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三农问题和粮食问题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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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产值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来看,我国已经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但2006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3.9%[1]。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三农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4年(2004-2007)以1号文件规划三农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1982-1986)的5个1号文件相比,前期的5个中央1号文件核心是农村工作、农村经济,而新世纪的4个中央1号文件则是以农民问题为核心,同样是三农工作,但重心不同,这表明,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切实以人为本,把农民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

当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中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时,有些学者把三农问题与粮食问题混为一谈,或等同于粮食问题,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粮食问题,或者说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农民问题。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

一、粮食生产不会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

国际上和国内都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将有粮食安全问题。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导致农田减少、水资源短缺,粮食生产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同时,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对粮食需求增长迅速,粮食供给将进一步紧张。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生产的粮食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世界的粮食供应就会紧张,甚至全世界的粮食都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国内的一些学者引以为据,不断呼吁国家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以保护价等行政手段来干预粮食市场等等。

1.耕地保护制度和生物技术进步因素能够保障国内粮食需求

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必然会占用一部分耕地,同时会造成水资源的短缺,耕地的减少、水资源的紧张,对粮食生产构成了硬约束,但不会导致严重的粮食问题。中央政府对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有充分认识,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化过程中不必要地占用农田。在这一基础上,土地和生产资料等粮食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有相互替代作用,使粮食生产潜力能够基本满足国内的需求。同其他经济产品的生产一样,粮食生产是多要素共同决定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占用了相当数量耕地的同时,生物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生物技术对土地有替代作用[2]221,因为生物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单位耕地面积内的粮食生产率。在中国可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从外延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各种资源价格变化引起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结果。事实上,在《谁来养活中国》问题引起关注后,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严峻了,而是缓解了。作为传统的粮食净进口国,中国21世纪初一度成为小麦净出口国。同时,为了缓解谷贱伤农,强制性地减少供给,中国还在1999年开始了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试点,并于2002年全面启动。2003年-2006年我国粮食连续4年增产,夏粮达到11381万吨[1],超过当年的消费需求。经国务院批准,从2006年8月20日起,对经铁路运输的全部出口粮食全额免收铁路建设基金,鼓励出口。而且中国还从粮食受援国变成了援助国。以上的举措从多方面表明,中国的粮食供应不是变紧张了,而是缓解了。

同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兴修水利、加大农业投资成为可能,而且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有了更大的保障。从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耕地、水资源减少等资源约束趋紧的局面,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问题。但中国地域辽阔,地球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积极影响,如近年来中国北方进入丰水期,这将有利于遏制草原的沙漠化,同时,中国可以通过国内的水利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南水北调工程。随着人口增加导致的粮食需求增加,供给进一步偏紧,价格上涨,那么生产者可以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提高单产是可能的,粮食供求可以在新的价格基础上实现均衡,这是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忽视技术的进步因素和价格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得出粮食紧张的结论是片面的、静态的。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2005年末,人口总数略超13亿,自然增长率为5.89‰[3],假设人口以此速度增加至2033年达到最高峰,并要求相应的粮食增加速度,从近年的平均粮食增产速度来看,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实际上,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生育微观经济理论[2]119-122,中国人口增长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将降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逐步降低;并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饮食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疏菜、各种蛋白质食品等将增加,直接食用粮食的收入需求弹性系数可能会降低,对粮食需求的增加速度可能会低于人口的增加速度,对粮食的需求可能会较人口提前出现下降。实际上,中国是有能力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粮食的,即潜在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基本是有保证的。

2.历史将不会再现

1958至1960年3年间,我国粮食减产20%以上,人民因饿致死人口约有1000余万人[4]165-167,其后粮食供应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严重短缺的,所以在人们的心理上有沉重的历史阴影。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运动的直接后果[5]1021-1029。而长期的粮食供应短缺是国家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从农村提取了太多的农业剩余,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而致。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中资源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同时,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等历次运动中,科技人员都是冲击的对象,没有正常的科研环境,所以改革开放前生物技术进步缓慢,对土地的替代作用难以显现。而在当时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情况下,因为机械的投入占用宝贵的资本,节约的是劳动力,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更不经济,理性的选择只能是加大劳动力的投入。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且劳动成果与劳动技能投入的不相匹配,由于强制的粮食交售制度,自己只能享受有限的劳动成果等等制度束缚,劳动者没有最大化粮食产量的激励,农业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磨洋工,劳动质量低,虽然劳动力数量投入大,但回报低,边际产品甚至可能为负[6]37-38。在资本投入不足,劳动者没有工作的积极性的情况下,农业产品不足,粮食实行配给制,保证低水平的保障也就成为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

当前,生产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两种约束均已改变,改革开放前那种灾难和困难发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在市场经济制度和物质保障提高条件下,农业生产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首先,市场体制在我国已基本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那种违背经济规律,搞运动,瞎指挥的现象不会再发生。其次,国民经济自1978年以来已经翻了两番,2006年GDP已接近21万亿人民币[1],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对大江大河治理的投入。由于生物技术进步,抗各种自然灾害的新品种不断培育出来,同时,化肥等农资生产极大发展,灌溉条件极大完善,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率稳定并逐步提高。再次,根据经济学理论模型,市场通过价格配置资源不会造成粮食的大量长期短缺。完全竞争理论中,厂商退出生产的条件是其收益低于其边际成本[7]86-125。农户是生产单位,可以理解为厂商,投入粮食生产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种子、化肥、灌溉、机械服务等。因为国家对耕地的严格保护,不可能转作其他非农用途,所以土地的投入规模既不可能大幅度调整,也不能自由退出。同时,因为缺乏各种社会保障,农村的老人、未成年人和妇女等将留守农村,不能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这些都是粮食生产的专用资产,就是固定成本。粮食生产的边际成本是种子、化肥、灌溉、机械服务等,只要粮食价格高于种子等边际成本,其收益就可以除补充边际成本外,部分弥补其固定成本,农民家庭就不可能退出粮食生产。粮食价格的变化影响到的只是施化肥量、灌溉次数等可变成本,影响单产,但农业生产的潜力仍然得以保持,而这也正是价格配置资源的表现。最后,在微观层次上,虽然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行业转移,但不会造成粮食生产能力的下降。在二元经济社会,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工资报酬也明显高于农业,所以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但当前城市和农村分隔的体制使农民的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还依赖于土地,所以农民不可能大面积弃耕,而在农业生产中用机械替代劳动力就成为现实的选择。农机服务交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内生的帕累托优化。和交易成本决定企业的存在和边界一样,分散生产、规模小的小农经济决定了农民每户购置大型农机是不经济的(也不是每户都有购置农机的资本)。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外出就业后,在收获等农业集中用工季节,用农机服务来替代劳动力,既节约了农民往返城市、农村的费用,农机服务的费用也远低于因农误工的机会成本,所以农机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满足了工业生产用工的稳定。农机服务在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下有广阔空间,同时,国家为购买大型农机的农民提供补贴,所以以大型农机为资本,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农民也应运而生。为降低农机服务的交易成本,国家也努力为农机跨地域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因为购买农机服务的交易成本低,可以替代农业生产中集中的季节性劳动力需求,这样农业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时,就不会影响农业生产,造成粮食生产的滑坡,反而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与在“”时因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重工业转移带来粮食严重减产的后果截然不同。

二、适度从国外进口粮食是发挥比较优势和减轻两种资源压力的需要

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中国应该部分进口粮食。中国的土地资源相对于劳动力更为稀缺,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劳动力较土地稀缺,并且人口老化、减少可能使劳动力紧张的形势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各自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中国从国外适度进口粮食是符合中国和国际粮食出口大国双方的利益的。中国可以发挥劳动力富裕的优势,在人民群众物质需求日益丰富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蔬菜等,而对资本、土地密集型的粮食通过国际贸易进口来解决。

粮食生产需要土地和水资源,而我国是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的国家。通过增加施肥量而掠夺性地加大粮食产量,会使土地板结,土壤的持续生产能力受到影响;而为了保证高产稳产而增大水资源的投入,会使我国水资源紧张的局面更加恶化,影响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甚至会加速环境沙漠化。长期超过自然资源承受能力的粮食生产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耗竭性使用,而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是进口土地和水资源。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并适度进口粮食,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减轻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

三、中国适度从国外进口粮食不会影响国际粮食贸易格局

1.中国的粮食生产基本能满足需求,对国外的进口需求只是边际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口小麦在100万吨左右,只占我国生产小麦的1%,而且,有一些是为了缓和国际贸易顺差的矛盾进口的。在正常情况下,我国的粮食进口不会对国际上的粮食价格产生太大的影响,从而不会对其他粮食进口国带来不利影响。

2.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国际市场的交易情况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粮食问题不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迅速工业化,我国对国际市场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市场投资者也津津乐道国际原油、有色金属等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中的“中国因素”。但是,在国际市场,所有工业化所必需的不可再生的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的同时,可再生的商品价格几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如铜在2006年一年的时间里,国际定价中心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期货价格从3000多美元/吨上涨到8000多美元/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从40美元/桶上涨到最高76美元/桶,而同期小麦、棉花等商品的国际权威期货中心的价格是在箱体之间震荡,并没有创出新高。这表明,由于粮食具有可再生的特点,中国的粮食需求可以通过国际间的资源优化配置来解决。

四、粮食安全问题不等于流通问题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计划经济下,重工业优先发展,资本向重工业集中,农业要为工业贡献产品、劳动力、外汇和资本剩余,这些制度因素导致粮食长期短缺,在特殊历史情况下,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国家实施了粮食配给制度,垄断粮食流通,由国家直属的国有粮食企业独家承担国家的粮食收储任务。在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形成以后,要发挥市场对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国有粮食企业垄断粮食流通既不经济,也不合理。1998年审计署的审计结果表明,截止到1998年5月,粮食系统的财务挂账中,累计亏损1200亿元,挤占挪用800亿元,已经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8]。但由于路径依赖,国有粮食企业作为一个行业有自己的利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直接损害了其利益,其往往以历史上的作用和粮食安全作为维护其利益的借口。粮食生产既有严格的农田保护制度,又有市场价格的引导,不可能因流通体制的改革而影响粮食安全,打破粮食流通垄断,在国家政策性粮食企业掌握一定粮源的情况下,鼓励多种成分企业参与粮食流通,是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高流通效率的有效手段,不会影响粮食安全。

五、粮食价格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大,但给国家财政增加了很大负担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之后是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没有维持社会稳定的特殊义务,所以用工不考虑身份上的差别,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其农业户口而社会保障要求不高,数量巨大近乎无限供给而竞争激烈,成本低廉,相当部分就被吸收到这些企业就业;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基建规模巨大,建筑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外,一些门槛较低的城市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因其又苦又累而报酬又低的特征而不为城市居民所接受,这些行业就对农民工开放了。在以上种种非农就业情况下,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例持续显著下降,许多农村非农收入已超过农业收入。

因为小农经济的原因,中国粮食的商品率比较低,如小麦不足40%。在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均耕地大部分地区只有一亩略强,按平均单产350公斤计[9],每人以一亩耕地计,可售商品小麦也只有140公斤,每公斤价格上涨0.1元,每人只增加可支配收入14元,显然,这对农民的生活改善是杯水车薪,而这已经是半年的劳动成果了,但价格上涨对国家财政、城市低收入者来说,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所以,通过粮食涨价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太多,而消费者数量少,对少数消费者来说,通过粮食涨价来提高多数生产者的收入将增加一个巨大的支出负担,即使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是为数甚微的。劳动者的日工资已经大约为40元,农民多一天的非农就业就可以补偿将近半年的辛苦劳作的价格上涨,所以拓宽农民的非农就业渠道,消除农民的各种就业歧视,应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从国际上来看,农民问题都是工业化过程中通过第二、三产业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解决的,中国也不能例外。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在农业里面解决农民问题,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

在非农就业逐步增加,非农收入比例超过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不但不会影响粮食生产,而且有利建设和谐社会,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有些人在强调粮食安全问题时,隐含着要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命题。这是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既牺牲了国家利益,也牺牲了农民利益,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六、粮食问题成为战略问题的根源在于台海问题

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中国有进口粮食的潜在需求,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出口粮食的能力和要求,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是不需要担心粮食安全问题的。但粮食确实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成为战略物资,成为中美之间,或者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在于政治上的原因。

当前,中国大陆尚未与台湾实现统一。只要一日不统一,就有爆发战争,以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不愿看到中国的完全统一和崛起,但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加强,其介入台海战争的代价也是难以承受的,所以,一旦发生战争,经济制裁,断绝对我国的粮食供应则是非常可能的。而在世界上,有能力大规模供应中国这样大国粮食的国家基本上是美、加、澳、欧等西方国家,一旦其结成联盟,拒绝向中国出口粮食将会对大陆构成较大影响,这才是我国要力保粮食自给安全的原因。

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不得不接受中国成为其利益攸关方这个现实,并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其加强与中国的沟通,防止台独将其拖入泥潭成为美方的关切,台海局势缓和是大方向。不顾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不计成本地要保证粮食自给自足是不明智的,也会加大与美国等粮食出口国的摩擦。

综上,中国的粮食安全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农民问题与粮食问题没有必然联系,粮食问题不应该成为把农民限制在农村的理由,也不应该成为行政干预粮食市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