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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的“一号文件”,是我党执掌政权以来第一次就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出专门文件,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央对此的关注程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增收速度就逐渐放缓。进入九十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从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水平仅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百分之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扩大到目前的超过三比一。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农民购买力持续不强,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消费拉动力不足。这是内地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农民有了承包经营权,随后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农村工业发展受到了鼓励。当这些政策被逐渐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适时出台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显放慢了。增加农民收入,涉及到许多带有体制性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首先从农村来看,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农民还没有充分的权利按照各种产品利润的高低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特别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不论市场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有多高,农民仍不得不继续种粮。
再看农村与城市的结合点。农产品进城的销售价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去年一度出现粮油价格上涨,城里便传出一片惊恐声,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粮油价格。而事实上此时的粮油价格还远比七年前低。据统计,二○○二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用在粮、油、肉、菜方面的开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千多元。就在这年,反映家庭食物开支与总收入之比的恩格尔系数,在城镇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内地有媒体欢呼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象征,其实降幅如此之大,明显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表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而从城市来看,进城务工农民仍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仅以年前内地广泛报道的老板欠薪情况为例,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薪水,却绝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进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相当低,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费繁多、检查繁多。现在农村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进城农民数以亿计,他们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论及了上述三个问题。事实证明,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一个农村问题,必须农村和城市一起抓,从根源上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