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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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国际性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需求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地联系紧密、互动频繁，人类社会也从来没有如此地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如果说最早的人们是用步行来丈量世界，迈入20世纪后是用汽车和飞机的速度来丈量世界，那么发展到21世纪，人们是用光缆和因特网的速度来丈量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作为时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对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历史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并且，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现代科学技术更是从可能性和必要性上极大地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国际性特征，把国际性变成了当今时代的基本品性之一。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和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增强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国际性，是世界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国际性日益增强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大学作为传授知识、研究知识、发展知识和运用知识服务实践的场所，不可避免地要率先受到这一浪潮的影响。如果不想为浪潮所吞噬，就必须顺应潮流、引领潮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学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提升、增强国际性，已经成为现代的大学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要求和挑战。增强国际性，也是大学发展内在需求的自然流露，是大学传统和特质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大陆，由于当时欧洲拥有共同的文字（拉丁文）和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来自欧洲大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相互切磋，这就使得当时的大学很有“普世主义”的风格，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从其诞生开始就天然具有了开放的精神和世界的精神。虽然后来由于政治、经济、宗教上的争斗，使得大学也曾成为世俗势力对垒的堡垒，但知识的无国界性和穿透力，决定了开放精神和世界精神从未在大学传统中消亡，反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彰显。所以，可以说，今天人们如此重视加强大学国际性问题，是外在拉动和内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务委员、教育部前部长陈至立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曾经指出：未来的大学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潮流，在更迅速的技术创新、更快捷的知识流动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谋求自身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教育交流和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的时空界限，大学的资源将跨越时空，为更多的学校和学习者所共享。二、增强国际性是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社会尽管在近现代有很长一段闭关锁国的经历，但这并不是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正常体现，而是一个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反侵略、反殖民的“救亡图存”中的本能反应。事实上，无论是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还是道家的“上善若水”理念，赋予中国人的精神内核都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和包容理念开始大放光芒。民族特性中的包容性和学习精神也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在意识到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条件、规模、结构还是效益上都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这一现实后，无论是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大学都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将增强国际性作为高等教育和大学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有资料统计，从1978年到2001年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46万人，学成回国的有14万人，现在中国每年有2.5万人出国留学，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与此同时，来华留学人员累计达到30多万人，每年有1.5万名外国文教专家受聘中国。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增强国际性方面，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一直或被动或自觉地进行着深刻的变革，这场深刻的变革，涉及大学的方方面面，从教师的科研方式到教学方法、从大学的专业设置到课程建设、从教师队伍的培养到聘任、从大学的管理理念到管理方式、从大学的软件建设到硬件建设，都可以看到这场变革带来的巨大影响。在这场增强国际性的变革中，中国的大学受益匪浅。在科研方面，教师和学者通过获得国际最新科研资料、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了解世界的前沿动态，将自己的科研视野推向了世界，让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立于国际前沿；在教学方面，学校更多地从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国际型人才的角度出发，学习了其他国家的大学在学生教育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调整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更加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独立精神和基本素质的培养，建立了更加活泼、更加灵活的现代教学机制，也有了学生互换交流、全英文授课等国际性很强的教学活动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上的实验；在服务社会方面，许多大学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与社会不同机构、企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建立了更加富有成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理论服务实践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国际性的重要性并坚定了加强国际性的信心。我们认为，与世界很多其他大学一样，做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大学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后的第四项社会功能。不仅是大学自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普通百姓都对加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性采取着积极的态度。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召开高层国际论坛，为大学提供与其他国家大学互相交流的平台，譬如已举办了两届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和此次会议就是例证。教育主管部门还出台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政策规章，促进和规范高校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普通百姓也以其自己的方式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在中国，父母总是节衣缩食、竭尽所有支持子女出国深造。三、我国大学在增强国际性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尽管人们对大学国际性的增强与提升充满了热情，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现实的障碍，影响了中国大学国际性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障碍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的大学将很难在国际性方面走向成熟。在我们看来，最主要的障碍有以下方面。（一）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我国政府虽然在教育方面已经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对教育的投入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近年来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但仍没有达到4%这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低标准目标，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经费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体现在政府的投入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公众资金的吸引上。中肯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目前仍没有建立起将公众资金吸引到高等教育上来的良好机制。目前获得公众资金投入的主要方式是大学生学费的收取，虽然我们对学生学费的收取只占学生培养成本的20%左右，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仍然是一个存在较大地区差距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学费对于很多学生家庭特别是对于来自西部和边远山区的贫困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堪重负。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继续提高收取学费来获得更多的公众资金。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从制度设计上建立起一套鼓励捐资助学的机制，培养以捐资助学为荣的社会风气和环境，如对捐赠部分采取税收减让的政策，尽快开征遗产税等。教育经费的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难想象，在资金实力方面相差悬殊的大学，在国际竞争上能处于真正平等的地位。（二）思想观念的滞后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的思想能走多远，大学同样如此。尽管在思想认识上，我国的政府、社会和大学都对增强国际性有积极的共识。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上的保守和偏狭总是会以种种面目出现，有的甚至会披着看似开放的面纱。比如对新思想、新思维的不加了解的拒绝和不认同；比如片面的“国粹主义”或是片面的“全盘西化”；比如对从国外引进的成果不加辨析地使用和盲目地崇拜，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误导甚至造成一种学术上的新垄断现象；比如国际学术交流中对不同己见者随便扣上“左”或“右”、“冒进”或“保守”的帽子；如此等等。我们的大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必须进一步倡导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既重视纵向继承又注重横向借鉴，真正营造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繁荣。只有克服思想上的保守和僵化，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由的、健康的学术环境，一所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型大学。（三）制度上的障碍我国的大学目前在国际交流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制度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有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教育体制所造成的，例如，不同国家学位学历的互相承认问题，这种相互承认有利于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和资源的共享，但有的国家硬性地对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套用自己的标准和评价方式，使得这个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有的障碍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具体制度设计有关，比如大到中外合作办学，小到试行开设全英语教学的学位项目等，大学包括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仍不能享有合理的自主决策权。在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也存在着若干不必要或不适当的行政审批。所有这些，导致许多知名学校在国际交流方面的创新实践与学校其他工作方面的创新实践相比明显落后，不能对学校的整体发展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有的障碍则是由于大学本身内部规章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导致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渠道不畅通或发展不平衡，或者造成国际交流工作不能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为中心，与学校的中心工作脱节等等。

通过开拓性的工作尽可能跨越这些不同类型的制度性障碍，通过制度创新来营造一个有利于加强大学国际性和国际竞争力的良好制度环境，我国大学国际性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还存在着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也需要坚持不懈地认真对待。四、在增强国际性的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我们认识到提升、增强大学国际性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复杂的，我们接触到的事物都是多元的，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切依赖我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所以，在提升大学国际性的变革进程中，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以为至少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曾经指出，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他们看到而且有时承受着这种世界化的多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参照点和归属感。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这表明如何处理好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各国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是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一方面要在大力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努力学习并借鉴各国有益的文化成果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又要在发展国际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鲁迅先生曾说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句话是十分富有哲理的，它揭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国际竞争力之所在。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中华文明是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最近主持编写了一本著作《中国古代治国要论》，目的是为了编一本专业领域内的历史教科书，让故纸堆中的历史鲜活起来，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精粹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力和功用。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对祖先的智慧感到震惊。几千年前的很多理论和实践，放到今天都仍有其极强的现实价值。所以，在倡导放眼世界，学习和吸取外国有益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的大学一定要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本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吸收营养。如果没有自我的存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那样的国际性恐怕是空中楼阁，不具有存在的基础。处理好国际性与民族性间的关系，还包含一个本土化的问题。我们提倡国际性，不是空泛地流于概念，而是确实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我们学习外来的知识和先进经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本国实践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样，我们就必须把学来的知识转化为确实的营养。一般来说，外来的文化都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吸收、消化和利用。所以，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重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或者说是中国化。大学在提升国际性的进程中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同时，还要促进国民生活其他方面也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二）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大学是有共性的，比如开放的精神、独立的精神、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等。但是，每所大学同时又具有自己的传统、个性和特色。比如从学校类型来看，有的学校是研究型大学，有的学校是教学为主型大学；从学科特点来看，有的学校以理工科见长，有的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有的学校则有很强的综合性大学的特点；从校风来看，有的学校严谨，有的学校务实。大学的共性决定了增强国际性对大学在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性，而个性则决定了每所大学在增强国际性的战略和政策选择上应该是各具特色的，而不能走趋同的道路。比如我们的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在目前的情况下，盲目要求留学生的数量与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或综合性学校一样，就是不现实的。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才能在增强国际性的过程中，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增强国际性，来滋润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通过个性的魅力，来增强自己在国际交流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三）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国际高等教育交流的完美状态，当然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谐的状态。但由于教育是个特殊的服务行业，涉及国家的主权、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建设和民族文化传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各国在开放教育市场上都十分谨慎。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143个成员国中，大部分成员国都未在开放教育市场的协议上签字。事实上，现在的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在这个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很强的不平衡性。虽然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是双向或多向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发展重点和发展环境的不同，这种交流对各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位于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坚实的经济后盾，往往会在这种双向交流中占主导地位，比如国际学生的流向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人才的流向也是如此；从文化输出的流向来说，则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样很容易造成文化殖民主义，造成发展中国家文化个性的缺失，造成某些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从而进一步拉大这种不平衡。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就曾说过：我们一方面要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的输出。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下来的文明，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本身就值得人类去思考、去发掘。当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所创造、积累的中国特色的经验和知识具有很强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的举措和走向也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显然，这同样值得人们去思考、去研究。中华文明包括当代中国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宝藏，我们在对外交流当中，要以一种自信的姿态，自觉地介绍我们的文明、宣传我们的文明、展现我们的文明，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繁荣这一个大目标。大学作为知识和人才的载体，要主动承担起这项责任，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五、质疑一个概念：国际化现在有个趋势，现代英语很喜欢在某个形容词后面加上“ization”，比如internationalization、urbanization等等。汉语言也一样，对应着有个“化”字，比如国际化、都市化等，其实关于这个“化”字并没有某个标准，显然是人们为了表达上的方便，用“ization”或“化”字可以省去很多说明和解释，但老实说，有时我们很害怕这种语言上的懒惰带来思想上的懒惰或混淆。美国也罢，欧洲也罢，日本也罢，高等教育都是各有其特色的，“国际化”如何去“化”呢？又“化”到哪儿去呢？显然，“国际化”提法的含义是模糊的，也很难有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不敢轻易使用“国际化”这个词。当然，有的人所谓的“国际化”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其实就是“美国化”，对这样一种片面内涵的“国际化”我们是不赞成的。增强国际性应以开放性的增强为尺度，如果片面地学习和仿效某种文化，忽视其他文明的光辉和自己的文化宝库，其结果只能是走向开放的反面，走向封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想，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增强的国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