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传统文化下的中国心理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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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管理心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管理观非常注重“人和”。汪凤炎认为，中国先哲很早就认识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道理，因此要尊重人的个体差异性，注重人的重要性［3］。西方管理观是建立在人性假设之上的一种管理心理观，如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的假设，复杂人假设、都是根据一定时期的背景提出来的。而中国则是以孔子儒家的“道德人”假设、韩非子法家的经济人假设、老子道家的自然人假设为前提的，而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管理观主要还是融合了三家的思想，形成了特有的“复杂人假设”，在这种传统的关系社会本位的影响下，一切的目标都是获得和谐人际关系，这也是先前说的中国人“尚和”心理在这方面的彰显。［4］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管理观上的心得就是要得“民心”，这是中国人的管理观的一个特色。那中国人得民心的方法有哪些呢?作为一个领导者，第一要修身、要正其身，做到遵礼、处恭、守信、爱人、俭用、修心;第二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养民爱民;第三是“量能而受，人尽其才”;第四是恩威并重;第五是“奖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换一个角度说，今天的各种理论体系实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翻版而已，今天只不过是把它系统化而已。中国文化下的这种管理观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意识既受中国人的自我观的影响，又受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5］。但从宏观上来讲，中国人在各种伦理道德观的影响下已经成为特定时代的“顺民”“良民”心态。因此，这种与西方“独立我”相对应的中国人的“互依我”，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这种管理观念明显区别于西方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注重人情关系，这种基于人情关系基础的管理观从古到今都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

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健康保健养生之法，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列举那么几种方法。关于中国人心理卫生健康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形全者神全”形神兼顾的共养观。所谓形神共养就是要兼顾生理和心理，由于中国古代就主张要身心兼顾，那么中国文化中关于保健的心理观多具有养神和养形的双重需要，这种形神合一的观点主张从身心的关系角度来探讨保健与长寿的关系问题。第二是“抱神以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主张以动养形，以静养神，二者辩证统一，注重人的心理保持恬静平和的状态。这种以静制燥，精神内守的观点应该是与老子道家的人生观有相同之处的。第三是“人法自然”的顺应自然的养生观，通过顺应自然规律来养形调神，已达到身心健康及长寿的目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效法自然是贯穿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法则，并且主张人效法自然的目的是要克制情欲，做到“无为”的境界才能身心健康。第四是“鞭后而寿”的内外兼顾的养生观，主张内外协调，缺什么补什么。第五是“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以情治情的养生观。中国古代就认识到各种情感的存在，是相生相克的，要善于利用一种情绪去调节另一种情绪，所以说“情”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6］以上五层意思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的，有些观点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健康保健以及心理卫生的很多理论与方法的来源大多也都是从中国古展而来。总的来说，早期中国人对于养生虽然是形神兼顾，但还是有一定的偏向的，即多主张修“神”，认为心理保健应该遵循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这种过程，人的健康只有通过整合生理、心理、自然、社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才可以达到。这是一种整体观，是与西方医学中的哪病医哪是完全不同的，他看到了人是一个整体，健康要通过身心统一才可以达到。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提供了身心健康的理论与哲学基础，还提供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功夫来进行身心的保健，如内在对道的体认与外在对道的践行相结合，发展出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心性心理观。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观不仅注重作为主体的身体的保健，还注重作为客体的心理的保健。它提供的是一种修身体征的功夫，是一种方法，它将身心统合为一体，儒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心理的内圣外王;道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的体征达到清情寡欲，达到无为与自然;佛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达到身心的超我境界［7］。可见，中国文化品性的心理卫生观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身心一体的内在修为与外在修为一体的综合体，这是一种心性论的心道一体的阐释，其中修身养性的修身与体征的方法更是中国传统自我修行的独特方法，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的心理健康研究。

传统文化与人格思维方式

“人格”这个词本非国货，它源自拉丁文，由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导致当代中国人研究人格完全西化，而忽略中国特有文化下的特有特质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格虽然没被正式提出来，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华民族孕育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的这种思想里面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格平等”的理想观念，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二是崇尚“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孔子看来“内圣外王”是智、仁、勇的统一;道家认为”内圣外王“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的完美统一。［8］同时我们看到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先哲都希望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但是现实情景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下面子的影响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戴着面具的，正像美国心理学家荣格多说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一样，人都在隐藏自己，所以一个人的人格也不是完全暴露的。［9］在中国这种文化影响下，我们的行为似乎大多是外儒内道，外儒内法，外道内儒，外佛内道等等，这也看出中国人的人格体系的构建是相当复杂和凌乱的，似乎中国文化中还缺少一种“唯一信仰”。因此，导致中国人格趋于一种“统一中的多元化”，即在儒家为主导下的多元。在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过分关注德行而往往忽视知识的学习，失去了实现现实人格的基础，还由于过分关注社会关系，忽略了独立我，导致对自我价值的贬低，最终导致人格的歪曲。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同样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汪凤炎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文化，西方文化是重智文化;中国文化是伦常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文化;中国文化重人文精神，西方文化重科学精神;中国文化重统一性，西方文化重差别性［2］。”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明显的，一种文化的差异性根源应该是民族思维的差异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于中国文化所缔造的，而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循环思维”;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促使我们形成全局与整体性思维方式;“唯上是从”塑造了中国人迷信权威，尊经、崇古的思维方式，“经世致用”塑造了中国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人伦”上，尤其是重社会而轻个人，形成群体社会思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八卦理论塑造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因此，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塑造出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偏重伦理而缺少认知的思维，是缺少逻辑性、分析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泛化到整个东方世界，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中国思维方式的文化品性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产物，是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样是根植于中国主位文化下的文化品性，对中国思维方式的本土化研究将进一步扩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打破西方世界关于思维方式的话语霸权。

传统文化与尚忍和谐心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忍”字的构形来看，“忍”字“从心刃声”，在六书中当系会意兼形声字。其意符“心”表明此字之意与“心”有关，而其音符“刃”既有表音的作用，又有表意的作用。《玉篇•心部》又说:“忍，强也”。意喻内心强壮。可见，“忍”的字形所表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像在心上插了一把刀一样痛苦”，而是心像刀刃一样坚利”。据此分析，“忍”的本义应为“坚中”，即内心坚韧。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儒道释文化思想的，中国的社会机制一直是一种关系本位、家族本位、道德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自我的发展是以道德自我的发展过程为核心的，中国人的道德关系中个体是被忽视的，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终将与群体、家族等融合为一体，所谓“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就是一种融合的结果。所以说，“忍”未必是一种自我抑制的、被动的、伴随痛苦的心理，它可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修身过程，其中伴随着一种自我意志的超越，儒家叫做“成仁”，道家叫做“成道”，佛家叫做“涅槃”，这些都是自我通过忍达到的“超我”境界，却不一定是被动的和痛苦的［10］。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对人的设计强调人伦，讲究关系社会结构，中国人的“忍”不仅包含克制，还包含容受、退让、坚心、坚韧、超越、超脱等成分，中国文化中的“忍”具有儒家自我修养和自我超越的色彩，强调的是个体的使命感。同时“忍”也具有佛家和道家出世和超脱的色彩，强调的是“无我”和“天人合一”的境界［11］。从文化心理学和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揭示“忍我”的隐性与显性内涵，以及“忍”对当代中国人和谐心理观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关于这一课题所要进行探讨的问题。然而，21世纪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心理学的发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必然也发生着量的变化，作为心理学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中国心理学在不断模仿、复制、跟随西方心理学当下，已经逐渐开始向心理学本土化研究转向。从20世纪80年代港台学者开始，心理学中国化的研究已经拉开序幕并取得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事实充分证明走一条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之路，结束对西方的模仿、复制、跟随，是相当明智的，我们应该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心理学议题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与建构，并结合时代潮流发展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理论，这是心理学文化品性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心理学文化品性的必然发展趋势。

作者：冯丽娟姜永志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