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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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中国全民义务教育，重在行动。

中国教育的现状，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它引起举国上下、朝野的强烈关注。

教育现状里所表露出的不公，无数次引起社会强烈的、沸腾的民怨；而此文的撰写，是出于我们对实现中国城乡教育领域的最低限度的公正的关注，和期待。

说教育不公，具体表现是全国范围内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过度，农村儿童辍学率的居高不下，表现为我们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的长期欠债。

中国整体教育的出现了问题，以及普及全民教育的重要性，国家高层决策人是应该说清醒的，判断是准确的。

邓小平曾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方面……教育发展不够。”还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上的。”

朱镕基：他在安徽考察时，了解到那么多的农村孩子因为需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而上不起学时，非常着急。他强调说：“任何一个国家，义务教育都是政府的责任，我国也不能例外！我们以前去朝鲜访问时候，了解到：朝鲜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他们的经济情况比我们差得多。我国已迈入小康，人均GDP超过800美元，为什么不能实施九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呢？我国初中以下中小学生将近2个亿，以人均每年学杂费500元计，一年1000亿就够了，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10万亿的1%；而我们的教育经费总额从未达到过3%，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5%。……这是真正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

对于教育，仅仅限于认识到位，仅仅限于决心，是不够的。

二，我们的邻国，怎么实现义务教育的。

在亚洲乃至世界，中国是最早认识到普及全民教育重要性的国家；在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的行动上，中国则处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最没有起色、最落伍的国家之列。

先从我们的两个邻国说起。

日本，在100多年前、在前一个世纪的前一个世纪（19世纪）末、在他们很穷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义务教育；

再来看看朱镕基提到的朝鲜。在国际上，人们提起“穷国”，必想到朝鲜。可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赤贫的国家，它的免费教育，早在1959年、也就是朝鲜战争刚刚煞尾的那一年，搞起来了；更让中国普通民众无法想象的是：实现从幼儿园到大学全流程彻底免费的教育模式的贫困朝鲜，硬是把它十分之一的国民培养成了大学生——并且，这一切还是朝鲜政府在基本没有外债、内债的前提下做出来的！

这是一个世界普及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为什么能够在一个穷国出现？缺钱的他们，他们是怎样解决的？这值得中国人好好地去探究一番，向我们的这个邻国取经，破解这个谜。

为什么说朝鲜是奇迹？我们可以推己及人、再去推人及己，去想想：在我们这个经济形势一直大好、经济维持“七上八下”、保持了迅猛增长了20多年的国家，要是也把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培养成大学生——并且这个费用完全由中国的财政买单，我们承不承受得了？我们的国库会不会瘫痪？

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大多数的家长（主要是广大的农村家长），一直咬着牙关在支付孩子的学费，贴补着中国财政对教育支出的不足；即使这样，中国的大学生在总人口里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不到朝鲜这一比例的一半！

教育搞得好，就凭借这一点，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发展，有了足够的底气。以至于同是朝鲜民族的韩国，雄心勃勃地向国际发了话：他们要争取成为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会有人怀疑韩国人是不是在“放卫星”：一个人口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的国家，一个资源也不丰富的国家，凭什么夸此海口？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相信他们有梦想成真的可能性的。原因是：在朝鲜半岛上，北朝鲜的经济贫困是出在他们的经济制度上，但是他们积蓄了如此多的、素质如此高的劳动力，这是他们的潜在财富。他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有朝一日，朝鲜民族统一了，他们的总人口接近于现在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他们还拥有一个规模和质量不弱于德国的劳动大军。

现代教育对一国的影响，你怎么高估它的作用都不过分；它是一个国家迈入富强的梯子；没有这个“梯子”，你就上不了那个“楼”……

朝鲜人真的是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不怕穷、且事实上克服了穷；他们一停战就搞教育、一有空就搞教育；中国人呢，还停留在口号；是这句话的“撰稿人”和发表者，仅此而已。

朝鲜的钱虽少，但用得得当，用在刀刃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社会一直没有出现成规模的贪污，也没有向外国提供大额度的援助。

三，中国社会涌现的“民工潮”的现象，折射出我们政府在教育方面存在决策失误。

想看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看城乡教育差异，最佳的观察窗口，我以为是火车站，尤其是春运时期的火车站：火车站里所看到的如潮一般流动的、脸带憔悴的所谓“民工”。他们绝大部分是我们国家解放后出生的中国公民。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国家“教育工厂”造就了大批不合格的教育产品；如此多未经过“教育流程”加工的、不合格的产品，过早流入了劳动力市场，造就了一大批只能仰仗体力、从事简单、粗级劳动的原始劳动力。

这样局面的形成，皆是国家的没有提供国民最基本的教育条件、没有尽到作为政府应该尽到的义务所导致的。

作为需要穿衣吃饭的生命，迫于生存的压力，迫于他们故土狭小的承载能力，他们只能外出，大多以痛苦、负重的态势存在着，谋生着。

实事求是地讲，凭这样的劳动力，无论等多少年，他们恐怕都难以实现小康的生活，实现有质量的生活。

教育很重要，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但是，我们的操作总是到不了位，我们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它的途径至今没有疏通；一些决策者的头绪没有梳理好。

农村教育的现状与危机

四，我们不是缺办教育的钱，缺钱的实质是缺乏的对钱的有效管理，缺乏对钱的得当运用。

教育搞不起来，各级政府强调的困难无一不谈到：缺钱。

对比朝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是缺这样一笔钱；我们有钱，但是我们在如何支配钱、如何管理钱的问题上，做还得还相当不够。我们政府曾经鼓励民间社会以募捐的形式支持所谓的“希望工程”；可工程搞了10年，总共才募得了18亿元——也就是一年获捐的钱不到两亿；显然：靠这样的途径搞教育，不但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中国这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18亿是多少？我们的领导人一个指示，清华很快就得到了18亿，北大也可以得到18亿；此18亿，受益者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彼18亿，年均1.8亿，收益者是一个社会的、嗷嗷待哺的贫寒群体。

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资源的配置，是没有计划的、任意性非常强的。以至学者杨东平等人呼吁：教育资金多向社会底层、向义务教育投放！

俗话说：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我们得重新审视，我们有限的“好钢”、我们有限的财力，用在哪里最好？哪里才是攸关我们民族兴衰存亡的地方？

把我们有限的钱，花五千亿用于的搞调水工程上好不好？花一万亿用在“登月计划”上好不好？（说明：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的预算在60年代初是250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亿美金，相当于1万亿元人民币。）

一笔钱，到底用在哪里更急迫、更加有益于我们民族发展？希望全民族的人都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教育缺钱，最基本的思路，除了用好钱、还要管好钱。

我们管不好我们全民征税所得来的血汗钱。这是值得中国人揪心的事：据南方网消息：一些劣迹败露了贪官95%有包养情妇的行为；中国的贪官在劣迹败露后，显示出：在中国贪污太容易得逞了，随便一贪的数目，动辄就是几千万、上亿、甚至若干亿；有人分析后得出结论：贪官们败露其劣迹并受惩罚的概率非常小，只有6%的样子；这样的事实几乎是在怂恿“公仆”去师法胡长清、去胡来的积极性；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近年来中国因为腐败的损失，每年达到了1.3万亿人民币；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5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

按照朱总理的算法，义务教育一年拨1000亿——也就是腐败额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可我们拿不出；一年腐败掉10000亿，如同人间“蒸发”，我们却管不住……

从常识上讲：把一笔钱，用于张二江和他的107个情妇游玩、以及购置藏娇金屋上，还是用在贫困乡村危房建设上；用于陈希同建造他的第N套别墅上，还是改善教师恶劣的生活待遇上，这对我们民族健康发展、对全社会的进步来讲，其意义是迥然不同的。

听到胡老总发话了：要从制度上来反腐。

早该如此。我们的正经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民众的血汗钱，不容许瞎糟蹋。

我们做不到最基本的资源分配、做不到按照轻重缓急进行资源分配，我们就不配自封中国是“智慧的民族”；我们会因为表现出这样的愚蠢、短视、自私、无能遭到外国人的耻笑。

我说了那么多对腐败的忧虑，是因为：教育问题的求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教育的困境，大部分是教育以外的因素造成的。

管好了钱，用好了钱，我们马上实现完全的真正的义务教育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五，的机会来看：中国城乡教育差别，是天地之别；差别之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农村教育。鉴于“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下面，我们要从全国的教育的大背景，来谈农村教育这一块，来看农民分得的“教育蛋糕”的份额有多大。

从媒体公开的几则有关城乡教育的统计材料，我们来看中国教育的重灾区——农村的教育状况的严峻形式。

在公布材料前，我先来就一个人口比例的划分做个说明：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为特征的、户籍制壁垒森严的国家，以下我进行教育状况分析，是农村为一组、大中小城市与县镇为一组。

关于农民人口在我们国家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种口径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占90%，有人认为是69%（约70%）；我这里进行折中，采用在写给《中国农村知识读本》序言里的估测“我国12亿多人口，9亿在农村”。这句话包含模糊比值是：75%。再从乡村实质的情况分析，把那么在中国人口的比例，定为80%。

我这里增加5个百分点，不是为了方便计算；增加原因是：农村基层官员在应付“农民城镇化率”、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这两重政绩指标考核制度的时候，为了显示政绩，为了保住官帽，往往存在少报、瞒报农村人口基数动机和行为。鉴于此，我说中国城乡人口之比是8：2。

我们来看：

数据一：

1998年底，中国青年报“教科文”版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

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近似值是80：20。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得出的信息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即：20%的人口，享受了80%的高等教育机会；由此得出：城乡人口上大学的机会比例是16：1……

数据二：

中国财经报2002年4月26日了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对10000余在校大学生的抽查，想搞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教育补贴的受益者。最后的结论是：最大收益者是中国城市人口；中国越富的阶层，受益越多；其中透露一个数据：同等基数里，城乡人口上大学的机会比率是13：1；

（说明：大学生每年向大学所交纳的钱，只相当于教育成本的1/5；其余的4/5来自国家补贴。）

数据三：

2003年2月14日中国教育部《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报告显示：

城乡人口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者比例是：城市：城镇：农村=20：9：1。

也就是说：城镇人口（20+9）与乡村人口上大学的几率是29：1！

这样的不公、这样如此盛行着从狭隘的人口基数里选拔人才的机制，它除了不公平、不公正，除了招致民怨、播种仇恨，无疑，它还是一种葬送我们民族前途的行为。

人力资源，是人世间最宝贵的资源、不可存储的资源；而教育，就是开发这个资源的不可或缺的步骤、凸现资源价值的行为。

可是很明显，一些权力在握者，凭着权利谋求阶层的私利，延误着中国的发展生机，使我们民族“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邓语）在他们对私利过分追求的行为中泯灭掉……

总有一天，这样的人会遭到后人的唾骂，我们的民族会付出沉重代价，会让中国丢掉未来。

引用了这么多的资料，我们知道了：在我们国家里，占国民主体8成的农民，所能够得到的教育机会是多么渺小！

六，差异的根由来自：教育资源倾向城市；录取门槛倾斜城市

真说起来，问题其实很简单：

一是教育经费的投资倾向于城市，人为地制造失衡；二是人为对城市考生暴降分数线以牺牲农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网上相关论述很多了，这里从略。）

我说一个实际例子，你会更加直观了解中国乡村教育经费不足中度日的困窘。在80年代，我上学时，直到整个“义务教育”结束，我和我的同学都没有看到过烧杯、酒精灯、高锰酸钾这些最常见的实验用品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解剖后的家兔是什么样；但是，多少年来，农村学校的老师有办法：基于学校没有丝毫做试验的条件和设施，学生不可能做任何试验，但得有办法去让学生通过考试的检测：对物理课的试验，学生们靠背教材里描述的物理反应而考试得分；化学，课本告诉我们：做填空题目时，描述高锰酸钾颜色时，写“紫色”可以得分；生物课里没有对哺乳动物家兔的解剖，各个内脏器官长在什么部位，现在依然搞不清楚——但是，不要紧，这个科目不是中考科目……

可见，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农村，即使有上学的机会，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硬件设施是不达标的、低层次的；这么的简陋、低下的受教条件，会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变得非常无趣；更可怕的是，这样简陋、无趣的学习机会，我们的同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如此相对应，我们耳边传来城市学校的消息：某大城市建一座小学，建造费用达到了3个亿……

前面，刚刚引述过的教育部的报告里还显示：城、与镇、与乡三者接受高中教育比例是：4：3：1，即是说：城乡上高中的机会比是7：1！这个数字说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早早地丧失了接近高考考场的机会。这些出身于农家的子弟们，他们究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我们国家连划出一个场地、让他们进来遛一遛的机会都没有提供！

中国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的，不仅仅是在高考阶段才开始的。这不是凭空说瞎话，有例为证：

《中国财经报》曾经报道说：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这么划：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在我的家乡一所高中，农村孩子的录取分数线同比县城孩子高50—60分……

七，我们现在的教育：迷失了方向，伤害了穷人，制造了苦难，加剧了不公

我刚才说过：中国教育的不平等，体现在春运时期的火车上：中国的大学生、这些人多数是城里人的孩子，他们享受车票的半价优惠，他们中大多数的人，都能在这个火车座位奇缺的时节，占有一个座位，舒适地回到家里，比如上海铁路部门发誓要“确保每个大学生都有座位”；在同样的一列火车上，一些大学生的同龄人们，花着2倍于大学生们的票价款，也在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这些大都来自乡村的所谓“民工”的人们，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无法得到一个座位；只能立足于、（或者立锥于）火车的公共过道上、洗手池旁、车厢的接头处，在晃晃悠悠、在腰酸腿麻的疲惫与困倦里，度过他们的返乡的旅途。

大学生得到优惠，他们是国库资金的耗费者、国家福利的享受者；农民劳工，与大学生们完全相反：他们是国库资金的纳贡者、国家财政的奉献者。

同样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同样是一班年岁相当的年轻人，是什么，使他们——这些出生于农村的劳工，更多地走入了后一个群落？

这样畸形的结果，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资源分配体制，一些强者不受任何监督下营私的结果。

在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在一个强调“有教无类”的国家，在一个实施“科教兴国”的国家，在一个再三用法律文本形式强调“公民教育权利一律平等”国家里，可以说：我们的教育迷失了方向，断送了英才成长的土壤；我们民族的很多“千里马”当他们还处在马驹阶段的时候，就在缺食物、缺粮草、缺培养环境的情况下，成为平庸马的。

我们的选拔机制、培养机制，是有严重的问题。

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他们坐火车的待遇。还有就业方面，还有婚姻方面，还有无数无法说清楚的方面。

他们——这些出自农村的他们，在规划着他们的幸福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幸福于他们，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触摸，不可涉入。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农家两姐妹，都要上学；可家里只有供一人的经济能力。怎么办？最后决定，靠抓阄来决定、靠攥在家长手心里的两根长短不同的稻草来决定；后来，一个上了大学，拥抱着幸福的人生；另一个，据说是头脑更好使的那一个，终生和原始农具为伴，过得艰难而凄苦……

对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是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机会改变命运；对一个民族而言，稀缺、且极其不公正的教育机会分配，有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可能会对我引用的数字、对“29倍、16倍”的结论有疑惑。我想表达的是：即使折半，是14.5倍、是8倍，我们也必须得承认：这样的现实同样是不公的、不合理的、丑陋的、不应该继续存在的！

这样的事，在人世间，其残酷程度是少有的、是极其罕见的、极不正常的！

我说这样的事，也希望；人们在探究农民生活的困苦时，往往喜欢把原因归结成他们的素质低；可是，我说：在这样的局面没有改变的之前，任何指斥“农民素质低下”的论调都应该闭嘴！

是你：先剥夺了人家起码的教育机会，然后斥责人家没有知识；这好比是：先打断了一个人的腿，然后指责他一走一瘸的行走姿势难看！

这里面包含的逻辑是：对受到野蛮伤害的人，你不去谴责加害者，反而去谴责受害人。

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各位说是吗？

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人种的同胞之间，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友善、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对规则（法律）的敬畏、多一点对他人利益的尊重？

八，在我们承诺给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的时候，能不能够给流入中国城市的外地人在教育方面的国民待遇？

在今天我们这个人口流动频繁的的社会，流动者子女的教育同样是件犯难的事。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前几天在一个关注流动子女儿童的义务教育的专题里报道说：在北京，在政府下令大幅度减少征对外地学生的“借读费”的指令之后，一个有孩子上小学的外地人家长每学期依然得为他的孩子支付800元左右的钱，支付得非常吃力；初中阶段得交更多；该报道还说，这样户籍在外、上学在京的孩子，有20万。

中国城市的学校管理者在对教育资源的处置，存在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情况：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导致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城市教育设施出现大量闲置；拥有户籍的城市孩子用不完，浪费着；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孩子用不着，不让用；这种情况许多年一直存在着。幸好现在有改变，但是不够。

在北京石景山有一座供打工者子弟上学的学校，叫“启蒙小学”。不想更多描述校舍的简陋，仅仅说说操场：如果该校全体学生出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学生人均可占的操场面积不到半个平方米。

我记得，有一件与此相反的事情：来自南方周末以前的一篇报道，说：中缅边境，很多云南的儿童流到（一向我们认为贫穷的）缅甸，去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一所缅方办的边境中学，中国儿童享受学费、杂费、书费全免待遇不算，每个月还可以得到280元的生活补助；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分配工作，包括银行、电站这些在中国属于白领的舒适性工作。

云南学生“借读”外国，享受国民的待遇；中国人就读于自己的祖国，却受到另类的待遇。

这说得过去吗？

对此问题，北京新民教育研究所的周鸿陵所长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支撑这个服务框架的是国库、是全国人的纳税；一个中国国籍的孩子在国家范围内，无论是在甲地、还是乙地，无论流到那里，他都有权利无折扣、不遭歧视地享受这一服务；他打比方说，就像国防也是公共产品一样，享受这个产品服务的，是全体民众；不可把北京人、把某一部分的中国人抛弃到国防的安全防护网之外；这是无条件可讲的。

对照中国的两个教育法，这样的现实从法理上就更说不通了。这里，我只想从国际法视角说问题，比较好。

对我国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国际人权法《儿童权利公约》28条规定：儿童享有“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权利；缔约国至少实现“全面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所有人“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九，为了缓解教育危机，我们的社会，可以为这些教育不足者做些什么？

教育部报告说：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即是说，念到初中、或者念不到初中的人，至少占我国总人口82％的比例；他们的分布的重心，在农村。

上面的这个的数据，是符合事实的；李昌平、焦国标等人从农村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相吻合的。

李昌平说：湖北监利，那个富庶的江汉平原的农村的教育情况：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家乡那个富裕的村子，80%的孩子能读高中；进入九十年代，80%的孩子读不了高中；焦国标说他的家乡河南：当年，我的同龄人每人都是初中毕业，上高中的也占十之八九；现在我们村子里已经好几年没有高中生了，他回老家的那一年，只有3个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个叫“微易”的网友在强国论坛说：我的同龄人，大部分都初中毕业；现在，只有小部分能初中毕业。

可以下结论说：十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机会，在以急剧地、非正常的速度在萎缩。

因为学费贵支付不起，因为上学机会少，因为教育设施简陋，因为师资素质不够，因为家里出现变故失去了经济支柱，因为我们的教育筛选制的误差所遗漏的精英……于是，一个个的孩子，撤离学堂，走向社会。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学的孩子，各有各的原由。

于是：今天的中国，失学者如潮，打工者如潮；于是，这样的潮，击拍着今天的中国。这样的潮，组成的主体，是农民。

教育不公，导致数亿计的人教育不足；教育不足，导致就业的大门朝他们关闭。这是教育不公延伸出的社会不公。在我们今天提出“教育关怀”这一理念的时候，我们想想：对于只受到残缺、不完整教育的同胞，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也纳入我们关怀的视野？

有人说：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技能培训，给他们再充电的机会。这样的说法当然不错。经济学家茅于轼，他已经这么在做。但是，我更加希望，我们的社会兴起一种风气：在就业方面、在担任社会职务方面、不对无学历者、教育不充分者，不搞歧视，不划禁区，给予他们平等的、一切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我们的政府正在倡导“政治文明”。这么做，就是朝政治文明的方向迈进的体现。

那些缺乏学习机会的人，是不幸的；不要让不幸的人，永远沉浸的不幸的泥潭里挣扎。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广泛地提供穷困国民、教育不充分的国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包括做国家元首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那些运气好、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那些制定和主导我们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社会精英们，能不能为无学历的人预留发展空间，给他们就业、创业提供机会和便利？

前面南方周末以的报道的事例，还说明了一点：在我们就业岗位稀缺的国家，一些大学生占据着的工作岗位，其实是一些初中生完全可以胜任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着重是在培养就业者、培养员工；而不是创业者、不是培养老板。

为了缓解教育危机，为了“与时俱进”，我们教育者的思路是有必要调整的。

我们的应试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个问题：该让学生掌握的，不去教；不必教的，偏要教：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在“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一类的垃圾问题上牵扯着精力，空耗着学生宝贵的时间。

十，为了缓解教育危机，我们的教育要主动改变自己，调整自己。

教育是什么？就是教学生生存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与动物界没有什么两样：虎、狼教它们的孩子捕食的能力，也就是从大自然既有的资源里攫取生存的要素；

老师教学生，就要师法虎狼：教会学生运用、调配生存资源，如物资、矿产、信息、劳动力、劳动技能……使自己、家人活得安逸、舒适、有质量。

我们的教育，去教学生最关键的生存本领吧！不要教“屠龙术”，不教花架子；教他们几板斧、教他们杀手锏、教他们捕鱼、教他们猎食；

我们缺钱的教育，还要着力培养善创业、善挣钱的公民。也就是说：把“商教”——把对学生对商业经营能力的培养摆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和职教一起来“双管起下”。

说到职业教育，人们总是想到以前的联邦德国，说它在二战的废墟里迅速发展成名列世界富裕国家第三的奇迹，运用的就是“职教”这一“秘密武器”；说，德国工人精细且精湛的工艺操作，制造出精良的、一流品质的汽车。

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提议。我们的现在的教育为此做得非常不够。我们看到报纸载文说：在广东制造业发达地区，一个业务精的一线工人，有时是踏破铁足难寻觅，远比找一个硕士困难许多倍。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对产业工人、对普通劳动者的培训非常不够。

我说培养经商能力重要，是因为中国人自古长袖善舞，极具有经商的天赋。我们要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天赋，发挥这方面的优势。

今天，有4000万华人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大都在成功地经营着他们的事业；他们绝大多数过去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但是到今天，4000万华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我们大陆13亿人的资产总量。像李嘉诚、王永庆这些念书很少的世界级华人巨富，他们事业的起点都是从卖塑料花、卖大米一类的小买卖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我们对我们民族历史上成功的施教的宝贵经验挖掘不够，我们不善于总结。其实德国的例子，早在距今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宗就这么做了：当时的越国，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国策、响亮的“N年规划”：“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旨在多生孩子多聚人口；生完了人不是不管，而是国家花力气教育他们、训练他们。从结果看，他们是做得相当有成效的，非常类似于德国的那一幕：越王勾践也是在与吴国一战的惨败里迅速发展起来的，并且最终成功击败了强吴，实现了一个地区强国的崛起。

“教”与“训”，就这么重要，在战国列强殊死的纷争里，它攸关一国的生与死，兴与衰。有志的国君，在这问题上，丝毫不敢含糊；他们的见识，丝毫不比他们晚生了2000年的政治家少；有了这样的镜子，我们今天的某些决策人是应该汗颜的。

我们还可以有新的、更实用的思路，来设计一个更廉价、更经济的教育机制和流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义务教育”流程从“九年学制”改为“八年学制”：把小学阶段的六年制，重新恢复成五年。这样的设置，对国家财力支出而言，减少了10%以上的经费；对孩子来说，少上一个六年级，对他在此阶段的知识量的积累不构成影响；这样的局面，也是中国相当多的期待“孩子早当家”的穷人家长们所乐于见到的。

在条件成熟时，我们再搞11年义务教育：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三年；让那些不能上大学的学生，一出校门即有较强的“捕食”能力、创业能力、生存能力。

我们的教育，是需要新思维的。需要培养他们一些我们以前疏忽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

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培养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培养他们对他人利益、他人私人空间尊重习惯；培养他们对游戏规则（法律）的尊重意识、以及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

还有：获取知识、搜索信息的能力；就像爱迪生给我们的启示：一个终生只在学校呆了仅仅三个月的人，却贡献给了人类的上千项的、影响深远的科学发明；他的发明所涉及的大量的、多学科的知识养分，全部是凭着他具有、并且运用这种卓越自学能力获取的；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让我们的学生，获得这样的能力。

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们会受用一辈子；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也将会是他们造福我们社会的工具。

我们的教育，问题很大，积重难返；

我们的教育，出路很多，前途无量。

——如果，我们愿意正视危机、我们发誓化解危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