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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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其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其实践世界之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他们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这足以使他们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城市。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路径依赖作用，获得一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适应、融入城市。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

关键词：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性；现代性：“脱根”过程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农民工进城后如何面对这个“新奇”而又“陌生”的世界？城市适应首当其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学术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颇多。也有的学者用城市融入替代城市适应来探讨这一问题，二者实际上无本质区别。以往的相关研究至少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强调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现代性特征（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a，1998b；江立华，2003，2004）；第二类是基于社会化视角的研究（朱力，2002），还有的则探讨农民工不彻底的社会化现象，即“双重边缘人”（王春光，2001；唐斌，2002）；第三类是农民工城市主体互动关系的视角，这个视角实际上包含社会冲突论和社会排斥的视角（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还有学者在社会距离的视角下来研究这一问题（郭星华、储卉娟，2004）；第四类是基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渠敬东，2001；李汉林，2003）；第五类研究则停留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内容、障碍和对策的层面上，缺乏理论透视的力度。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视角而展开。当然不同视角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侧重其一，但相互交织、互相补充。现代性视角和社会化视角从传统现代、乡土城市和所属群体参照群体的二元模式出发，强调农民工以具备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理性地调整、改变自己以向现代性和参照群体靠拢的过程。这两个视角的研究是完全在二元对立的理论语境下进行的，其缺陷是先验地断定了（可能并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过于强调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现代性和参照群体的依赖。农民工城市主体互动关系的视角也有前两个视角的不足，但其高明之处在于这一视角考虑到了农民工与城市主体、现代性和参照群体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一视角却简化了影响因素，预设农民工与城市各主体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关系。社会网络的视角充分地考察到网络结构因素对农民工重建生活世界和支持系统的重要意义，但有夸大关系网络在其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作用之嫌，低估了农民工自身的创造能力、反思性特征等自主性因素。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先前研究往往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假设为一种理论上的应然和必然，基于此逻辑起点，力图对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过程和结果做出一种理论解释，有意或无意地偏向一种路径选择或模式的经验运用（如现代性和冲突论视角），并赋予其以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存在本体性的缺陷——把为解释实践而构建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布迪厄，2003：125），从理论来推理实践而不是从实践出发，人为地设定“应然必然”之关系，采取化简方式来达到预期的解释目标，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城市适应这一过程的模糊性、流变性、即时性和紧迫性。因此，只有回到经验事实本身，从实践出发来研究该主题，才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克服以往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笔者认为，移民或流动人群的城市适应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就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对城市的适应本身是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其意义也是由生活世界赋予的。而在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最大的表征莫过于生活的结构和行动的转变。不适应的最大问题也在于生活中的行动与外部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城市适应鲜明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适应的形态是文化、经济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和社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城市适应的实践与生活世界具备同构性和同一性。

此外，以往研究针对农民工不同亚群体的研究很少，而我们的调查表明不同年龄层次农民工的特征和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以实践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的形态与逻辑。

二、研究路径

实践社会学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强调“实践”，实际上也即要求我们重视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野以及经验事实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关注普通行动者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意涵，力求避免忽视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自主能动性和行动策略。因为正是这些作为普通群众和人民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伟大的历史。黄宗智（2005）指出，因为社会现实可能并不符合现存的理论建构，我们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它的实际及其运作逻辑，若纯粹从理论的“假设”出发，很容易完全脱离实际、歪曲事实。本文从实践出发——而不是把既有理论当作研究的开始，即力图践行方法论上实证性与反身性的二重性（Burawoy，1998）标准，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反思性立场，避免研究者的偏见和预想（pre-conception）对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事实的影响，力求更接近于现象的真实形态。

我们从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孙立平，2002）来考察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实践之形态与逻辑：通过回到经验事实本身，遵从发现的逻辑（logicofdiscovery），深入理解和分析行动者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内涵和意义，力求发现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与结构性因素的互动关系；通过考察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实践逻辑，管窥群体的特征及其一般社会过程和社会事实。基于对行动者自主性和策略的重视，我们将克服结构论、行动论和制度论对实践逻辑的压制，同时也不忽视宏观社会结构与制度因素。

三、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目前，青年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调查，2004年1.2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占61.3%，农民工总体平均年龄为29岁（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5）。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16岁以上、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特别是“19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本文的经验资料源于笔者2004年春季在武汉、2004年12月在广州和东莞以及2005年12月在长沙集中做的35个个案访谈，其中的一些判断和结论还源于笔者分两个时段共一个多月与青年民工的共同生活（分别在东莞与长沙）以及寒暑假期间与打工乡亲的闲聊。

本文界定完全适应城市的状态应该是心理和行为上都接受和习惯（并不一定要求心理上完全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此，我们并不提经济要求，因为经济意义是嵌入在以上内容之中的。适应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状态。作为状态的适应是一种实践感，通过生活中持续不断、往往不被人们明显觉识的系列磨合、矛盾和冲突（不适应问题）的解决而达成。

我们所要探索的实践逻辑被布迪厄称之为“实践的模糊逻辑”，是人们在实践行为中的“实践感”的逻辑。实践感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然非按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和目的性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布迪厄、华康德，2003：101）。布迪厄视野中的实践是包含了日常的经济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实践。本文中的“惯习”沿袭布迪厄（1998：171178）的定义，指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们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是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的惯习包括习性，但笔者认为惯习在本质上等同于“习性”，二者只不过存在细微差别。习性（乡土性）更加生活化，是在生活中所获得的习惯和性情，它强调对生活的适应；而惯习（实践性）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位置的适应，同时惯习本身又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也就是说，习性是生活性的，而惯习是结构性和关系性的。本文视具体语境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四、四个世界与城市适应

（一）四个世界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的青年农民工就成长于一个社会转型期，面临与先辈们有着很大不同的结构性背景。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给他们的生活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发现，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的交互作用之影响，其城市适应的实践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作为客观世界和宏观层次范畴的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与作为微观层次的农民工的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见图1）。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进城之前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想象世界是他们进城后的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试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一般地，实践世界是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它可以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农村、小城镇和城市），但对于进城青年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

（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与城市世界

青年农民工进城之前就有的乡土惯习并不容易改变。生长于斯的乡土世界是他们的根（root）之所在，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们进城以后的初期阶段。对他们来说，乡土世界是一个长期虚拟、偶尔真实的世界。在与城市的磨合阶段，由于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他们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距离感，自我意识也否定城市的归属倾向，往往觉得自己的农村家乡更好。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XZ，F，18，GZ）（注1）“不想在城市安居，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草窝’，在城市安居的困难很多，不会讲本地话，吃的也不一样。”（XMY，F，19，GZ）“我来广东也有几年了，感到外面到处都是陷阱，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猜疑的那种，在家里做的大多是力气活，必须盘算着用每一分钱，但是广东这里就不同了……”（XR，F，21，DG）

一旦将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进行比较，很多人对自己的农村家乡的归属意识反而更加强烈。家乡意识强烈而对所在的城市社区毫无意识，这是他们对城市社会活动不参与、对城市设施不爱护甚至对其进行破坏的直接原因。当然，这种状况随着他们对城市逐渐形成认同感后会有所改变，特别是当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其实城市比起我们家乡的小镇和农村的确要方便、舒服，像交通啊，购物啊等等，都非常便利，就是消费要比较高。”（FY，M，21，DG）

想象世界代表着他们试图超越父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梦想。进城前的想象世界是他们基于已获得信息之上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构想。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大多在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城市打工，他们几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而在传媒信息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他们到城市打工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对城市生活世界的轮廓和对未来的憧憬。想象世界会随其境遇而改变。进城后，他们发现现实的城市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先前对城市生活的想象会在进城后随着现实的不断冲击而逐渐淡薄、消逝。于是，实践中的想象世界是不断变化、不断调试的。调试过的想象世界对他们适应、融进城市影响甚大。甚至当他们回到农村，他们从穿着、消费到行为举止仍效仿“城市人”的形象。“城市人”的形象是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可为他们赢得某些象征性利益。他们借此维系其似乎高于农民的社会地位，维持他们在农村人中的形象。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角色的错位。

“还没有出来打工的那阵子，我想象着那是多么的美好。每天坐着地铁去上班。在我眼中的城市是多么的舒服。来了才知道，那种生活不是人人都可以的。那是白领们的生活，我们与那种生活相差太远了。”（RH，F，18，DG）“以前在家的时候，看着那些打工回来的人，我充满着好奇，总想着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精彩，我想那个天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买自己想要的，出来打工后才发现并非如此。”（LND，F，17，DG）“我想象的城市是钞票不断，可以尽情自由地玩。”（FN，F，18，GZ）“来这个城市之前，我想象的是那种白领的生活……”（XMY，F，19，GZ）

城市世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但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就具有真实意义，因为他们与城市真正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他们参与城市公共活动的机会更几乎为零。这就意味着，城市世界可能外在于他们，在很多方面与他们都不大相干。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直接刺激他们的感官和欲望的世界。而一旦跨入城市，适应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就是城市的意义结构的重塑过程。当然，城市对他们的具体影响因人而异。

“刚出来打工时，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总感觉自己在仙境似的。”（WL，F，20，CS）“再与以前相比我变得活泼开朗，爱交朋友，爱学习了，从单纯的校园踏入复杂的社会，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越来越多，需要学的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我必须朝社会需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YZ，F，19，GZ）“城市确实也有改变人的时候，起码它让每个人的观念都变得时尚了、时髦了。”（WL，F，20，CS）“其实在这个城市，如果你把握不住自己，就很容易学坏，就像我现在这样。以前我是不喝酒的，甚至滴酒不沾，但是现在的我可以喝几瓶了。还有一点就是上进心没有那么强了，刚出来雄心壮志的，发誓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来，现在好象是在混日子过的感觉……”（YZ，F，19，GZ）

在与城市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惯习的意义结构被新的场域不断地改变、型塑和重新建构，这体现在即时行动与传统行动的传承性和超越性结合的特性之上。同时，他们的认识性参照群体和学习性参照群体也从乡土事物和乡土规则转向城市主体。实际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建立起对城市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框架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前提。因此，他们适应城市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惯习的变迁过程。一旦他们的惯习适应了城市世界，这种惯习也就很自然地引导他们驾轻就熟地应付城市的生活、工作、社交等各个方面。这个过程体现为他们重新建构适应城市的规则和概念图式。但此过程对一部分青年并不顺利。城市世界的现实是残酷的。想象世界中的美好图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淡漠，不断地被现实击得粉碎。有些不适应城市的青年回流到家乡城镇，沦落为阶段性的“街角青年”（符平，2003）。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适应这里，我还是比较向往家里那种清静的生活，没有机器的喧哗，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都那么简单。”（XZ，F，18，GZ）“我现在准备辞工回家。感觉好累啊，特别是心累，来这里打工确实让我变了很多，让我变得很讲究了，我开始学会打扮自己。将来嘛！那个很难说，反正也不能总在外面打工，回家学点什么啦！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啦！”（LND，F，17，DG）

（三）真实生活世界：实践世界

1.实践世界与“实践性”惯习

事实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生活世界是一个流变的实践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他们的主要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在此展开。当他们完全地适应了城市、被现代化了以后，实践世界就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世界。这意味着其农民的身份已经成功地转化为城市居民，或者，至少具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特征、思想和行为。实践世界是他们获得部分现代性的实践场域。全球化趋势下的现代性虽然在不断地扩张，对整个社会和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个体施加影响和压力，但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的相对自主性和不同的实践逻辑并没有消失。相反，还有增强的趋势。他们在实践世界里获得的惯习不同于乡土性和现代性，但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二者的某些特质。它由二者演化而来，孕育于二者之中而又体现出二者的痕迹。本文称之为“实践性”（praxisity）（注2）。实践性是实践世界的惯习，以独特的内涵和意义型塑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实践性被规定于实践世界的具体场景当中，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意向，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同时也昭示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而实践世界（尤其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场域）作为一个客观的实践场域，是他们所属群体所共享的，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交际、学习和娱乐等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尽管实践世界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但因超越了个体层次而有可能成为约束行动的结构性因素。

实践性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动系统与实践世界结合起来加以客观化体现，并生产出实践世界的相对自主性和实践逻辑。实践世界的相对自主性和特殊的实践逻辑产生于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环境，体现出他们的实践性以新的方式与乡土习性决裂、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的趋势。但现代特质的获得只能在城市世界才能完全获取，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世界只是部分地获得现代性所包含的秩序感、计划性、时间感和科层制原则——除非实践世界已经与城市世界完全重合了。他们是在适应生活、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完成城市适应的，这个过程也是祛除幻象的过程。在城市生活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实践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条件，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他们在城市实践中逐渐生成的实践性惯习，“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布迪厄、华康德，1998：24）。他们恰恰是通过实践世界的行为规则、社会生活秩序的心理积淀与行为模式的传承，以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他们身份的社会适应性。

2.实践世界的生活轨迹与生活体验

斯科特（2001：6）在研究东南亚小农的生计和政治时指出，由于接近生存线边缘，农民对抗外来生计压力时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体现出一种“生存理性”，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横财。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农民也有着趋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即安于现状、寻求稳定、小富即安、不善冒险。但对当代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农民身份只不过具有先赋的制度意义，并不具有“农民”的实际意义。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依循要生存的简单逻辑，更不再是收入的“自我剥夺者”。相反，他们不轻易放弃任何发大财的机会。频繁的生活选择都不过是他们追求更好生活的一项行动，是他们争取有所作为和出人头地的一次实践。他们的观念和行为选择依循基于生存理性之上的要发展的逻辑，体现出实践理性的特点。所以，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似感性的选择和行动，而对于他们自身来说都始终贯穿了这一逻辑，因而显得意义重大。

21岁的湖南小伙子FY原本在番禺某制鞋厂做得不错（之前也曾在广东学开车，去过河北跟叔叔做生意），后来自动离厂去了长沙，向亲戚借了几千块钱做起了快餐生意，但两个月不到就因生意不好而倒闭了。接着又跟朋友一起搞起了KTV，半年后因生意不景气而放弃，最后通过亲戚关系在长沙谋到在公司开货车的工作。24岁的成都小伙子MJ因小事与老板吵架而失去安逸的工作，到广州的最初一段时期却靠从事非法传销来维持生计。类似的个案很多。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轨迹显示出鲜明的流变性和选择的频繁性。他们先不管所做的选择是否一定正确，有的可能就是一时冲动。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在权衡处境、稍经判断和算计后采取行动的。一旦有比较好的机会出现，经过稍微的权衡（而不是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推理），他们往往能够冒点风险，舍弃眼前的利益和安稳生活。这是他们的潜在行为倾向对变化了的客观结构和生活情景进行的自发调试，而这种调试未必就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相反这本身就是一种有点感性的冒险行为，因为他们唯恐与好机会失之交臂，任何一个机会选择或生活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改善他们生活处境的“拐点”。这一实践感不遵从规则，更不以精明的算计回报为基础。我们认为这样做出的选择即使经最后的结果证明是不妥当的，也是他们的一种合理选择（而非理性选择）。他们几乎不去理性算计，更不是依靠“生存伦理”行事。这一系列的选择和行动所依循的发展逻辑被嵌入在一种“权宜性取向的情景理性”（刘爱玉，2003）之中。他们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行为，不过是在既定情景下受有限理性和情感支配而发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或者说，这些行为习惯不是通过规则学会，而是通过“和那些习惯于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人在一起”才学会的（康纳顿，2000：29）。

他们频繁而反复的选择和放弃行为经由“实践性”惯习所引导，也正是他们适应城市的产物。正是这些让人多少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显得感性和缺乏逻辑的行为和选择，建构着他们各自独特的实践世界。也正鉴于此，他们诸如此类的行为具有非常意义。由于他们在行为选择上遵循生存理性之上的发展原则，是权宜性倾向的情景理性，所以，实践活动的原则不是一些能明确意识到的、不变的规则，而是一些可能比较模糊的实践图式。在这里，他们最基本的行为逻辑就是现实实际取向。他们不同于城市人也异于地道农民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实践世界的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

而突发事件不仅考验了他们，也增加了他们的城市生活阅历。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他们掌握了相当多“转危为安”的策略和技巧，能够用来对付生活中不可预测、不断变化着的境遇。现实社会在给他们教训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最为实用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体现出他们与具体生活情景遭遇即被生产出来的“自发性”和“衍生性”。城市的遭遇教给了他们很多城市生活的策略、知识和技术。这些对付现实生活中各类问题的知识贮备对他们适应城市至关重要。他们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获得了有关言语和行动方面的技巧。同时，他们又把这些亲身经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同在城市打工的亲戚、朋友和其他人。这种个体的私人经历和处事经验经过波浪式的传播途径扩散开去，最终，转变成了他们所属群体的集体记忆（这样的事件和“故事”很多，下面仅举一例），逐渐形成、累积并身体化为他们的城市知识，发展出他们实践世界的行动原则：跟城里人打交道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千万不要相信大街上的任何陌生人（警察除外），不要同他们搭话；不能拣别人掉落的财物；跟单位签合同时不要把证件的原件给他们……不过，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可能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反过来学会了诓骗和欺诈他人。

“城市的生活很复杂，常遇到一些骗人的事。还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去南海玩。就在坐公交车的时候，被一个老太婆骗了，还（被）骗得很惨。她说她在车上捡到一枚戒指，她叫我们向她买，说着便哭了。当时我们看她可怜，就说我们只有一百多块钱了，买不到。她却说，够了，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反正她也用不着戒指。本来我不想买的，因为我不相信那么大一个戒指只要一百块钱。但我朋友说划得来，叫我把钱给她，她以后再还我。没办法只好给她了。等那个老太婆一走，又来了一个妇女，她说戒指是那个老太婆偷的，还说我们犯了罪，要把我们送到派出所去。当时真的吓死了，幸好来了一个出租小面包车。告诉了他我们要去的地址就上车了。谁知道他们也是一伙的，还问我们要钱，说不给就要送我们去派出所，关他个十多天。那时候真的没钱了，他载我们转了几圈，我们把剩下的二十块分给他一半，强行要求下车。下了车看到有制服的，我们就向他们跑过去，他也没追过来。问了几个治安人员，我们才顺利到达南海。”（XZ，F，18，GZ）

在婚恋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遵循乡土世界的传统相亲方式和早婚观念，大多已经自由恋爱，而认识恋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通过互联网等相当浪漫的现代方式。他们积极地实践着“流行”的爱情生活方式。相比仍在校的同龄群体，他们在“试婚”（未婚同居）上更是积极地跨出了一步。一起打工的未婚男女租房同居的现象很普遍。若不考虑生理需求的话，从建立家庭的角度来说，男性更愿意并努力通过这种“划算”的途径娶个老婆，而女性也希望在自由恋爱中寻找到合适自己的另一半。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倘若按当今乡村的风俗和“行情”来娶老婆，有的根本就有心无力。

“……我从学校毕业后就来到我们的省会成都。我女朋友就是成都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所以就经常去上网。有一天，当我打开QQ时，上面居然没有一个人。这时一个陌生人加入了，她就是我目前的女朋友。我们聊了一个上午，当要说再见的时候真的感觉有点相见恨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就更加直接了，不再用上网的方式，而是直接通过电话联系。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们的关系更加进一步了，直到发展到现在的关系。”（JC，M，20，GZ）

五、结构约束下的行动：实践世界的生存策略

（一）人际交往：主动把握还是消极回避

跟没有外出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无疑有着更大的生活圈子。更大的生活半径意味着他们有着更多的现代性特征。在外面结识的朋友是他们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但他们在城市的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这一点已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他们在异地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亚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产生的人情在其日常生活中依然起着一定规范和支持作用。但笔者发现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很不同于项飚研究的北京“浙江村”的经商农民，并不存在太多通过亲友关系“锁住”其它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此那些关系的互动也不多。他们同其他同样来自农村的打工仔，形成了较为狭小的交往圈子。但即使是年轻的打工仔们内部的交往，仍还有相当的工具性和功利性成分在里面。原因之一可能是，流动性生活的“无根”特征使得他们觉得并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建立和发展情感主导型的朋友关系。“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就是没钱，以前有钱的时候，别人都关心你，可是当你没钱的时候他就不认识你了。”（XMY，F，19，GZ）

为什么他们的交往群体呈现出封闭性和同质性特征？社会排斥理论在这里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城市市民享有地理、经济等各方面的优越意识，从而歧视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的打工仔，同他们保持距离，这是显示自身优越地位的策略之一，也是产生外地人与当地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青年农民工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敬畏”和“高傲”的城里人所持的先入为主的认识，即他们对城乡差距、对城里人的刻板印象，使他们也极少愿意主动同城里人交往。于是，他们下意识地（而不是刻意地和明确地）发展出一个同质性高的封闭性交往群体，希望以此来获得支持和保护以及自尊心的满足，从而，民工与市民之间形成了两个近乎隔绝的世界，形相见而人不识。

“本地人在某些观念上是与外地人不同的。他们总是认为外地人是多么地卑微，对外地人是那么地不信任。有时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外地人当回事。”（XM，F，19，WH）“城里人大多是势利眼，狗眼看人低，想交几个真心朋友都很难。每家每户不管白天黑夜，各个都门窗紧闭。你看城市里的人家，有几个上来串门聊天的？我们家乡就不同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敞开大门。”（MJ，F，24，CS）

当他们发现参与、进入这个社会很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积极地向社会表达、推销自己——而不是畏缩或回避，去争取自己身份的认同，还是可以融入当地社区的。实际上，当今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经越来越经由其成员来选择、采取，而不再或者说很少是再生产的自然结果和历史的延续。笔者非常赞同威菲奥卡（Wieviorka，2004）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日益成为试图建构自身生活意义的个体们的主观决定。”由此可以说，他们受歧视、遭排斥、被孤立，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他们自身合作的结果。他们所普遍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心态，对现状的屈服和承认，发展出他们与城市世界之间一种误识的不平等契合关系。这种关系以意识的形态寄居于他们社会化了的身体内部，身体化了的意识随即反过来又强化他们模式化的思想和行为。也有少数并未陷入这一恶性循环（后文有例）。这部分少数人往往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或技术能力，在城市获得了人力和社会资本。他们平时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能以增加人力资本，与上级、同事、城市人打交道时热情、灵活和诚恳，创造了与城市世界的和谐关系。他们在经济、心理和文化上一般都能适应城市。

（二）结构约束下的经济行为

调查发现，即使拥有某些技能，比如有驾照、厨技、钳工技能等，但如果没有熟人或朋友经由介绍，他们也很难找到施展技能的工作机会。社会结构的约束在这里显而易见。而当社会未能给他们提供机会时，他们中的胆大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受社会环境和不良同龄人的影响，加上自身又缺乏自制能力，女性、男性沉迷于赌博或走上贩毒等犯罪之路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还有的渴望轻松赚大钱或一夜暴富，不甘心也不屑于从事辛苦单调的体力活。他们缺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又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有时还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在城市中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由于自身的社会竞争力不强，他们即使暂时地拥有一份工作，也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加入到失业的队伍里去。当未能与城市发展出融洽的关系时，有工作与没有工作都有激发矛盾的可能。

遭受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是很多青年农民工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他们为改变其所处的境遇、结构和制度（有时仅仅是为了维护尊严），会采取一些反抗行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抗行为和极端行为是与其老板或车间管理者的紧张关系造成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地方性现象。罗西格诺和霍德逊（Roscigno&Hodson，2004）通过对美国82个工厂的细致考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还有，偏向资方的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法律法规文本与实践的断裂（江立华、符平，2005），都是阻碍他们适应、融入城市的重大因素。

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正当权益而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高昂而惨重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我们都有必要从体制和政策以及资方的市场素养上来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对策。笔者在东莞厚街调查到，某厂一名16岁女农民工因为老板拒绝给她加二百元工资，据说这是老板曾经许诺的，她就叫黑社会的人把老板给砍死了。而受到社会和媒体普遍关注的王斌余案，更凸现了资方市场素养的缺陷、制度的诟病及政府角色的缺位。

青年民工从乡村跨入城市，不仅要突破结构约束，包括显见的正式制度、规则和程序，还要形成一种群体的文化意义框架，包括共享的价值观、态度、惯例、符号以及认知的网络，而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城乡结构与制度差异直接给他们制造了紧张与矛盾，使他们的偏好、自我印象和身份认同难以正确定位，失范和越轨行为则是未能适应的直接表现。城乡差距导致他们物质欲望增长，刺激着他们的感受和思想意识，于是期望与现实之间陡然出现差距。当不能正确认识和面对现实而心态失衡时，他们为实现目标也就可能不择手段，这直接导致越轨甚至犯罪行为——而这不过是他们改变自己弱势地位或控诉社会不公的一种极端方式。

中老年农民工趋向于回避风险行为，懂得规划自己的经济生活以及如何确保稳定的生存条件，青年农民工则相反。他们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来实现发展的超越。这一过程往往包括（1）无意识地接受了城市文化的熏陶；（2）有意识地模仿并实践着城市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并有意拉开与乡土价值观和习性的距离；（3）学习和掌握能获得一份较好工作的技能技术；（4）等待并寻求发展机会；（5）抓住生活中偶遇的机会；（6）利用机会，实现发展。

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场域”，包括其所置身的情景、结构、制度以及文化等诸要素。吉登斯（1998：271）认为，由于结构与能动作用（以及能动作用和权力）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所以结构始终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与实践世界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和城市人对农民的歧视等非制度性因素并不足以把他们全部排斥在城市世界之外。这对许多善于学习、聪明勤奋的青年农民工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铁三局上海华海工程公司的黄涛，就是从混凝土工做起，从农村青年和城市“打工仔”到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和上海团市委候补委员。

尽管他们都知道在城市扎根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志向者会放弃追求，这也并不能打消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渴望。“如果我有朝一日有了一百万以上，我还是要在城市定居的。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做一个城市人总比做乡巴佬好！”（FY，M，21，DG）“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感觉这里是梦想的摇篮，因为它充满希望，充满活力。”（CLM，F，18，GZ）他们会想方设法为能够过着像城市人那样的生活方式而努力，比如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只要心定，没什么趟不过的河，没什么困难困得住我的……通过自学英语和电脑来尽快完成现在的目标。”（CLM，F，18，GZ）“争取英语水平达到六级……（争取）做一个顶尖的‘白领’。”（XR，F，21，DG）但梦想与现实之间却存在鸿沟。事实上，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农民工非常少。社会的经历与遭遇甚至还会在其身体上留下痕迹。在调查对象中，就有在自己手臂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上留下烟烧或刀割疤迹的年轻人。当生活使他们觉得无所适从、不堪压力的时候，一些小事的刺激就有可能使他们采用自虐或自残的方式来解脱精神上的重负。

由于当今社会制度安排的限制以及个人能力和机遇的缺乏，他们中的多数并不能融入城市，而向上流动的渴求只会使他们处于生存与超越之间的焦虑状态。事实上，国家和社会并没有给这个特殊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有效机制，反而还对这些缺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实行排斥的封闭政策，实行人为的、组织的、有意安排的排斥（这在企业招工及员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表现明显）。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定的、确切的和难以改变的。这是一种结构决定行动者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结构的二重性”关系。他们的行动要导致规则的变化和资源的重组，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尽管未必不可能，但难度非常大。李强（2005）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是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由来已久并仍将持续着的结构特征。而这个结构特征及其所造成的结构紧张状态，对青年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机会都起着压倒性的负面作用。

六、“脱根”过程与乡土惯习的路径依赖

调查发现，尽管进城青年农民工有着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但他们期望在繁华的大城市里“扎根”的欲望并不强烈，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和欲望。他们外出打工的最主要目的大多数只是赚钱，对于未来很少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也有的希望有了一定的资本后回家乡的县城或小镇做生意、定居。当向他们问及是否愿意留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问题时，我们得到的基本上是否定答案。只有个别的特别优秀者除外。此外，笔者在访谈中还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城市并没有太多的好感，甚至只有不好的印象，尽管有的认识比较片面，有失偏颇。

“我不想在城市定居，面对不熟悉的环境，还有不相同的口音，很难想象能够适应。还有就是城市里的环境特别不好，还得担心得什么病。而在我们家里，这些病根本就不用担心。就像上次非典，再怎么厉害还是传不到我们那里。还有车水马龙，出门得担惊受怕，怕被车撞或什么的。”（GJY，M，18，CS）

“说句老实话，我并不想在这里定居，我向往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如果那种没有城市的喧哗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我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不喜欢这种三点一线封闭似的打工生活，可是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得一样继续做。”（LND，F，17，DG）

我们必须接受并理解这么一个事实：大多数青年农民工不想或不大愿意永久地生活在城市或在城市定居，城市只不过是他们赚钱的临时居住地。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现代文明比农村要强得多，但由于没有保障和稳定的收入，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要想靠打工在城市定居没任何可能性，所以很多人也就“没有过这个奢望”（GJY，M，18，CS）。“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对于我们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在城市中定居，能谋到一碗饭都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如果可以，我真希望在这里定居。不过，那是不可能的，首先必须面对经济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力。”（JC，M，20，GZ）他们会找出很多理由：空气不好，不懂方言，工作不稳定，当地人歧视外地人，当地人没人情味还很坏，治安太乱没有安全感，消费太高了……这些想法日益固化，城市世界的许多诱惑对于他们而言也逐渐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他们在城市世界仍然获得了相当的现代性。如果说，自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进城民工大多只是开阔了眼界、认识了现代性但依然生活在传统之中的话，那么，90年代中后期加入打工者行列的青年农民工就已经开始逐步获得这种现代性。他们使用新潮的手机和MP3，玩电脑游戏，穿着时髦的衣服，外表上看来与城里年轻人别无两样，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越来越与之接近。当然，获得这一结果并不容易，即便在最细微的生活方面都经过了长期磨合的过程。

“刚来时，冲凉特别地不习惯。就是在一个房间里，两排水龙头，也没有隔的，像她们那样冲还真的不习惯，就一个人躲到厕所冲。那个时候吃了饭就上班，每天加班又很晚，一起下班的时候，厕所都等不到，也就迫不得已到那里冲。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XZ，F，18，GZ）

城市生活对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很多回到农村反而不适应。FY现在已经在外“闯荡”6年了，他表示即使在外面租房子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再回老家居住了。由于从小就没有从事过正式的农业生产，他们对农业生产技术（先姑且不论其体力是否胜任农活）几乎一窍不通。这是该群体的共同特征之一。置于农村的主体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说这个群体回到农村以后就一定会是农村精英，至少很难成为农业精英。而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仅在家里闲着，他们也是难以忍耐的。“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一起可以玩的人都没有，成天就只有守着一部电视机，又没有地方上网。太无聊……。那里太安静了，特别是晚上安静得可怕。”（FY，M，21，DG）孙立平（2003：110）称民工的回流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逆流旅行”。这种回流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不仅仅包括他们对农村生活和工作的不适应，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他们闲着“啃老”的生活方式，以及少数人可能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活动。

无疑，外出的他们比未外出的农民习得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随着对土地束缚的逐步摆脱，他们不再识“土”为谋生的根基，甚至视种地为生是一种羞耻。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具有乡土性和浓厚乡土意识的地道的“乡巴佬”，也很难再受到传统风俗礼习的束缚和制约。这种实践性与他们变动不居的生活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他们藐视与土地相联系的职业，更不用说对土地存在依赖意识，将土地视为自己的生活根基。在他们的视野里，土地往往成了贫苦的代名词。由此，他们对土地和农业活动心存极大的否定和反叛意识，在城市的打工史也就是一部与土地职业和贫苦的抗争史，他们不仅不再安分守己地在农村种地、干农活，而且在外地打工也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而由于在城市中没有安家的资本和权利，城市也没有他们生根的土壤。他们居无定所，漂泊变动，生活在一个“无根”的流变性很强的实践世界里。

第一代农民工以及大多数三十岁以上的农民工一般都计划赚了钱后回农村老家“落叶归根”，并没有超越于自身阶层的想法，而相当一部分的当代青年农民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了这种超越的渴求，很难有这种落叶归根的打算和想法。托马斯（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2000：4）在他研究身处欧美的农民群体时也指出，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同样可以说，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与“乡土”和部分乡土习性逐步决裂的“脱根”过程。事实上，现代青年农民渴望离开土地、放弃农业并不是独特性和本土性的现象。20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同样存在类似的状况（孟德拉斯，2005：179202）。

青年民工见过世面，深受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影响，遗弃了传统农民的思想理念，他们的行为与传统产生越来越大的缝隙。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常用的现代工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显得与城市同龄人没太多差别。但是，他们的惯习的变迁是否将最终指向“现代性”？在笔者看来，我们并没有十足的信心来做出肯定的判断，他们仅仅是不再受到“乡土”情结的束缚和传统礼教的羁绊而已。由于他们人生早期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是在农村中完成的，乡土文化和习性多少会在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留下痕迹。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再生产不仅仅发生在客观层次上，在价值观、文化和行为模式上也同样存在（Lagree，2004）。再生产的结果是很难被改变或同化的乡土世界的惯习。

他们的身体内积累着乡土历史的沉淀，体现为起着路径依赖作用的乡土惯习。这会在他们处理某些问题的具体方式上凸现出来。来自传统、习惯的各种积淀，以及他本人以前对意义的构造，这些都能被记住和再度复活（Schutz，1940，转引自亚历山大，2000：186）。虽然同父辈相比，这份积淀已微不足道，但由于积淀在记忆深处，仍会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他们不死板地遵从传统的教条，但沿袭了部分的乡土习性和风俗，比如重视人情关系和传统的结婚礼仪。从而，即使在城市定居生活，一些细节和原则性问题也会突现他们的乡土习性。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的裂变，仍然具有深层的延续性”（李培林，2004：10）。当然，乡土世界的社会与文化逻辑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依个体差异性而不同。当城市世界而非乡土世界的社会与文化逻辑更能对他们的实践世界产生影响时，他们就能更容易地适应、融入城市。

总之，与乡土性的决裂过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了完全的现代性，而获得部分现代性特征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完全适应、融入城市。相反，由于生活圈子、交往群体具有高同质性的特点，即使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学到融入城市的深层次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潜规则和文化理念——尤其当与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同龄人相比较时。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发现，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深受四个世界的型塑。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矛盾事实上已经内化于他们身体内部，较好地融化为一体，孕育出实践世界的特殊惯习——实践性。实践性是他们适应城市世界的产物，与其实践世界形成了本体论的契合关系，但并不完全顺应城市世界中时间的程序化、空间的区域化和办事的科层化等逻辑。由于制度安排和结构约束对机会的限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生活轨迹的流变性特征、缺乏宗教信仰以及极少参加社区（城市的和乡村的）生活等缘由，他们并未被社会性地整合（sociallyintegrated）进他们身处的城市世界。尽管他们处在城市世界之中，但却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跨入的仍只不过是城市的地理空间，而不是一个蕴涵城市文化和关系的社会空间。而实现了进城前的梦想、在城市世界里找到归属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这部分人有的是通过婚姻而实现的，有的是通过学习、掌握一技之长，提高自身素质而实现的。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对于青年农民工中的大多数而言，他们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所获得的实践性足以能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和工作，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融入城市。而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完全排斥、颠覆或替代实践性的可能性，不会淹没这些极其普通的年轻农民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独立性。实践性与他们的地方性脉络或背景相契合，他们以此为核心构建其适应现实生活的生存方式。这种惯习本身就是社会适应性的产物，是使他们在实际生活空间——实践世界中驾轻就熟的惯习。本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现代性的归宿和统一性，但这并未指涉现代性的缺场，也未断定他们的未来归宿只能是传统的乡土世界。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实践性及其流动性、无根性的实践世界，在未来有可能在城市、县城和集镇的地域上新造出一个新兴生存空间。

目前存在的显要问题是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这涉及到他们的乡土性与现代性（体现为四个世界不同逻辑之间的矛盾）、生存与发展、城市的制度和结构等诸方面的紧张关系。这些冲突最终归结于他们适应和融入以至最终让其中的优秀者定居城市这一问题上。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实现整合，给这些青年的成长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使他们真正进得来、留得下，不仅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国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解除阻隔他们融入城市、定居城市的制度、组织和人为因素，同时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关怀和帮助。如果20年后，他们跟其在城市打工数年的父辈一样，最后仍只能返回农村，那么这种形式的社会流动无疑将阻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是在现代的城市还是偏远落后的乡村，全球化的趋势如今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进城后，他们虽不明白，但已体验到这么股不可抗拒的趋势。他们为超越现实境况不断地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实践性在城市世界闯荡。然而，一步踏入城市世界的“现代”激流之中的这些年轻人，诚如周晓虹（1998：293）在分析北京“浙江村”农民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商品经济观念，社会流动意识，竞争和风险精神等方面体现出了更多的现代性，但面对新时代对旧传统的全方位挑战时，他们的心灵深处也体验到了更多的茫然、失范、无序和失衡。”虽然具体处境各异，但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和许多类似的个人困扰。

注释：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流动人群的公共教育及其权利保障研究”（02ASH001）和华中师范大学团委“挑战杯”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获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在研究阶段，我获益于江立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并极大地受益于与刘爱玉博士、谭深副研究员、夏玉珍博士、万仁德副教授、张兆曙副教授、毕向阳、刘义强、李骏、胡杰成等师友不同形式的讨论和交流。此外，论文的修改还得益于《社会》杂志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谨致以诚挚的感谢。文责自负。

注1：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为女，M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GZ表示广州，DG表示东莞，CS表示长沙，WH表示武汉），下同。

注2：在哲学视野里，“实践”也就是“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们的感性活动，它是人的一种活动类型，即由人直接与外部世界接触、直接发生物质相互作用的现实的、客观的活动。”（李为善等：《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00.）哲学的实践概念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自觉性、创造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本文的“实践性”作为社会学概念，是以“惯习”的二级概念出现的，具有建构的意义，强调行动者在承接历史生活积淀的基础之上，其习性和行动与具体现实生活场域的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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