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政治参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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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旨在影响党和政府及自治组织的干部及其决策的活动。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是指我国农民参与政治生活、试图影响各级部门的干部及其决策的行为。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半，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思路等几方面来研究的。

一、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如下特点：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李雪卿，1998）。郭正林则认为当代农民政治参与不再是服从性参与，开始从过去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由此，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制度性、权力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郭正林，2003）。还有的人认为，一方面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并不低，即便是难度较大的参与方式——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也有10％左右的农民尝试；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被动的参与——基层选举、参加村民大会等还是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杨明，2000；徐炜，2001）。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胥莉，1997）；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非制度化参与、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往往合而为一（程同顺，1995）；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谢岳，1997）；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宋海春，2002）；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张祝平，郑晓丽，2003）；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张凤华，2002）；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黄辉祥，2003）。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水平较之以前有了较大提高，当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增强，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叶笑云，2001）。尤令人可喜的是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一支生力军在起主导作用，即党员干部、文化程度较高者（初中以上）、退伍军人、外出打工者，他们无论政治知识、态度还是技能都较好，而且这部分人的态度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基本上能左右政治参与过程（谢岳，1997）。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二、政治参与方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将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来研究，而且大多着重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学者们对二者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所谓制度化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非制度化参与即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章荣君，2001）。

对于制度化参与的具体形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宋伟强（2001）认为，农民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投票选举等活动，从实际意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选举人大代表和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参与。徐炜（2001）则将之分为四种形式：基层民主选举；参加村民会议；与人大代表打交道及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马宝成、谢蕾（2000）则从民主的角度把农民制度化参与分为选举式参与、决策式参与和监督式参与。

学者们对非制度化参与的具体形式也有不同划分。宋维强（2001）认为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有这么几种：家族或宗族活动；人格化参与（包括个人结交、行贿、宴请活动等）；非正常参与（包括合法的上访、投诉以及不合法的上访、抗议甚至暴力对抗、私人报复犯罪等）。倪承海（2001）则把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分为：行贿活动，越级上访活动，家族或宗族对基层政权的干预活动，报复和暴力对抗活动。还有的人把它分为四种类型：暴力对抗型，上访抗议型，违法操纵型，反参与抵制型（孙德厚，2002）。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邢克鑫（2003）从主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处于萌发阶段，对政治参与缺乏明确的认知，多数参与超不出社区、问题性范围，法制意识弱化等；客观方面主要是农村政治制度化有待提高，乡村两委班子缺乏感召力，肆意加重农民负担，少数村干部素质低劣，态度蛮横。孙德厚（2002）则从社会文化背景、宗族势力重新抬头、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恐惧心理、村干部作风不正、地方恶势力兴风作浪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章荣君（2001）则将这些原因归结为：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心理显失平衡；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农民利益屡遭侵犯；农民利益表达不畅，参政机制尚未健全；政治文化多元交织，影响农民价值选择；农民整体素质低下，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利益分化，地区贫困，农民寻求利益保护等六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当前农民制度化参与受到限制的结果（穆晓，2002）。

农民非制度化参与导致很多消极后果，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为此学者们纷纷献策以改善这一现状。赵寅科（2002）提出靠制度创新化解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的观点。穆晓（2002）也认为根本措施是加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倪承海（2001）提出较为具体的四项措施：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立健全农民参与机制和制度；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另有学者主张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法制化（白呈明，2002）。还有学者提出了更为细致的方法，因多与上述重复，不再赘述。从上述可知，当前我国学者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而且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则明显不够，还需要深入而全面地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日益复杂，我们还应开辟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

对于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总的来看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经济动因，一类是非经济动因。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机制，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公利，也包括个人私利（徐勇，1999：298——299）。何包纲、郎友兴经过研究发现，经济发达村要比经济落后村的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高，选民对投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何包纲、郎友兴，2002：163——165）。胡荣的案例研究则强调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其研究也发现村民参选的回报和候选人竞选的经济利益是农民参选的主要动机（胡荣，2001：57、100）。程同顺则强调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的决定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国外学者也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动机问题（Oi，1996；Oi&Rozelle，2000；Shi，1999）。这些研究都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许多学者还研究了农民政治参与的非经济动机。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支持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办事公道”（于建嵘，2001：415）。何包纲、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显示，农村选民的投票行动主要受其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表明农村社会公民意识正在形成（何包纲、郎友兴，2002）。周晓红则从自上而下的视野，认为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动机主要是破旧立新，以后的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主要是制度重建及制度创新（周晓红，2000）。国外学者中，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Obrien&Li，1996；欧博文，2001）。无论是经济动因的研究还是非经济动因的研究，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庄的具体情况，地域特色浓厚，而共性的研究却鲜见。

四、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学者们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制度及其他因素几个方面来分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徐炜（2001）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因素即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政治文化（如家庭意识、乡土意识、重礼俗不重法治等心理状态）的影响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祯（2003）则认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是农村利益格局的变化（由单一走向多元）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李雪卿（1998）在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同时指出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叶笑云（2001）从心理的角度分析认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是传统的双重政治心理（对皇权既崇拜又疏远的二元情感、既逆来顺受又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有均平思想又有特权观念的双重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即一方面企盼“明君”、“贤相”、“清官”，一方面又做着“顺民”、“良民”。郭玉兰（2003）则更为具体地从文化心理上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十大文化心理因素：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礼俗重于法制的“关系学”概念；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传统；无争无为思想；知足怕变思想；权力崇拜与畏惧心理；清高自许的落后美德观；官本位思想；小生产者心态；从众主义心态。杨明（2000）通过他的研究认为，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参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差异在人们的参政行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农民的年龄对农民参政行为影响不明显，收入水平影响也不是很明显。郭正林（2003）通过他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而同个人的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通过职务经历来体现）关系密切。杨立华（1998）通过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尽管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但这不是决定因素，农民的参与兴趣、能力和客观因素如体制的弊端同前两种因素一起起作用。仝志辉（2002）则以独特的视角从政治社会分层将农民分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村民，认为精英动员是当前农民投票率增高的重要因素，而抽象的公民文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村民的高投票率，这为研究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野。

五、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思路

针对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提高农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质量的设想。张祝平、郑晓丽（2003）在三个方面提出设想：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热情；加强参与制度化建设，拓宽参与渠道。陈强虎（1999）从分析村民权利虚化的小农经济原因入手，提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的培养必须重新塑造新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吴志明（2001）则提出，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化公民意识，也是解决当前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一条措施。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程通顺和张长虹（2003）介绍了西方农民自组织的情况和经验。王智军、项生华（2003）则提出了加强农民自组织建设的解决思路，认为农民自组织作为农民抗拒市场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形式、作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话语途径，其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无法替代的，并提出我国农民自组织建设的设想：从纵向层面建设成农民自组织、地方农民自组织和全国农民自组织；从横向层面可建设成立涉及农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经济自组织、政治自组织、文化自组织和社会服务自组织等。

张宁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通过对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张龙平（1999）也提出，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是“射程最远的大炮”，农民可以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学者们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而且深入，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少而且多停留于表面；对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分散，某个角度的研究较为深入，而综合性的研究鲜见，对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有关农民政治参与实证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但多数分析得比较简单，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