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经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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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政府尤其是多数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参与竞争性盈利性行业的投入，误把交通设施、邮政、电信、铁路、航空、教育等许多私人物品或者混合物品当作不能市场化的“公共物品”，拒绝以“民营化”或民间资本参股、控股为主要方向的改制重组，与民争利，这一状况亟需改变。当前，政府应该逐渐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要把消灭贫困、充分就业、良好教育、身心健康、机会均等、社会公正等全社会关心的事情放到重要地位。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要放到为发展经济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稳健的宏观调控上来。对此，名著《红楼梦》中的部分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借鉴，其中“探春改革”一章较为典型。]

[关键词：改革政府职能公共物品红楼梦点评]

有人问了许多关于《红楼梦》中经济管理改革的问题，并要我一一评述，其意颇有些以古鉴今的味道。但在我看来，大观园里这样的行动虽然很多，却少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一则曹雪芹本意并不在此，这些内容既琐碎不成体系，又往往有始无终难以确考；二则《红楼梦》中改革的发起者多半既没有明确的战略和阶段性目标，在路径的选择上也显得毫无章法，因而最后的效果总是差强人意，丝毫未能延阻贾氏家族大厦的倾覆。独有第五十六回探春“兴利除宿弊”的改革，对今天的管理当局仍有许多启示，对一个现代政府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政府在很多时候恰恰是由众多成员——自然人和法人——组成的放大了的家庭）。所以，我就将从前阅读此段所作的评注稍加整理，权作回答。

有一点需要强调，尽管通过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诠释，《红楼梦》可以向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但它的意义也仅止于此。在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时，我们应当比300年前的古人具有更高的智慧和胆魄。

探春……因说道：“我想的事不为别的，因想着我们一月有二两月银外，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前儿又有人回，要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每人又是二两。这又同才刚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

平儿笑道：“……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们的姊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迟些日子，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

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了。脱空是没有的，也不敢，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得现买。就用这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子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儿子买了来才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样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是铺子里坏了不要的，他们都弄了来，单预备给我们？”

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蠲了为是……”

按：探春的第一项改革是有关大观园的福利问题：取消原来小姐丫头们每月置办头油脂粉的二两银子。她的理由，一是该项支出已包含在她们每月的月钱之内，为此再立科目与之重复；二是原先的统一采购发放与使用者各自的需要严重脱节，产品质量的低劣使她们“依然得现买”，已直接导致显而易见的浪费。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头油脂粉设专项支出是否必要，而在于后者。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实物分配是天然不经济的。这不仅因为统一“买办”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更因为个体需求的多样性早已决定了其不可实现性。而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所分得的“使不得”的头油脂粉之类（价值较低。如果是钻石就不一样了）出售以换购“正经货”的做法同样是不经济的（这就是尽管有“福利”分配，自己拿现钱去买的仍然“竟有一半”的原因）。因此，除了原始社会（当时生产力落后而且不存在商品经济，只能采用实物这种落后的分配方式），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者（贾府、政府或企业）在满足成员的需求（头油脂粉、大米、节能灯或最新的古典辣妹CD）时，提供的不应该是商品和服务本身，而是可以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等价物（银子或人民币）。为成员安排生活永远是一个由美好愿望铺成的陷阱。知道了这点就不难明白，大观园里福利分配“钱费两起”的问题并不是哪个买办者的错，而是这一做法本身造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现在的管理者是明白的——各级机关早已将西瓜换成高温费就是明证。但想想河南某村迄今仍顽强地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并以之为荣耀、所有村民分到的房子朝向、面积、材质、每件家具甚至墙上每幅画的摆设都完全一样时，不禁拍案惊奇。

探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探春因又接说道：“……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事的，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李纨笑道：“……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又共同斟酌出几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笔圈出。

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取利，年终算帐。

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

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

按：这里描述的是一次对花木香草园圃不完全的发包承包事件。若单就其行为本身来说，很难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可言（何况主持者对承包人的选择还明显有偏私）。因为从奴隶社会末期开始至《红楼梦》所述的年代，承包这种经营方式早已存在1000余年了，它是佃农——地主这对基本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社会经济最主要的组织形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点。首先是“公共物品悲剧”。大观园花草树木的所有人是贾府，平时收拾料理的成本（人工和物料）也是贾府全额投资的，而它的使用（感官欣赏）者是这个园内的所有人。因此，它是由贾府向所有人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这样的属性注定了在改革前虽然有足够多的人看护（从前后文来看，人力资源大大超出需要），却总难令人满意。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具有经济理性，当滥竽充数可以和勤勉工作取得近乎相同的收入（包括薪金、荣誉和对花木之美的欣赏与使用）时，由于投入越少，收益趋向最大化，理性就会促使人必须懒惰（这与人的道德品行毫无关系）。所以，通过承包最终使花木“一年好似一年”，核心原因并非明确了责任人（最原始的管理模式都会强调明确的分工。事实上，这些花木原本就有相应的人员负责看护），而在于把它从公共物品变成了“私人”物品，责任人的付出与其所得开始明显正相关（而不再是从前的非相关），正如李纨说的那样，“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由此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公共物品可以市场化运营吗？改革前大观园的花木管理是非市场的：贾府投资并支付管理者工资（月钱和其他），产品（花木）向所有成员免费提供，但结果却造成了投资效率的低下。而探春的做法则将其从事业化改为企业化管理：①贾府是100%的出资人和所有者，享受所有者权益（承包者每年的“孝敬”）；②所有员工（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资不再由财政（贾府）拨款，而改为由经营权的拥有者（承包的老妈妈们）支付；③承包者自负盈亏，除了履行对前两者的义务外，“年终算帐”时可以“任凭取利”。探春的运作模式获得了成功，那些花草树木从财政的负担轻而易举地成了利润的来源（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

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经营政府的案例。在绝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盈利性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上，政府从来都是无效率的。所以，本应该将它们交给市场去安排。从前我们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从小笼包子到导弹发射井在内的一切物品，结果只能是拖累自身并最终拖累全体成员。现在的人思想终于转变过来，连电信、电力、航空这些巨型的“花木香草”都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但这种改革仍应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比如，在我长年从事的旅游项目开发领域，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地方的政府仍控制着大量优秀的资源并以园文局、旅游局的名义进行着效率低下的管理，结果每年都无一例外地需要财政巨额补贴（真像探春所说的“白辜负了东西”）。而且他们至今仍千方百计地阻挠其他资本的进入。理由无非是说，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它进入以后必然会竭泽而渔，从而造成资源的破坏，等等。其实，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已清醒地看到，通常情况下，政府失灵远比市场失灵的时候多得多，而大观园里的老妈妈们承包以后显然也并不会把毛竹全部砍了当成笋干卖掉。

“（接上）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各各欢喜异常，……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也都喜欢起来……。

按：薛宝钗的话体现了改革设计者对实现公平所作的制度安排。由于任何改革的实质都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少数承包者显然是这项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作为“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她们与未获承包权的大多数人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大观园的改革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作出了让未承包者也共同分享改革红利的决定，使众婆子“各各欢喜异常”，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推进改革过程中激化潜在的阻力和不稳定因素。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我的重视，是因为它准确地指出了管理者尤其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确保社会公平。在将实现效率的任务交还给市场之后，维护公平无疑是政府最主要的使命之一。因为市场在实现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均匀分配，它不但不会自动导向公平，反而是以锄弱扶强为常态（马太效应）的。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只有通过政府行为才能加以纠正,否则改革最终也不会成功和持久。对此，我们这些正处在改革中的人恐怕应给予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