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效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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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影响因素
1.金融监管
金融管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仍不确定。以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加强金融监管，标准的公共利益理论也认为监管解决了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李涛博士通过对世界上118个国家商业银行监管模式的研究表明：高效的监管不仅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国外学者运用前沿分析方法来测算金融管制放松前后银行效率的变动，探讨金融管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挪威银行在金融管制放松后效率得到了提高，土耳其银行在金融更为自由化的环境下效率也有所提高。相反，20世纪80年代美国放松金融管制并未提高美国银行的效率。[11]20世纪80-90年代初，韩国放松金融管制对银行效率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从降低信息不对称、节约监督成本和维护银行经营安全稳健的角度来看，如果监管部门具备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意愿，银行管制有利于提高其公司治理的效率。因此，放松金融管制有可能提高银行效率，也有可能降低银行效率，这主要取决于放松金融管制之前的行业状况。[12]
但金融管制过程也可能被小产业集团俘获，政府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者并不具有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监督成本的能力和愿望。大的商业银行也有可能“俘虏”监管者，使监管者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而非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Barthetal（2001）也证明较多的管制会更大可能性地带来系统的银行危机和较低的银行效率。Caprio、Laeven和Levine（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管制和监管对银行价值的影响并不明显，通过强化监管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权力对银行价值不产生任何影响。事实证明，众多的限制经济人活动的法律，往往是造成“坏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据调查，有65.3%的监管和被监管主体认为，银行监管的弹性较大、很大或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与被监管者重复博弈的结果，必然是道德水准的下降。[13]这也是自由银行学派坚决反对银行监管，认为管制失灵的重要原因。
2.市场竞争
英国经济学家Martin和Parker对其国内私有化后的各类企业的经营绩效比较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有明显改善；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显。一些证据表明，市场竞争导致的银行集中高会使银行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给予较低的存款利率。Gilbert（1984）得出市场份额与银行效率呈正相关。[14]Robert.Deyoungt&Zftekhar．Hasan研究美国银行业1984年至1993年的效率状况，发现银行集中度与效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样的产权结构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有效率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的前提是竞争市场的存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05）用城市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占当地信贷总额的份额来衡量银行的竞争，得出该比率越高，说明竞争越充分，同时也认为地区银行部门的竞争越充分，越是有利于提高该地区金融部门运行的整体效率。[15]
相反，另外也有实证发现市场竞争导致的银行集中却不一定是高效率。比如一些研究表明兼并导致的集中也并没有系统地降低存款利率，提高银行效率。还有证据表明，存贷利率差距在集中的银行体系更小。[16]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也研究了市场竞争导致的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由于银行获利能力及规模不经济造成我国商业银行集中度与回报率是背离的，银行集中度越高，效率越低。集中度高导致规模不经济，缺乏动力改善绩效，只会产生一些扭曲的市场行为，导致低效率。黄旭平和唐振龙（2005）基于亚洲七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带来两种相反作用的效应：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17]随着银行集中度的提高，规模经济会上升，从而促进银行效率；相反，专业化经济会下降，从而损害银行效率。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
（二）内部影响因素
1.产权结构
关于银行产权结构与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传统产权论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监督作用，私营商业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和合作银行的经营效率会更高。Nicols（1967）和O’Hara（1981）所做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根据他们对当时的互助合作产权和私有产权金融机构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互助合作产权形式的银行确实比私有产权形式的银行效率更低、成本更高。SumonKLImarBhaumik和ParamitaMukherjee对印度的银行业调查研究也证明，印度国有银行在资产净利润率、人均业务量和人均利润大大低于其私营银行的同时，还拥有远高于私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的研究报告也进一步表明，银行国有产权形式在那些单位资本收益较低、金融体系欠发达、政府干预较强而效率较低、产权保护性差的国家往往占有较大比重。他们认为，银行国有产权的普遍存在使资源配置过程更具有政治意义（服从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效率性，并最终与较慢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相关。张健华（2003）采用虚拟变量证实了国有产权与股份制产权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得出国有产权引起效率损失的结论。[1]相比之下，国有银行效率最低，未上市股份制银行效率较高，已上市股份制银行效率最高。在影响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效率差别的因素中，企业产权制度是诸多问题的根源。[2]
但也有学者认为银行产权对银行效率没有影响。按照Jensen和Fama（1983）的理论，当合作制金融机构经营低效时，合伙人可以通过抽回资金来威胁管理人员，这种对管理人员的制裁比股份制的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更加有效。Mester和Cebenoyan等人运用随机前沿方法测度了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类型金融机构的成本效率，Mester发现合作制储蓄和贷款机构要比股份制机构更有效率，而Cebenoyan则发现两者并没有区别。[3]Altunbas等人运用随机前沿方法检验了1991-1993年间土耳其股份制和公有银行的效率情况，发现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差异。YenerAltunbas等人对1989-1996年间德国银行的效率进行了研究，也未发现股份制银行比公有和合作制银行更有效率，相反却发现公有制银行还略微具有成本和利润优势。
2.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下的股权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集中度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按照“活跃股东监督假设”，公司大股东有监督和影响管理人员以保护他们投资的激励，考虑到所持有的大额股份，他们有足够强的实力去严密监督管理者，以防止他们做出对股东财富不利的行为。按照这种观点，外部大股东减少了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范围，从而使股东与管理者的摩擦减少，因而股权结构集中度与银行效率正相关。但有人认为集中股权结构条件下大股东的控制降低了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其它专用资产的投资，从而也就降低了公司价值，所以集中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负相关。也有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非单一，即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既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至于什么情况下有利，什么情况下不利，要视股权结构集中度的变化区间等因素而定。
亚洲开发银行（2001）通过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则会给银行良好的回报，与银行效率正相关。郑录军和曹延求（2004）采用计量方法对影响银行效率的若干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集中型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因素。[4]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商业银行确立经营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途径，加速决策的执行，实施有效的监督，能赢得投资人的信任和社会公众的信任，使商业银行获取更好的发展社会空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中，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护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以市场化的方式行使对商业银行股权投资的管理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的共同趋势。[5]
3.规模经济
大量的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也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Bel&Murphy（1968）运用边际分析技术对美国238家银行的成本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支持成本递减或收益递增的银行规模效率。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结论是，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1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Young等（199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84-1993年的技术进步、效率及生产率变化，认为银行规模对美国银行的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的调查结果显示，4家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为显著的总体规模经济，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具有较为显著的总体规模经济，其他银行或者不具有规模经济，或者具有轻微的规模经济。[6]
尽管银行业的咨询者和管理人员坚持并购能使银行增加规模经济，但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多数早期的文献认为，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呈平坦的U型，也就是说中等规模的银行比特大型或小型银行的规模效率略高，其中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即U型曲线的底部位置所在。[7]Maudos、Pastor、Perez和Quesada（1998）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认为中等规模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都是最高的。平均收益随银行规模的上升略有增加（1%-4%），但这种规模效益同样局限在小银行。[8]S•Paola（2002）的研究发现近20年来银行的大规模并购没有带来所预期的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有相类似的观点。王振山（2000）对银行规模与我国商业银行运行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指出，我国现有商业银行虽然就总体规模而言较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规模小得多，规模过小或规模过大导致的规模不经济仍同时存在。规模不经济是造成目前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粗放式经营方式直接导致了我国整个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9]根据我国有关资料显示，1989-1998年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余额增长了11倍，但利润总额仅增长了26%，而管理费用增长了8.9倍，管理费用与利润的增长完全不成比例且在统计意义上呈反方向变动。[10]
4.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通过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占领新的市场、改变经营管理方式等获取新的利润来源，伴随着创新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和范围经济优势增强，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大多数国外银行都将金融创新作为提高银行绩效和效率的重要渠道，Silber（1975）认为创新的金融工具或实践可以减少强加于企业的金融限制，从提升抗击风险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和绕过过时的管制三方面改善金融系统。Kane（1978，1981）用一种“斗争模型”来描绘管制人和被管制人之间持续的斗争，金融创新正是作为对立的经济（被管制人）和政治（管制人）之间力量持续斗争的结果。一项金融创新的产生，必须使市场运作更有效率和更完整，一项金融创新可能通过减少金融服务顾客的金融中介成本而使市场更有效率。Ross（1989）发展了一种理论模型，考虑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认为金融创新是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机构移动回他们可能接受的投资组合。Duffle和Rahi（1995）讨论了市场不完全性与创新。Grinblatt和Longstaff（2000）通过对多种证券的分析，也得出了金融产品可以完善市场的结论。
（三）其他因素
此外，一些学者发现权益回报率、权益资产比率和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高效率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较低。银行兼并重组对效率的影响难以确定，有些兼并重组提高了银行的效率，而另一些兼并重组则降低了银行的效率。Berger和Mester（1997）对银行资产规模、组织形式、市场集中度、资本化程度等因素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作了研究。Young等（199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84-1993年的技术进步、效率及生产率变化，认为银行规模、集中度、资产、不良贷款率、人均营业费用、股权结构等都对美国银行的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Worlhington（1998）运用随机成本前沿法测算了资产质量、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澳大利亚金融机构效率的影响。Harker和Zenios（2000）将驱动金融机构业绩改变的因素分为战略、战略执行、环境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具体分成数个方面的内容。Frei（2000）等认为，金融机构效率的驱动器是其对人力资源、技术、过程管理等模式的选择及其对金融服务质量、成本和便利程度的影响。丁俊（2001）从经营绩效、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衡量稳定性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始终被作为影响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以所有者权益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考查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指标比较合适。朱南等人（2004）考察了净资产收益率、权益比率、国有与股份制银行以及银行总部位置等四项因素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二、商业银行效率测度方法分析
（一）前沿分析方法
1.参数方法
根据Berger＆Humphrey（1997）基于前沿分析的银行效率研究方法按是否需要估计前沿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将前沿分析方法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两大类。参数方法又包括随机前沿方法（SFA）、自由分布方法（DFA）和厚前沿方法（TFA）三种。早期的研究多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忽略各类产出间的相关性以及产出的弹性，对生产函数中的指数项进行估计。以后的研究逐渐采用二次项形式和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形式。因为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金融机构效率研究中采用此方法的越来越多。在实际应用当中，上述三种参数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克服上述三种测度方法的缺陷，RienWagenvoort和PaulSchure（1999）提出了递归厚前沿法，但在实际研究中这种方法的运用尚不多见。参数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对最佳效率边界首先假定了函数形式，因而可能导致效率计算出现偏差；由于它允许随机误差的存在，因此，如何更好地将随机误差与低效率区分开来就是一个问题。
2.非参数方法
非参数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无界分析法（FDH）。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最初由Charnes等（1978）在Farell（1957）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提出，是在数学规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他将微观层面上的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价格效率和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企业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反映给定投入价格时企业以适当比例使用各项投入的能力；上述两项测度结果组合成综合效率。Sherman和Gold（1985）最早应用该方法来考察银行分支机构的绩效水平，许多学者随后运用非参数方法来测度金融机构的效率。非参数方法虽然允许效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动，不要求对所有样本的无效率分布做出事先的假定，但也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假定没有随机误差的影响；二是忽略了价格对配置效率的影响。对于第二个缺陷，可以采用基于成本的DEA模型（测度银行的X—效率）来考虑价格的影响。
（二）财务指标方法
所谓财务指标方法，是指利用各种财务指标（平均资产回报率、银行贷款周转率和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来评价银行的经营效率。尽管财务指标方法在使用时操作简便，但却不能反映银行的整体绩效。因而，在对银行效率的测度方法上，财务指标方法应用要相对更少。
三、商业银行效率研究展望
1．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和测度方法有待于进一步统一
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测度方法都存在着许多争论。从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上看，无论是内部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规模经济和金融创新因素，还是外部的金融监管和市场竞争等因素，是否真正对商业银行效率有影响及影响的大小，都没有统一的结论。各机构效率之间的结论可比性也不强，银行效率的测度方法也不统一。上述文献虽然在评价商业银行效率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银行效率研究有待更系统地总结。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和测度方法的统一，是未来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一个方向。金融生态系统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在考虑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时应从整体的系统进行研究。因而，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方向有待于从本地的差异情况出发，寻找出一个比较合适和统一的银行效率的测度方法。
2．我国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从以上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对银行效率的研究比较早，而我国对于银行效率的研究则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经验。但由于我国在产权结构、治理结构、规模经济和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和市场竞争等因素上，都与国外的银行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和内外部环境作系统的研究，在影响因素和测度方法上作一定的创新。
3．我国上市前后的商业银行效率比较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005年10月和2006年6月，建行和中行相继在香港上市。由于存在时滞性和数据资料收集困难，对建行和中行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上市前的效率，对上市后商业银行效率是否增加还没有作系统的理论分析。对上市前后的效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市对效率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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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推进商业银行渐进改革过程中，效率的提高是商业银行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变的关键，也是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商业银行效率是商业银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和商业银行效率测度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同时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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