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风险测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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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始终存在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从已有的国际经验来看,危机预警模型往往仅起到事后解释的作用,实际预测能力不足。防范银行业危机并不能简单地依靠国际上现有的预警模型。本文指出已有模型仅仅表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区分外生性冲击等因素,模型难以预测到危机的真实程度。在我国,要增强预测的准确性,必须在区分危机的结构性因素和外生的冲击性因素的基础上构造新的模型,成功的危机防范在于将内生性风险的防范和外生性风险的防范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银行业;危机预警;模型

一、代表性模型的简要评价

国内银行业危机预警模型较具代表性并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是唐旭和张伟(2002)提出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对我国银行业危机提出了16个衡量指标,即:

(1)GDP实际增长率(9)通货膨胀率

(2)消费增长率(10)实际利率

(3)投资增长率(11)实际汇率

(4)资本产出率(12)实际进口增长率

(5)储蓄存款变动率(13)贸易条件

(6)公共部门贷款总额(14)银行体系整体资本充足率

(7)私人部门贷款总额(15)银行体系整体资产质量

(8)外债总额(16)利率自由化程度

这些指标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而且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具体的计算方法,在以前的研究上前进了一大步。然而,作者称选择这16个指标的依据主要是记数法和比较法,选定的是基本指标。但这样的指标选择方法,使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依据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选择指标,在方法论上呈共线性,正确与错误的方面将雷同。二是文献大部分是针对西方国家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出现的频率高不代表适用于我国这样特殊的转型经济,前文所述的制度差异因素未被考虑。三是没有考虑重要的外生性冲击,在指标的选取上过于倾向于宏观基本面,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质区分不够。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仅仅是银行可能发生危机的一个原因。

在构造模型方面要有所突破的话,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按照西方的模式,未区分外生冲击性因素,危机通常表现为在模型未关注的环节发生,因此似乎总有模型未考虑到的因素。Kaminsky不断增加KLA信号模型的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传统思路的局限性。我们认为,银行业危机传统的两种观点——太阳黑子理论(PostlewaiteandVives1987)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Mitchell,1941)的分野恰恰在于对外生性冲击的考虑。考虑冲击性因素,就形成了认可外生变量的太阳黑子理论,反之就会认可银行业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周期的自然结果。艾伦和盖尔(1998)建立了一个银行恐慌的基本模型,但由于其过于理论化且偏重于微观,尽管精致,对我们而言实用价值太低。

当然,仅仅提出风险结构与外生性冲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两者关联性的桥梁,则构造于其上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取得突破。为此,需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银行业危机。

二、银行业危机的实质

从本质上讲,银行业危机就是社会资金正常循环流动受阻,未清偿债务导致社会信用链断裂的危机。我们把这种危机称为“资产累积循环危机”。这样的危机在使用不能兑现的信用货币伊始就存在了,只不过我们常把它和经济周期混为一谈。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否实现社会价值,在于从生产到销售环节“惊险的跳跃”。多数企业无法实现“惊险的跳跃”,就形成经济危机。银行业同样如此。单个银行必须不断实现这样的“惊险的跳跃”:归还存款本息(树立社会信誉)吸收新的存款发放贷款风险控制收回贷款本息归还存款本息。这样构成一个最简单但完整的循环。如果循环受阻,新的存款吸收不进来,或贷款收不回来无法归还存款,流动性危机累计到一定程度,单个银行危机就全面爆发了。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下降,对其他银行的流动性要求随之提高,如果其他银行不能增加自身的流动性能力的话,银行业的危机将不可避免。不但对整个银行体系,直至国民经济体系,同样存在这样的循环。循环受阻,必然引起整个社会信用紧张,严重时由企业开始,信用链条断裂,直接影响到银行业的流动性,一样可以引发银行业的危机。

三、基于两分法的预警模型——风险测算表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银行业危机的预警应建立在“资产累积循环”的基础上,从风险结构与外部冲击因素两个方面着手,构造新的、更具实际操作性的模型。限于篇幅,本文设计的新模型“银行业风险测算表”指标体系简要列示(实证检验略)如下:

(注:一旦我国全面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和汇率波动管制被放开,上述模型需要作出一定的修正,但其阐述的基本原理将具有长期的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的结构性指标也可以看作是基于循环观点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的判定指标。这样的指标远比偏差不断增大的MS指标准确。而且这些指标数据容易获得,与历史状况的比较简单明了,干扰因素的剔除也非常容易。这部分指标一方面可以按照设定的经验值评分测定,也完全可以借助KLA方法测算,依靠数理模型测算,对比两者的异同,将更有利于对危机基础的判定。第二部分的外生性指标概括了能够引起外生性风险的主要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第一部分结构性指标完全可以引入数理模型,减少经验干扰,而第二部分的判定,必须借助经验。任何现成的模型都难以使人相信经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出国外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如“9.11”对银行业的确切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具有危机的基本结构时,危机能否变成现实,有一半是取决于监管当局或政府的决策。依照上表,与参照值相比较,最简单的7种判定组合是:

四、几点补充说明

努力降低结构性指标值的实质是减少银行体系的脆弱性(bankfragility),着眼于一种中长期;而对于外生性冲击因素的研究与控制,主要着眼于当前,重点关注个别的银行经营状况,防止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风险。这需整合银行、银监会、人民银行、各级政府四方的力量,高度重视应对外部冲击的危机管理,提高抗冲击能力。

与国外短期资本流动冲击不同,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条件下,我国当前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性因素主要来自国内。一是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由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改革所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性影响到了银行。如居民的强烈的储蓄动机,使国内银行已经习惯了高储蓄增长条件下的经营。一旦形势逆转,多数银行将措手不及。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逐渐确立了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这种模式必须维持我国居民的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使投资活动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但是,低消费率阻碍了投资—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使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作用越来越弱;低利率鼓励了盲目扩大投资和低效率投资,使这两个领域的投入产出效率不断降低。2005年,投资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相反,近年来中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已从1990年的72.1%下降到2003年的33.8%。投资低效率的表现是2005年底至2006年一季度,我国13个主要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加剧,意味着银行经营风险的增加。三是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失衡。如从1988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信贷以年近40%的速度增长,消费信贷余额由1997年的数百亿元,猛增到2005年末的2.2万亿元。这种跨越式的大发展固然弥补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启动内需的不足,但也积累了银行短期资金长期使用的错配风险。四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冲击。我国银行缺乏管理市场化利率和汇率风险的手段,一旦利率和汇率同时放开,将有部分银行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如此等等,均有可能成为新的外生性冲击因素。更何况,为了减少危机处置中的“道德风险”,人民银行、中央政府逐步减少了对地方性金融风险化解的支持,地方政府也同样逐步减少了对问题银行的信用支持。外生冲击性风险的危害有增无减。

对外生性风险问题,并不能通过加大银行业的透明度来解决。在所有制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不建立(我国尚未颁布《破产法》)的条件下,增加信息透明度没有实际的意义。尤其是任由新闻媒体报道金融事件,反而只能加剧危机的频繁发生,增加政府处置危机的难度,甚至使政府丧失处置危机的机会,造成社会净福利的重大损失。依据我们处理危机的经验,有几类银行最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即:有较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如本身有重大财务问题的银行;具有很高知名度,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银行;信息非常公开透明,并有重大利空传言的上市银行;外部经营环境不佳,坏消息影响力大的银行。这些银行应成为危机防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