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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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拜物教意识的深层逻辑。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变革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颠覆青年黑格尔派那种纯粹理性的思考，指出了这种哲学的现实前提以及在这一现实基础上，这种哲学是通过哪些环节抽象出来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揭示出蒲鲁东思想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性，即将资本生产条件下产生的思想观念从具体历史情境中抽象出来，作为判断一切社会存在的标志，使得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具有了自然性的特性，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成为自然性的存在，一种最合理不过的自然秩序。马克思嘲弄地说：“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蒲鲁东这种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深处，仍然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这个主题也延伸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批判蒲鲁东主义关于货币银行的思考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就是从这种方法论出发的。在马克思的讨论中，他并不是仅从理性层面揭示拜物教意识的产生过程，而是通过揭示资本生产与交换过程，通过揭示社会生活的抽象过程，来具体地展示这种拜物教意识何以产生出来，只有到这个层面才能意识到，对拜物教意识的颠覆并不是仅从理性层面的自觉就可以完成，只要现实生活过程中存在着产生拜物教意识的基础，这种意识就时刻会被生产出来，因此，真正需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生活过程，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真实构境。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

在上面关于历史性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互文性问题。互文性是克里斯蒂瓦符号学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她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出发，认为互文性指的是任何一种文本，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文本与现实历史之间也存在着联系。通过这一思考，她将巴赫金仅从小说结构内部运用的“复调”理论，扩展到了文本向着社会这一他者开放的宽阔之场，这也是她突出符号学批判视域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互文性不仅指写成的文本间的关系，更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内在关联。互文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论的现实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其哲学变革的过程，不仅是哲学思辨的过程，而且也是从其他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互文性解释过程，这种互文性层面，不仅发生于学界中已经深入探讨的哲学、经济学层面，还发生于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层面，最后实现的是整体性视域转换，而这种整体性的视域转换，在马克思那里又始终同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如果不置于各种文本与社会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

理论的创新需要理性的自觉意识，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需要我们不断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进行反思，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是我们从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出发，真实地面对当代问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