田”。这种状况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也没根本转变，只是有所缓解，新华社记者在湖北等地农村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已把农民工城乡大流动看成了常态，其实这是不合理城乡关系下的畸形状态。多年来的主流认识是把人均仅一亩多的耕地让近10亿农民拿在手里，说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个“大负担”，由此可以省去财政一大块开支。按这种思路，中国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只能继续存在到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有人说：2003年“非典”期间，在城市的近亿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否则在城市谁给发工资。这就是说农村要荒芜上亿亩耕地，以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们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农村种地。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有人种了，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没人种，但不是由于没有人有能力种，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们不能种。那么除了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间造成耕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外，实际上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仍然等于零。因为制度的人为因素可以得到调整，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们就能种好的。
因此，当城里人觉得不给农民社会保障省心省力省钱的同时，相应的社会代价就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大量增长。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口高增长的国家都必定是小农经济占相当大份额的国家。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则刚好相反。与我国的状况形成对照，现在世界上有60个国家为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出生率低而烦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在为人口过快增长而烦恼。
社会保障本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德国人发明，而由号称德国铁血宰相的俾斯麦政府开始实施的。即使铁血宰相俾斯麦也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而不认为只靠铁和血的镇压是最好办法，虽然他一生镇压的事也没少干。他是两手都要硬。一百多年的世界发展史说明，他的认识和做法是对的。只是被各国不断加以完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再也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了。而应当：
根本转变思想认识。让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思路。不给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表面是节省，实质是浪费，短期是节省，长期是浪费。结果就是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甚至危及我国社会长治久安。我看“非典”以及近年在我国仍相当严重的各种重大传染性疾病，都和人口太多，密度太大相关。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后，就可以真正赋予耕地财产权，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土地才可以大范围进行调整集中，大批现代家庭农场才可以出现，大量投资才可以进入，只有土地产权的明晰，才可以使农业投资人放心经营这种以中长期收益为特点的产业。现行的政策为使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竟控制工商企业、城市居民以及外资等多渠道资金进入农业。严重缺乏资金的农业却阻挡社会资金融入。农民收入低难以投入，政府财政资金也难以较大量投入，又不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作茧自缚，使中国农业支离破碎，十分脆弱。包产到户这种体制要求每一个农民成为集生产者、经营者、市场营销者等所有角色为一体的“全能人”。事实上如同大多数市民只能做劳动者不能做老板一样，大多数农民只能做生产者做“庄稼把式”，却难以做经营者也难以做市场推销员。但我们要长久维持的制度设计却迫使他们做“全能农民”。一户几亩地，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与此对应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增加收入奔小康的现实目标又要求他们去“闯市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方式。如只有一个女孩怎么完成“全能农民”的角色?这是一个怪圈:因为农民没有社会保障，要让他们攥着几亩地做保障，以免影响社会稳定，这就不能使土地适度集中，以正常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被视为大敌，被视为畏途，被视为洪水猛兽。兼并者只能做经营者甚至只能做出资人，生产者劳动者只能仍由农民去做。许多人似乎认为，土地兼并必然导致农民大量失去生计甚至流离失所，因为农民没有耕地了.但没有耕地仍然可以继续务农，如同市民的大多数没有工厂，但可以在工厂做工一样.只是由于耕地形成规模经营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进一步采用，会有更多农民加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队伍。但出路只能是工业化城市化，只能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小农经济的位置。其实上亿农民已经自发进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还有上亿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这两个上亿曾经是但早已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了。他们的大多数在户口本上仍是农业人口，因此我们僵化的头脑中还常常把他们计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发达地区还在闹“民工荒”。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以及技能培训制度，这些应当政府管而至今仍然基本没管的问题。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就业道路。而全能小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多生孩子的生育方式，结果是在强制重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农村人口仍增长强劲，人们总是把农民多生多育认为是传统观念作怪，但正是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才决定着他们的观念和生育方式,而不是相反.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三.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可行性
1.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了，已经提供了一个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码基础。大多数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丰衣足食，相当一部分已经小康。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也握有了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我党的方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之一。相信全国人民都会赞同的。现在市民的社会保障虽然还有待改进完善，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职工也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如果继续把农民摈弃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起码的社会公正公平就无法谈起，也与我党执政为民的原则相背离。
2.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先从养老保障这一部分做起，或者再加上医疗保障。劳动保障这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可随打工企业的市民职工对待，务农的从缓(农民的工伤等事故也是相当频繁的，从缓也是无奈的事)。并且农民的养老保障标准开始从低，以维持基本生存为原则，以后逐步提高。
3.首先在愿意选择独生子女的青年农民中推行养老保障，民政部门代表政府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障手续，6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这就变事后奖励为事前鼓励，使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自觉自愿接受独生子女，一定程度上就会真正刹住多生子女的车轮。这部分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要到几十年以后才领取，财政没有现行的支付压力。这项制度的建立靠的是政府的信誉。只可惜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屡屡失信于民，信誉正在逐步失落，而对一个政府好坏的最后评价是人民对其信任程度。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这个办法施行起来成效就大，反之亦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不仅因为社会保障问题，党和政府都应珍惜自己的公信力，决不能朝令夕改。建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做的失信于民的事太多了。今后对于损害党和政府信誉的人和事要严加追究。我在基层调研中常常发现一些职能部门及其领导人行政不讲信誉，甚至有意无意欺骗百姓，使党和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信誉代价，但往往不被追究，甚至视为正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执政信誉。能力再强，百姓不信，则这种能力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上述这个以养老保障金换青年农民独生子女的办法，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农村人口减缓增长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对生态资源压力的减轻，足够几十年后付给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这是一个只需政府信誉而不需实际支付成本的好办法。只要农村人口的增长明显减少，全盘皆活，农民增收的难题会得到明显改善，因为农民人均收入多年低迷与多生子女紧密相关。全民九年义务教育的压力也会明显减轻。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上限是十几年前一些专家的估算，从这些年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看，保守估计也要达到17亿。中国地大但可耕地不多，中国水少而且大量在雅鲁藏布江等难以利用的地方,全国三分之二城市严重缺水.如把这个办法当做一个事关全局发展战略大的举措，设计实施奏效，毫不夸张的说对中华民族是一大幸事，2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我们仍无可奈何的面对大量增长的农村人口拿不出好办法，却经常去重复什么少生了几个亿的成绩，届时，面对17亿人口，任何一个执政党任何一届政府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30多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北京大学演讲说，任何一个政府面对8亿多人口都会一筹莫展。不久的未来，我国政府面对17亿人口会不会一筹莫展呢?我们总是说自己创造了奇迹，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问题的关键是17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怎样呢?环境生态质量怎样呢?总理不久前访美演讲说，中国许多经济指标总量很大，但被13亿人平均下来都会变成很小的量，因此减少人口数量应是第一国策的提法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时时关注每年又增长了一个相当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
4.分区设计分省实施。中国发展很不平衡。西藏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沿海省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当以世纪为单位计。因此，一纸红头文件推行全国在许多事情上不是个好办法。我主张涉及经济与社会的大问题，大多宜于分区设计分省推进。人们通常分东中西三大区，这种分法在一些事情可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就显得过粗。因此全国分八大区域较好，这就是: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的江浙地区；广东、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的黄河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的西南地区；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西北地区。这八大区域的部分发达省、市已开始程度不同的在农村试行养老保障，但没和青年农民的生育问题结合起来。多生子女和少生子女待遇都是同样的。这样既不能有效减少农村人口又有失公平。多生子女会有较多的家庭照顾能力，而少生子女则较少家庭照顾能力。发达省份目前宜把有限财力用于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特别是收入较低的独生子女户的奖励，以便造成较强烈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舆论，这才能促使大多数青年农民选择并相信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农民是很实在的，眼前的事实才是最好的动员教育工作。欠发达省份中央财政给予转移支付，不断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养老金水平，以更有力地促使更多青年农民更快地接受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这样，中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增长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三农”问题的死结也才有望解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5.从全国财政税收全局的能力看，近年都在2万多亿规模，而且逐年增长幅度较大，另外可以开征一些新税种，主要是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已属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日本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属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而我国已超过0.4，比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高，甚至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比名义的还高，因为法制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健全，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大量存在。把公共财政更大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改革财政收支结构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现在我国大中城市大约3个市民就“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的城市是15个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公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要比我国公民好。这是我们应当好好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