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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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农村税费改革只是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农民负担问题只是农村改革中的一个方面,要使农村发展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水平相适应,除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外,还必须解决好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古国,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围绕土地问题发生过无数次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土地永远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永恒主题,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制度的演变史。农村改革开放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巨大变化的原动力,但并未触及农村土地制度的要害。土地产权不明晰,缺乏土地使用权的继承和有偿转让机制,这才是中国农村改革所要面临解决核心问题之一。农村土地管理者主体缺位，是土地产权不清的主要原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当前情况下已是一个模糊概念。甚至农村土地权拥有者农村集体，在农村土地的处置上也只体现在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形式上，即提留款的收取和土地合同的签订，并非土地的最终处置者,最终处置权在国家手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已现变成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历史名词。正是由于农村土地管理者，并非形式上的农村集体，而是实际上的国家的这种管理上的缺位，致使是农村土地成为一块无人管理的大蛋糕，任人宰割！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再次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各级政府可以肆意圈占农村土地来发展城镇规模，兴修交通要道，兴建工业开发区。农民个人可以随意改变耕地用途，挖鱼塘，建豪宅，致使农民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这种势头若不能得到迅速遏制，即使有再好的农村发展政策，农民若一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就无法改变农民受穷的命运。其次，是土地使用机制不健全，缺乏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和农村土地承包权有偿转让政策。农民对土地的使用缺乏长期观念，农民为谋求短期内农业效益最大化，对土地的过度垦殖，加速土地沙漠化进程，人为地减少了耕地面积。流于形式的低金额土地补偿方式，致使农民宁可低水平种植，或者弃荒，也不愿放弃承包的土地，致使其应有土地价值不能升值。因此，加速土地制度改革已是农村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要明确农村土地产权所有者,应由农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土地用途变更和土地使用权证的发放，应由国有土地部门统一管理，村民委员会不再行使农村土地管理职能。强化国家对农村土地的监控，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效率，消除土地区域和所有制障碍。其次，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以契约的方式承认其土地继承权的合法性，并保护其合法利益（使用权,经营权、农产品占有权,可以继承、再租赁、赠予、拍卖、抵押、入股）。第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机制。国家根据使用者对土地的用途不同，制定不同的使用税征收税率。对农业产业只收取土地使用税；对其他用途则除收取土地使用税外，还要加收土地复垦费。国家再将这部分税费返还给农村，作为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和耕地维护的费用，加速农村发展和农村土地保护。

农村规模经济问题。尽管当前的农村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方式，很难改变中国农业小农经济的状况。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和经营，无法形成规模经济。首先是市场化程度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占有量不足一亩，一个三代同堂中等家庭仅十五亩左右，劳动力在家庭中从事生产规模小，组织和管理十分简单。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低下，在目前条件下，大部分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仅能自给自足，即使若有剩余，由于单个家庭的规模较小，形成的市场也极为有限，是一种狭小而零碎的市场。市场不发达，导致分工和专业化也很落后。其次，是生产率水平低。目前60%以上的农户的生产能力，仅能维持养家糊口。，由于资本不足，生产资本的再投入、生产技术的新开发十分有限。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耕种同一块土地，种植相同的作物，使用依旧原始的生产工具，运用滞后于时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只有在正常年景，产量才大致相同。生产技术的停滞，导致生产率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第三，土地产出水平低。家庭式的经营方式，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增加。由于技术的停滞，资金的匮乏及目前的土地制度，导致农民种田的短期行为。使农民缺乏新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土地产出水平低，农业增长主要靠土地扩张和农业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第四，规避风险的能力差。当前中国的农业大部分仍属传统农业，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由于技术的滞后，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低，农民常常处于一种生存的边缘状态，抗灾能力差。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回避风险的本能，力图通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来减少产量的不确定性。于是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为回避风险而不敢使用新技术，因不敢使用新技术导致农业效益低，出现农民收入减少，担心收入的减少，又去刻意回避风险。这就是中国农业至今仍难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农业向专业化、现代化、商品化农业转化的进程。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建立农民土地使用权继承和有偿转让机制。适度扩大单个个体种植面积，要在稳定当前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实行农户承包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农户间的耕地面积的自愿联合机制。通过种植面积的规模化，达到生产方式的规模化，从而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生物化等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二是建立农民经济联合体。首先，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自愿合股的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融资联合体，合股的这些股份可以是自己的承包土地，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农民自产的农产品，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专利，以此来共同筹措农业生产所需资金、技术和生产资料。其次，是建立农产品产销合作社。以融资联合体的股民为主体，组建农产品产销联合体。采取统一运作的方式，从作物布局，品种选购，农资购买（含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的使用，到农业新技术开发和运用，产品的储存、加工和销售，实行全方位联合。通过这个联合体，可以引导他们共同走向市场，克服家庭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帮助他们规避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比如，当前国家对农民的扶持政策应该是很优惠的，由于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联合，单个家庭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虽然农产品价格有所上升，但远远赶不上生产资料上升幅度。价格不稳定，国家政策的好处农民其实并没有享受到，而是被农产品中间商所赚取。同时，在联合体内，把生产、加工、销售结成完整的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商品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但这个联合体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模式，组建农民经济联合体的管理层。特别是注重高素质管理人才的汲纳，从一开始就要远离家族制。二是地域范围，先耕地连片的自然组，再到自然村和行政村。要稳步推进，逐步扩大。但目前农村经济联合体的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涉及农产品种范围不广，区域辐射功能不强，内部管理不规范。如荆州各种农业协会成员仅占农户的30%，而且这些协会的实际效益也值得考虑？因此，只有通过建立新的土地运作机制，组建农民经济联合体，逐步形成农业规模经济，才能使中国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化、专业化、商品化农业转化，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农民收入结构问题。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收入，变为农业收入与其他收入并举。这种变化应该是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开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农民的收入，还是主要来自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也只是少量的打工收入，但有这种收入来源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最好的地方也不到50%。而农业收入是一种不稳定的收入形式，受自然条件和市场变化的制约，收入成本高，风险大。风调雨顺，农产品市场行情好，农民收入就有保证，否则就没有收入，甚至蚀本。因此，要解决好农村收入问题，必须解决好农民收入结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并举的局面。一是要稳定农业收入。在稳定粮食面积的基础上，依据地域和环境优势，重点发展水产、畜禽、林果、蔬菜等特色经济产业。引进环保技术，加速农业经济产业带发展步伐。二是要突破和增加非农业收入。首先是要恢复和发展乡镇企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乡镇企业收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农民收入来源的一大亮点和支柱。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乡镇企业开始走入低谷，农村经济大幅度滑坡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造成这种局面，并不是乡镇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并不是乡镇企业从此在农村没有发前途了，而是人们思想观念问题。靠国家贷款，低水平来料加工的乡镇企业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只有依据地域特色，从重环保、重附加值入手，偏重农产品加工的路子来发展乡镇企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同时也安置了富余农村劳动力。其次是建立农村劳务输出组织。负责培训他们的劳务技能，联系劳务输出岗位，为他们提供便利法律服务。通过改善农民收入结构问题，使农民收入,由以农业收入为主,转向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并举；农业收入由种植业收入为主,转向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举；非农收入由传统非农收入（建筑、交通、商品零售），转向传统非农收入和乡企收入打工收入并举。这种多途径、多形式的收入结构，既增加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又避免了因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农民收入的波动，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农村劳动力从业格局问题。关注农村税费改革，是因为它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存环境问题。而关注农村劳动力从业格局问题，不仅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解决农民增收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定大局问题！因此，关注农村劳动力格局问题，是农村持续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按农村劳动力的从业对象可分为；农业劳动者、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劳动者、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劳动者，非农劳动劳动者，58.42%、21.98%、13.32%、6.18%。其状况又各不相同。关注农村劳动力从业格局，首先是要关注农业从业劳动者的素质，它关系到中国现代农业的走向和发展。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状况不容乐观。一是性别比失调。在农村纯劳动力女性多与男性，女性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61.3%。男性劳动力占农村男性劳动力总数的34.2%。二是年龄悬殊大。在农村劳动力中,18岁以下为96.5%，18—40岁占28.9%，40岁以上占79.6%。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老弱病残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三是文化程度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农业劳动者中文盲和半文盲占总数的98.9%，小学文化的占总数的90.5%，初中文化的占总数的39.5%，高中文化的占总数的8.9%。这种状况是阻碍中国农业迈向现代化农业的巨大障碍。调整农村劳动力从业格局，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其次，是关注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对于农民来讲，能够从田间走到车间，从农村走向城市，有一种由衷的企盼和说不尽的喜悦。对于一个级政府来讲，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降低农业成本，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无非是三个途径：一是滞留在农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二是原地实行行业转移，从事非农业。三是跨地区转移，进入城镇就业。但现实状况并不理想，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仍是制约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近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生力军，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火药桶。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农业劳动力的增长与耕地面积存量成反比。农村劳动力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在不断增加，而耕地面积的存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逐年减少。二是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化。曾几何时，乡镇企业曾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就业市场，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关、停、并、转，大批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又返回到农村。三是城镇第二三产业发育滞后，进城民工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就业技能单一,减缓了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进程。四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有些农村劳动力宁愿弃田抛荒，也不愿种田。加之缺乏其他技能，外出打工无门，只好在家闲着。六是进城农村劳动的就业环境差。打工难，维权难，发展难。正是这种数量的供大于求和素质上的供不应求,使他们之中的多数又无奈地返回农村，这些滞留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不仅使他们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而且增大了农业成本，减少了农业收入。更重要的是埋下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特别是那些游荡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农村青年，在领略城市的富足和城里人的白眼后，情绪低落，成天无事生非，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若再与待岗的大学生相汇合，如不及时诱导其后果很难设想！

农业农民的素质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关键是农业农民的素质。它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力结构状况。而目前的现状是，农业劳动者性别比失调，年龄间距大，文化程度低。据统计：在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多与男性，男性劳力中的65.8%已没有或没有直接在从事农业第一线上的工作。年龄在18—40岁青壮年中，已有72.1%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其文化程度之低，更令人揪心。在农村劳动力中，大学以上文化占0.05%，高中文化的仅有4.5%，文盲和半文盲占22.25%。而绝大部分高中以上农村劳动力精英，已离开农业劳动，而从事其他行业。剩下的只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农业仍然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因此，鼓励大学生投身农业，吸引农村知识青年反返乡务农，已成当务之急。首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一是进一步减轻农业负担。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严格控制农用水费收费标准，按计量收取水费，杜绝村组趁机搭车收费；实行农村劳务工有偿使用，二是完善农业补贴机制。在稳定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的基础上，加大对大宗农产品销售价格的保护力度。国家应采取一定形式，以贴息的办法，鼓励农保值储蓄，抑制农产品中间商贩的投机牟利。三是开办农技术培训班。国家出资，以自然村组为单位，像抓农村文化扫盲一样，开办农业技术培训夜校。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种养殖技术。其次，是制定吸引农业人才的优惠政策。国家像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开发大西北一样，鼓励他们组成自愿者，投身农村经济建设。以低息或贴息贷款的方式，支持他们领办农业企业，开发农业基地，承办农业技术的开发、推广和运用。对返乡务农的农村知识青年，在扩大承包耕地面积上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对有志于领办农业规模经济的农村知识青年，国家可以采取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他们购置农用机械、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家庭负担偏重是农业劳动力的基本特征。因此，加快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吸引大学生和农村知识青年投身农业，建设农村，尽快使这些大学生和农村知识青年成为中国现代农业的推动者和生力军，已成为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手段。

农民生存环境的问题。农村改革开放使农民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也加剧了两极分化。一是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民的生存地域、文化水平、求职技能、社会背景、收入状况等的不同，加剧了贫富悬殊。有的农民成为挤身上流社会的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占12·5%；有的农民成为仅能保持温饱的低收入家庭，占58%；有的农民仍处在饥饿线下挣扎苦熬，占29·5%。二是社保环境进一步恶化。农村辍学率上升。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赶不上学校的收费水平，很多农家子弟无钱上学；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劳力减少，为保住责任田，许多农家子弟无奈被迫弃学。农村青少年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再增加，并呈上升趋势。农村就医状况恶化。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步瓦解，农村原有的合作医疗体系被破坏，高额的医疗费用使许多农民望而生畏。有病不敢看，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治而亡。农村救助乏力。随着农村集体积累的减少，农村孤寡老人的赡养、贫困户的救助已无法保障。

农村基层组织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由国家委派一插到底的基层组织,无论是设置方式,还是管理职权都已丧失了原有的职能,形成由村组一权独揽,到多极分散共治的局面。即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等政权性的组织;农村经济联合社,农村合作信用社等经济类组织;专业协会,减负协会,扶贫协会等社会服务性的组织;家族,宗教等民间性组织。这四股力量相互影响,是共同制衡农村社会的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基层组织的未来走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机构配套尚未完善情况下，村级政权组织职能被削弱，权威性遭到质疑，农村经济类组织、社会服务性的组织在农村尚未普及，即使建立也很不规范。而家族、宗教等民间性的组织，正在慢慢地影响农村社会发展走向，逐渐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势力。因此，强化以村委会为主体的村级政权组织的权威性，建立和健全体制规范、辐射功能强的农村经济实体，使其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强大链条，正确引导民间势力发展势头，控制其负面性影响，已是农村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创新农村土承包制度,扩大农业规模经济,改善农民收入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从业格局,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关注农民的生存环境,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加速农业产业化和农村政权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是当今农村深化改革中所必须应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