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企业成长方式相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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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对于经济主体可以看成是一种制度因素,它影响其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方式相机选择。在一个一般性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框架模型下,中国企业的网络化成长与家族化管理特征行为可以很好地被家族主义信任结构模式所解释。基于调研数据,通过对引入职业经理人、领导行为和企业控制权安排等行为特征的分析,本文给出了信任影响企业成长行为方式选择的一个直观图景。

正确理解信任对于经济主体在不同的或特定的信任结构中企业成长的方式,既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信任与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联系。本文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特定的信任结构下企业的成长行为特征。

一、信任特征与企业成长

企业成长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企业制度变革、结构调整以及竞争力、战略和管理行为研究等许多方面,因此,就单个影响因素来谈企业成长很少是有意义的。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组织的成长方式作为在特定信任结构下的行为选择。在这方面,Peng和Heath(1996)关于转型经济企业成长的研究以及笔者关于企业网络化成长给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最近两年来,对于市场秩序、法制以及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如钱颖一,2001;张维迎,2002),反映出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深层次的制度和文化问题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实践中,市场和企业的发展都面临严重的经济秩序困境和信任危机,这两者的表现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假冒伪劣产品、上市公司伪造财务信息等。我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按照理论逻辑来说,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控制或治理机制,可以部分地替代法律等强制性约束制度。在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法律等正式制度是供给短缺或交易成本较高的,斯蒂格里茨(2000)和钱颖一(2000)等都论述了转型经济正式制度治理失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相机选择就是用更多的人际信任替代或补充正式制度的约束不足。而中国在法律等正式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同样面临危机。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正式制度与信任之间的替代或补充关系在中国是否不存在或呈现出其他的形态?信任危机的根源何在?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在中国特定信任结构下企业成长的行为方式选择来间接地理解这些问题。

自彭罗斯经典意义的著作“企业成长理论”(1959)发表以来,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成为企业理论、战略经济学尤其是战略资源观(RBV)关注的核心问题(Barney,Hamel等)。彭罗斯关心的是管理能力对企业成长的约束,战略资源观则认为是企业独特的资源(具有难以模仿性和不可移动性)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从而,也是支撑企业持续成长的要素。此外,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还建立了企业成长的财务约束模型(HayandMorris,1991)。在这里,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限制企业成长的要素,那就是信任。信任与控制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在以前的产业组织以及战略管理的模型中,普遍关注企业成长的结果。以企业规模或其他指标所表达的企业成长尽管是非常直观的、便捷的测量,但不容忽视的是,企业规模等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指标,它受到许多因素交错复杂的影响。不能期望通过这一指标找到在某一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直接明了的对应关系。因此,本文不是直接关注信任与企业成长的结果如规模之间的关系,而是希望建立在信任结构与企业成长方式的相机选择行为之间的联系。在以下所建立的一个综合性框架模型就旨在描述这种行为模式的作用方式和过程。二、信任与企业成长:一个综合性描述框架笼统地讨论信任是没有意义的。信任对于企业来说,具体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或者说,每一次内部和外部的交易都伴随着信任的作用。信任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不是一项独立的资源,将它理解为一种制度环境或制度要素是更合理的。这种制度要素或者是蕴涵在社会的整体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或者是由企业组织本身的长期关系合约与策略选择所形成。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同时,它在与企业组织的交易或联系中也形成自身特定的信任结构“小环境”,这是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选择过程。此外,在企业组织内部,所有者与管理者、员工等相互之间的信任同样影响企业的成长。在本文中,我们将社会的整体信任与企业成长方式的战略选择之间联系起来。不少文献的研究已充分显示,制度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信任结构直接地影响到企业成长的战略选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大多数关于企业成长的学说可以被归结为“战略选择”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企业是作为资源的集合体,其成长由高层管理人员所采用的成长战略选择所驱动。剩余资源的存在是成长的前提条件,而充分利用剩余资源是成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企业有三种基本成长战略:一般性成长(依靠内部资源)、购并成长和跨组织成长。这三种战略选择分别与“科层制”、“市场”和“混合”组织模式相对应。跨组织成长(也被称之为“网络化成长”)成为在复杂的全球化商业环境下企业重要的成长方式和策略(Contractor＆Lorange,1988;Peng＆Heath,1996),这是强调企业通过在组织之间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盟网络关系以寻求成长。此外,一些作者注意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因素使得网络化成长成为主导模式(Peng,1997;李新春,1998)。在儒教传统的国家,网络化成长作为一种制度因素给出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企业的成长特征(Biggart＆Hamil ton,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