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资本缺失的中国农村贫困难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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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农村贫困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能为反贫事业提供有效思路。资本缺失是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成因；农民的物质、人文和社会关系资本缺失造成部分农民贫困，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因此，当前政府的工作重心要向“三农”倾斜，并坚持城乡同时发展。于是要转变观念要构筑全面经济发展平台，注重发展质量、扩大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尽快减少和逐步消除农村贫困。

关键词：资本缺失我国农村贫困向“三农”倾斜城乡同步发展

改革以来，中国在减少农村贫困状况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农村贫困总人数从1978年的2.6亿下降到2008年的4007万，贫困发生率从32.9%降至5.2%。但农村贫困仍未得到根本缓解：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很大，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脱贫难度增大。因此，要深入探讨农村贫困产生的原因，为反贫工作提供有效思路。目前，关于农村贫困原因的看法主要有历史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以及恶性循环论等观点。国外学者从“社会资本”视角对贫困原因进行过深入探究，国内学者很少涉足这个问题。因此，本文从物质、人文、社会三个方面的资本缺失以及致富机理探讨了农村贫困者贫穷的原因，并提出当前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实施城乡同步发展等建议，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一、资本的内涵及其实质

近20年来,尽管有关资本的研究取得了迅速进展，而关于资本的内涵却没有形成共识，并且将“社会资本”等同于资本。其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它可以使各种资源要素获得增值，如Bourdieu说：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1]二是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执行一定的功能，如Putnam说：“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2]三是将社会资本看成一种摄取资源的能力，如Portes等说：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3］四是从制度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如Albrow和Martin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提供产生社会秩序、社群组织和可靠社会关系的基础建设的制度。[4]

上述关于社会资本的观点没有揭示出资本的本质或“实质”，而且会造成更多的麻烦，似乎有了社会资本就会消除贫困。因此，首先要正确把握“资本”与“资产”、“资源”、“能力”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资本既不是资产、资源等物质实体的存在物，也不是指个人主观“摄取资源的能力”，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其实质是在活劳动中“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因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劳动的产物（如物质产品）只是资本的“体现”或载体，如纺纱机本身，“只有在一定关系下，才成为资本”。马克思还强调指出：“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5]这就是说，利用资本来消除贫困就要不断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如资产、资源“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

这样，既揭示了资本的实质，又揭示了工具、机器等物质设备、人力（劳动力），以及与“活劳动”密切相关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在一定关系下转化为资本。于是，物质资本、人文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通过“活劳动”形成为一个整体。因此，资产、自然资源、资金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实物性客观存在，人力资源、人的能力和精神是一种与人不可分割的主观性存在，而资本是一个关系范畴，“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带来剩余价值即无偿劳动的价值，它一旦被资本家占有就成为剥削手段（参见《辞海》）。

第二，要正确区分“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或“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这就是说，社会资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个人资本的总和，一个农户的买同时就有另外一个农户的卖，相互依存和交错的总和才形成社会资本。马克思恩格斯还区分过“社会劳动”与“个别劳动”，并认为只有用“社会劳动所必需的劳动量”才能确定商品的价值，而不是个别劳动。而一些国外学者使用的“社会资本”没有界定，并以“社会资本”取代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是不妥的。

第三，资本的内涵及其“实质”揭示了脱贫致富的机理。上述这些观点的根本性缺失是没有揭示资本与脱贫、致富的机理问题。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有了社会资本就拥有了财富，也就能脱贫致富”。其实，这是两回事。尽管有学者也提到“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但是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如何“协调和行动”呢？即没有形成机理。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学者woolcock认为，一个地区或国家如果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也就在面临贫困和经济脆弱时处于更有力的地位。[6]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认为“以信任和社会纽带为特征的民间社会资本在减轻贫困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资本则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起着作用”。[7]然而，他们都没有提出社会资本与脱贫致富、“民间社会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与“减轻贫困程度”之间的作用机理问题。笔者认为：自然物质资本、人文精神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或者自然物质资源、人文精神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在每一个现实活动中“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化发展着的，财富的形成就是“三者”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由“人通过人的劳动”（马克思语）的整合过程和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8]显然，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或“他们”（人文界）、“自然界”、“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社会界）“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发，而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就是生产过程即财富形成的作用机理（见图1）。如图1所示，生产过程或财富形成是将“三者”同时输入并转化为产出的动态过程。其中的转换器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或“活劳动”，这个根本和关键问题往往被人们“完全忽视了”或忘记了。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们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9]遗憾地是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谈到生产过程、财富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等诸多过程的机理时，都忘记了或“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正如恩格斯接着指出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因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就是学术界目前存在的撇开“人通过人的劳动”谈论“经济社会发展”，即“去人化”倾向的主要原因。图1中的“产出”，传统观念只认为是农产品。其实，应该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初级产品，又包括这些产品的加工、流通、营销等，并形成一体化。只有减少中间环节，农民才会获得自己创造财富的全部。目前农民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只靠卖一些初级产品，而加工、流通、营销诸环节中的大部分利润被中间商拿走了。这项工作本来就是乡镇、村政府或农民行业组织的职责，现在却被空虚化，为中间商的获利提供了机会。笔者认为：当前农村改革的根本在于还权于民、还富于民和取信于民，大力推动农民的联合、产通销的一体化。

财富的形成或脱贫致富与其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图1中的“外部环境”如同资本系统和资源系统一样也是“一主两翼结构”，即以人文环境为主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两翼的整体环境，而学界往往是仅指自然环境。因为是“人的活动”，不能将“人”视为一般动物。正如复杂性思维的创立者E?莫兰指出的，要“把任何事件、信息或知识放置于它们与其环境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这个环境是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当然还是自然的。”[11]显然，财富形成的机理就是资本系统或资源系统在整体环境下“人通过人的劳动”的整合效应。因此，脱贫致富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包括资本在内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社会因素及其外部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力量“协调和集成起来”。

二、农村贫困者的资本缺失

马克思在提出“社会活动”或“活劳动”中“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发论时，还明确指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0]这里的“三者”是指自然界、人文界和社会界。马克思阐述的“活劳动”过程和“整个世界”形成中“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发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然而，学界长期缺乏“三者同时存发”意识，如有人认为：“世界即自然界”，“科学技术仅指自然科技”，“在生产中仅仅是人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社会资本就是自然资源的集合”，或者指物质设备、货币资金等等。我们按世界的基本构成——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文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大门类，并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主两翼”立体结构[12]，即以人文资本为主导（体）、物质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为两翼的内在整体（见图2）。下面就分别讨论。

注：示“人通过人的活动”形成为内在整体。

第一，物质资本缺失。受到弱势社会地位的影响，农民占有的物质资源、资本相对较少。

1.农产品的价格长期被压低，致使农村贫困者增加。自计划经济时代起，国家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农民在产品价格决策中失去主动权，农村贫困者收入提升乏力。据统计,1952——1990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积累资金高达11594.14亿元。［13］近年来,这一状况随着惠农政策的实施虽有所改变,但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依然不合理：按投入法计算，农产品价格只有工业产品的46%，农民收入因此缩水21.2%。［14］

2.农村贫困者缺少就业机会。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户籍制度严重地约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其城镇就业不可逾越的障碍。近年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村劳动者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增加，但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并视为“二等公民”，劳动报酬较低，甚至是同工不同酬。而且由于“教育不公”致使农村贫困者的劳动素质较低，造成城镇就业机会困难，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严重约束了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3.农村贫困者收入提高缺乏基础设施支撑。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相对缺乏，己有设施也由于维护不力而毁损严重,致使农村贫困者在提高收入时缺乏交通、水利、用电、灌溉及通讯等方面的支撑。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状况稍有改善。但是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农村、特别是边缘地区山河依旧。由于贫困者的社会地位较弱，即使有点政府资金支持也被强势群体挤占贪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

4.农村贫困者提高收入缺乏金融支持。我国金融体系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信用系统的资金也被大量流向城市现代化。据统计，1990——1998年间，农村外流的金融资金为3517.72亿元［15］。即便是有限的农村剩余资金也为强势群体所控制，农村贫困者只能依靠有限的民间借贷获取发展资金，数量极其有限，很难满足其改善物质资本和人文资本的需求，贫困者的收入水平提升困难。

5.农村贫困者提高收入缺乏财政税收支持。长期以来，农民不但要负担以农业税和摊派为主的各种税费，而且由于其弱势社会地位只享受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小部分。近年来，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国家的农业补贴、退耕还林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正在落实，但这些政策所支配的资源又为强势群体所掌控，农村贫困者真正分享的实惠较少。

第二，人文资本缺失。长期以来，农村建设的地位被边缘化，农村贫困者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众多的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使其人文资本严重缺失。

1.农村贫困者受教育权缺失。我国农村与城市相比，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农村贫困者应当受到的教育严重不足。与城市相比，农村义务教育在师资、设施和资金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农村学生受教育水平低；高昂的高等教育收费超出了贫困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得不放弃学业或承受高额贷款，陷入选择性贫困；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形同虚设，更谈不上非农就业培训。薄弱的受教育状况导致农村贫困者的低质人文资本，从而无力提高收入水平。

2.农村贫困者文化共享权缺失。正如贫困文化论所表明的那样，我国的贫困者大都聚集在相对集中的农村，他们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套由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组成的具有自我维持特征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农村贫困者很难共享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其收入提升缺乏精神支持。

第三，社会关系资本缺失。所有的方针、政策、举措都是借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在此只讨论两个方面。

1.民主政治资本缺失。受弱势社会地位的影响，我国宪法规定的平等政治权利在农民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比如，1995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按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的原则进行分配。同时，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很少,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农民从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导致各种坑农、伤农和农民利益无法保障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农村基层组织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状态，未能起到帮助农民致富的组织作用，农民的致富事业仍然处于单干无助的状态。

2.社会保障权缺失。长期以来,除五保户和特困户享受低水平救济以及范围窄、水平低的医疗保险外，农村养老、医疗、失地、住房、用工、生育和残疾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近年来，农村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推进，但与城镇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农村,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口已经占到贫困人口的约50%。［16］薄弱的社会保障状况导致农村贫困者缺乏灾、病抵御力，极易返贫。

这些现象反映在国家政治架构中表现为：农民缺少自己的组织和利益代表,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和失语地位，占有较少的民主政治资本，以致在不利的政策偏离面前却无法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利益。贫困者、乃至于农民，似乎象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这种不利的政策偏离在改革前表现为工业对农业的高积累政策，在改革后表现为改革重心迅速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在各个时期都有的表现则是城乡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悬殊。这种政策偏离造成对农村、农民的歧视，从而导致了城乡和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巨大差距，于是使人才和资金等各种资源不断向城市、工业领域倾斜。

在这一背景下，贫困者由于收入较低，无力改善其物质资本、人文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无法为其本身的政治参与和关联者（包括相关农民组织）的政治诉求提供资金和精神支持，从而使其政治方面的弱势和失语地位不断强化，陷入路径依赖、甚至路径锁定的局面，导致贫困农民的社会关系资本更加缺失，以致出现或形成恶性循环。

三、致富机理不健全造成农村贫困恶性循环

农村贫困者的三类资本缺失，难以形成资本系统的整体和致富机理，再加上历史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的合力影响的约束限制,导致农村贫困者陷人了恶性循环之中。

受弱势社会地位的影响，农村贫困者的物质、人文、社会三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陷入贫困陷阱。政府社会资本的缺失又导致了贫困者物质资本、人文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的缺乏，再加上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贫困者收入水平提高困难，进而陷入贫困之中。贫困者一旦陷入贫困，其社会地位又进一步弱化，从而进一步导致其三类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的缺失，这样贫困者就陷入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之中，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而难以脱贫致富。正因为资本系统、社会资本本身的缺失，外界环境中又只关注自然条件，缺乏物质资金的支持、人文精神的激励、社会和谐氛围的营造。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也消解了“共同劳动并交换其劳动”的协作共赢精神，农村基层组织也未能发挥共同富裕的组织作用，许多农村没有成立农民的行业组织，农民处于无组织的“单干”状态，加上农村的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等相当滞后等等，使得目前的农村缺乏致富机理的形成条件。

四、结论与建议

如前所述，受弱势社会地位影响，农村贫困者存在物质、人文和社会关系资本和社会资本缺失，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此时，只有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并给予物质、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具体支持，这种恶性循环才会被打破。因此，当前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应由城市、工业、市民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促进实现城乡、工农业、市民农民的同时发展或同步发展。笔者认为：这才是“科学发展”。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构筑全面的经济发展平台，注重发展质量和关注民生，消除贫困者物质资本缺失。首先要稳打稳扎地进行价格疏导，使工农业产品价格比恢复到合理水平上来，为提升农业竞争力和贫困者创收能力提供基础。其次要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通过法律、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引导农民工城市就业，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同工同酬制和市场的统一协调运转。当前要着力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幸福感。再次要增加和规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投入，防止资金挤占贪污，并通过利益分享机制动员民间资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要规范农村金融并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方向，拓展贫困者融资渠道，并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大农村地区财政支出比例。

第二，扩大农民的民主政治话语权，消除贫困者政治性资本缺失。首先各级人大和政协要改变过去“精英化”结构，吸收农村贫困者参与并表达其群体利益，充分体现两会的“人民”性质。其次要有序地发展农民组织（正如工会组织一样），使其在政治参与中具有团体意识。再次要完善农村贫困的权利救济机制,确保其法律援助和保护得以实现。

第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贫困者权益性资本缺失。首先要扩大和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机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村贫困者病有所治，老有所养，养有所乐。其次要在师资、设施和资金方面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扩大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和贷款范围，增加贷款力度。再次要增强农业生产的技术支持，建立和完善农村生产—流通—营销一体化的社会保障（险）制度，确保“三农”全面发展，切实促进粮食生产。

第四，关键在于县、乡（区）、村各级领导转变观念，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靠农民、通过农民并且为了农民的根本理念，并将脱贫致富的状况作为县、乡、村三级干部考核政绩的主要内容，以农民的满意度作为晋升加薪的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