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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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80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制约，他们又面临强烈的心理矛盾与冲突。政府、社会和个人必须合力解决青年农民工的群体心理障碍，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青春脸庞出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农民工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80后”农民工正逐渐成为这一队伍的主体。农民工不仅是一个收入低下、生活贫困的群体，而且是一个面临强烈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的群体，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制约因素，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一、“80后”农民工概况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他们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80后”农民工特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农民工，也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青年农民工。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据悉，迄今为止，“80后”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80后”农民工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8岁以下，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多为初中以上，虽然他们的素质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方面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依然很大；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冲动，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想在城市安家立业，但自己的根仍在农村，矛盾心理异常突出；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发挥，有较强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其父辈们主要为寻求生计而出门打工不同，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希望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更注重工作环境、自身权益乃至个体感受，不能忍受身份歧视，也不再像父辈一样甘于艰苦廉价的劳动，而更在乎所在城市能否给予他们平等的人格待遇；对政治、文化等生活的需求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但总体来看，他们在政治上的参与意识还比较低，很多农民工在进城后没有参加过选举，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等。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80后”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心理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二、“80后”农民工常见的心理障碍
作为农民工的主体，“80后”农民工承担着城市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工作，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心理状况主流是好的：吃苦耐劳，遵纪守法，积极进取。但是由于生活、工作的巨大压力，精神生活的严重缺失，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城市社会地位的低下等等原因，使部分农民工的心理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自卑与压抑。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人事、医疗制度等方面只承认城市居民，而将农民工排斥在外。由于人为造成的先天身份的差别，农民工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须通过后天努力就可获得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生活方面能够享受到诸多特权，在社会竞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无论在现实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种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深深地刺激了“80后”农民工的自尊心，加重了自卑感，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更难以忍受的是农民工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还要忍受因家庭分居、婚恋情感、文化活动匮乏及生活条件限制等，经常处于性压抑和整体精神压抑的心理状态，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心理对抗。
2.封闭与孤独。“80后”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也是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他们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由于受现行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的排斥，同时也受其自身的文化心理、价值观、行为方式变化滞后的影响，使得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工作多久，都注定是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匆匆过客”。城市的生活并未提供给青年农民工良好的转换环境，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青年农民工打破旧的角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不适应，在精神上不能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总是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只能囿于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和文化习俗之中。2007年8月，浙江省永康市总工会先后对五金、包装、工艺品、电子、金属等五个行业、20家不同规模企业的外地民工展开了为期几个月的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因受孤独难以适应环境等因素的困扰，60％以上的外来民工，尤其是"80后”农民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感到寂寞孤独”的为80％。很多农民工进城已经十多年了，却几乎没有城里人朋友。加之基本上没有文化娱乐生活，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很多农民工将在街上溜达、看临街电视、打扑克作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3.不满与怨恨。与农民工相比，城市居民享受着更多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大多可以较轻松地生活。而“80后”农民工不仅没有社会保障，而且从事着城市里高强度、高风险、低收入的劳动。更有甚者，农民工还被老板克扣和拖欠工资，这使得农民工在生活上只能维持很低的水平。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会经常受到个别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对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将他们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场所欺负、捉弄农民工；有些城市居民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农民工缺乏信任、理解和尊重，甚至故意刁难，丢了东西就认定是农民工所为，直接伤害了农民工的自尊心；有些城市执法人员在执法和城市管理过程中对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持双重标准，对农民工动辄罚款、毁坏东西甚至任意打骂；有些商场、酒店、浴池等公共场所以衣冠不整、有碍店容或影响其他人消费等种种借口拒绝农民工进入。大多数“80后”农民工坦言，他们心里最难受的就是城里人看不起自己，个别城市人还以对农民工进行刁难和人格侮辱为乐，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对立，他们中的个别人则可能在人格受损时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绪。
4.仇视与报复。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大城市繁荣与富庶是来自偏远乡村的青年农民工无法想象的。在农村的时候，这种差距他们还没有亲身体验到，但是一旦进入到城市，这种差距就立即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二元制社会结构所构筑的用工与户籍制度壁垒，也把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这种差距的希望打破。城市中繁华富裕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形成强烈的对比，社会保障的缺失、合法维权的困难、政治与社会事务参与途径的狭窄、城市居民的冷漠歧视与优越感更强化了他们的反城市甚至反社会心态。这种心态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城市居民的，而是针对所有的城市居民的。这种情绪的极端反应就是敌视和仇恨城市的情绪，以往的道德束缚、法制束缚已经不起作用，因而采取极端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报复城市居民就不足为奇了。
三、塑造“80后”农民工健康心理品质的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公民主体健康的心理品质，“80后”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其心理障碍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是一项长期和系统的工程，需要国家和政府、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1.推进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理。首先，政府应该放宽对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其次，政府应该全面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如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保护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修订有关法规，规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为标准，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开辟途径；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消除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障碍。同时，提高其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之中，对其实行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保护其义务教育权利；逐步废除暂住证等针对城市外来人口的证件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等。
2.加强对“80后”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其自身素质能力。(1)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提高农民工心理素质，增强心理抗挫能力。通过教育使他们做到能正确对待自己，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能正确对待别人，善交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正确对待工作，热爱学习和劳动，避免精神空虚。只要他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退缩、不逃避、不幻想，就能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和谐、自然的健康状态。(2)加强对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政府要组织建立民工学校、民工文化俱乐部等，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明辨是非能力。同时成立专门职业培训机构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提升职业道德。(3)加强对农民工的普法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青年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认识，让农民工了解国家政策，理解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劳动者。
3.加强对“80后”农民工的组织管理，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脱离了原来农村的组织与管理，而城市管理组织又大多采取“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拒入”的态度，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没有组织约束，自由散漫，极易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加强组织与管理，具体做法是成立农民工自己的组织，如农民工工会等，从而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向政府表达其利益需求；制定保护农民工的政策和措施，严厉打击坑害农民工利益的组织和行为，如黑心中介、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等；开放城市组织体系，吸纳农民工进入社区组织、各级党团组织、工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加强农民工事务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要努力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根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他们是文化创（下转第57页）（上接第55页）造、文化接受的主体入手，从他们的认同感和欣赏能力出发，当地政府要大力发展公共文化设施，改变文化服务供应方式和机制，将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纳入社区文化管理，给予他们创造文化产品和活动的空间及舞台。
4.提供个案辅导与咨询，正确引导权利意识和市民意识的觉醒。个案心理辅导与咨询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减低压力、解决问题，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对于“80后”农民工来说，往往个人能力，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比较欠缺，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他们难于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弱势地位。因而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多方面的辅导和支持，比如整合各种资源设立辅导机构，开通咨询热线等为农民工提供心理辅导、就业信息、法律知识，发展个人职业能力，解决心理烦恼，强化城市适应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公民教育，弘扬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市民意识，呼唤公民义务与责任，引导青年农民工不仅以理性精神合法维护权益，还要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
5.建立健全司法救助体系，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青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力量有限，他们对城市的不满与敌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在城市的权益过度受损而又投诉无门的现状有关。虽然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农民工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体，其权利诉求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政府应该帮助他们成立自己的权益保护组织，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加强由劳动、工商、司法等多部门支持配合的对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并把农民工中的代表纳入到政府组织体系中去，使农民工得到合法主张、保护自己利益的渠道。同时，城市政府应该坚决打击各种侵犯民工利益的违法行为，加强有关对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民工在城市中不仅有生存的空间，更有发展的空间，从而减少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与矛盾。
6.加强媒体的正面引导，消除社会的误解和偏见。借助大众媒介，加强舆论引导，可以改变对农民工的误解和歧视。要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宣传，端正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识。加强对农民工的客观报道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更正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接纳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转变对农民工的观念、加强同农民工的感情交流与沟通、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承接平台，消除农民工的自卑和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