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及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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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则把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的羡慕发挥到极致，声称要把心理学建设成为纯粹客观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分支;他首先为心理学确定了研究方法———观察实验法，进而为心理学设定了研究对象———可观察的外显行为;通过强化获得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固定的联系，而反应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肌肉的收缩与腺体的分泌。行为主义将心理学变成了纯粹的自然科学，在行为主义者眼中，人不再是人，人失去了人性，变成了只会收缩肌肉与腺体分泌的“物”。面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进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坚决反对抹杀人性的做法，坚决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式研究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研究要考虑到人类的特殊属性，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不应该把人还原为没有灵魂的物。
问题中心与方法中心的分裂。信奉自然科学进路的心理学家笃信客观实证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只有客观实证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他们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不在于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而在于是否使用了客观实证的方法。这种以方法为中心的作法尤其以行为主义最为典型。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方法决定研究的问题，意识因为不可观察，因此不能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坚决反对方法中心主义，主张应根据研究的问题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不是一味地反对客观实证的方法，只是反对方法至上主义，正确的作法是以要研究的问题为中心，依据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方法。
价值中立与价值摄入的分裂。自然科学认为，科学的任务是研究事实和逻辑，不涉及研究者的态度、情感与价值观。这一观点在科学心理学中的体现就是“价值中立”。在科学心理学眼中，心理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截然分开的。研究者面对的只是人的可观察到的行为或事实，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能投射任何个人的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只有这样，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才是客观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才能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才能保证心理学的科学性。按照价值中立说，科学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将超越和不受文化、历史与经济政治的影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反对价值中立的取向，认为价值中立只会造成心理学研究资料的简单累积，心理学将蜕变为机械的研究的重复，从而失去研究的方向与意义。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僵化的物，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则是生动的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和价值的存在。因此，心理学不能超越社会历史文化的形态做到纯客观的研究。同样的事实或行为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样态下，在不同的民族群体中，其含义是不相同的。①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充满了波折。大约明朝中期，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最早的哲学形态的心理学。直到清末民初，西方科学形态的心理学才传入中国。此时的传入主要以翻译介绍为主。比如颜永京于1889年翻译了JosephHawen的《心灵哲学》;廖世承与陈鹤琴修订了比内西蒙的智力测验量表;北京师范大学在1902年首次开设了心理学课程;陈大齐在191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中国的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理》于1922年出版。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初步有了心理学课程、教材与实验室，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阻碍了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原因，西方心理学的引进与传播受到了批判。中国心理学转而开始全面学习苏俄，尤其是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随着中苏交恶及的开始，心理学被看做伪科学再次遭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科学心理学著作与思想涌入中国，中国心理学重新开始了复兴。
从本质上讲，西方心理学也是一种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于解说西方人心理与行为的科学的本土化心理学。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西方心理学逐渐奉行文化霸权主义，简单粗暴地认为西方心理学研究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忽略了其他民族异质文化的特殊性。综合大陆及港台学者的研究，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③
(1)保守的本土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指本土化的最初十余年，以港台学者的研究居多。这一阶段的研究以中国的社会及文化为背景，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为研究情境，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为研究内容，以实证主义为研究的方法论。研究范围涉及人情、面子、孝道、做人、仁义、义气、信用、友谊、天命观、金钱观、价值观、道德观、择偶标准、社会取向、民族性格、笔迹心理学等方面。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课题广泛，成果丰富。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实现了由西方向本土的转换，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方法论与科学观仍然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局限。(2)拓展的本土化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试图扩展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寻求多样化的研究方式。在理论探索方面，葛鲁嘉教授提出建立心理学的大科学观，克服和摆脱西方心理学狭隘的小科学观的束缚;他还提出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学说，建立用于描述和解说中国人心理行为的新心性心理学说。在实践研究方面，张海钟等人对中国人的文化类型与区域文化心理的研究、心理学城乡分野的文化心理学研究等都具有本土化的代表性。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努力旨在彻底摆脱西方心理学的羁绊，建立本土心理学。虽然这个阶段的研究努力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已经开始规范性的尝试。综合现行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其中最能体现中国人文化特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孝”的本土化研究。孝文化是华夏民族生活智慧的结晶，今天它仍然是家庭和谐不可缺少的基本道德要求。台湾学者杨国枢认为，孝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文化中家庭关系的核心。他将孝分为认知、感情和意志三个部分，并对孝的认知结构划分了四个维度，分别是尊亲养亲、护亲荣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张坤、张文新研究发现，当代青少年对传统孝道的核心内容，如尊亲、养亲、悦亲等依然高度认可;但对顺亲、荣亲、祭亲、留嗣等观念并不太认同。这说明孝的核心价值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孝的次要价值观念则因社会发展的冲击而受到削弱。④邓凌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孝道观念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尊重父母、热爱父母、感恩父母、履行赡养义务、平等尽孝、注重对父母的精神之孝等。杜灵乐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认为应该把孝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逻辑起点。王大华对老年父母对孝顺的期待作了研究，发现居住地是影响老年父母孝顺期待的一个重要变量，表现为农村老年父母对子女孝顺的期待明显低于城镇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期待。王仁燕、付红主张应该将孝道观念贯彻到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去，以实现学生的道德品质、心理健康和文化教育的多重效果。第二，对“面子”的本土化研究。(1)对“面子”的内涵界定。由于面子内涵的复杂性，迄今对其内涵的界定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有人从反面给出了面子的含义，何有晖指出，面子不等于地位、身份、声誉、名望、自尊等。胡先缙则对面子和脸做了区分，认为脸和面子虽然相关，但却是不同的评价标准，并认为一个人的脸决定一个人面子的多少。⑤
(2)对“面子”维度的研究。胡先缙认为，面子可分为“道德面“和”社会面“两个维度。华人心理学家Ting－Toomey依据面子指向的不同，将面子分为三个维度:自我面子、他人面子和共同面子。赵卓嘉采用因素分析法提取出面子的四个维度:能力要素面子、人际关系面子、个人品德面子和自主需要面子。(3)对“面子”的测量。目前尚未开发出直接测量面子的工具，对面子的测量主要集中在影响面子的因素方面。结构主义观点认为面子受个体的地位、身份、成就、名声等影响。认知主义观点认为，只有在具体的人际交往情境中，上述因素经过情境中他人的确认，并经过个体的主观认知和体验后，其面子才会受到影响。(4)面子的作用机制研究。行为主义坚持“刺激—反应”模式，认为面子随着语言刺激而出现，有什么样的语言刺激就会有什么样的面子反应。陈之昭与左斌认为，特定的语言刺激与面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决定面子改变的是具体的情境和个体对于语言刺激的理解与体验。朱瑞玲从众多因素中提取出三个影响面子感知和维护的因素，分别是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和行为因素。她认为，个体的面子是否受到威胁，个体是否想要维护自己的面子，都与具体的人际交往情境有关。换句话说，个体的面子总是在具体的人际交往情境中发生改变。(5)面子的社会功能。陈之昭将道德、法律和面子的功能做了对比，认为道德规范的是少数的君子，法律规范的是小人，面子规范的是伪君子。所不同的是，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在于事先的预防，而面子不仅能预防个体不适当的行为，还能积极引导个体做出社会期望的行为。第三，对人情的本土化研究。各个民族都讲人情，但只有中国人将人情提升到人际交往的核心地位。对人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人情的含义。李伟民认为，人情既是人际交往中双方相互交换的资源，也是双方应该共同遵守的规范。作为资源，人情既可以物化，也可以表现为无形的活动。作为规范，人情就是待人处事之道。⑥
(3)人情行为规范。情与理都是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规范，两者常相提并论，如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但李伟民认为，情与理的重要性并不是等同的。理偏重于逻辑和秩序，表现为个体在认识和行为上的主动遵守，情则偏重于个人色彩。林语堂曾说过，“近乎人情”胜于“合乎逻辑”。在中国人的实际交往中，往往情在理先，情大于理。(3)人情的运行规则。姚本先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形态，发现了中西方人际交往的规则———中国人讲究互惠，西方人讲究公平。互惠规则讲求的是回报和算不清，算清了也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交往了;而回报则有两个要求:一是要延时回报，二是要加利回报。通过互惠，施惠者与受惠者的角色在反复地转换，于是人际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西方人的公平原则讲求等价，因此交往通常具有暂时性。
我国心理学本土化之难题
在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着几个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关系到心理学本土化的学科基础、方向与道路。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本体论”问题。针对心理学本土化，杨国枢提出了“本土性契合”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受到了个别学者的反驳。林正弘表示:“本土性契合”是否意味着必须要以当地的文化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当地民众的心理行为?为什么只有以当地的观点来研究当地的现象才能获得真实的结论?不是当地的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研究当地民众的心理行为?他们对当地人心理行为的研究，为什么就一定做不到杨国枢所说的“密切贴合或契合呢?”⑦追根溯源，林正弘的质疑关涉的是心理学本土化的“本体论”问题，即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本体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去研究这种对象的本体?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影响到本土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知识体系的性质，还影响到研究者的方法论。换句话说，心理学本土化的所有争议与分歧，其根源就在于本土心理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知识论。
第二，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杨国枢引用菲律宾本土心理学家Enriquez的研究，将本土化区分为“外衍性本土化”与“内发性本土化”。他认为，外衍性本土化建立的是一种“外衍性本土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是以他国他地的社会、文化及历史作为研究的资源与基础，而不是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及历史作为研究的资源与基础。他认为，与西方心理学相比，外衍性本土心理学只是更换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情境，研究的方法论依旧是西方的，这样的心理学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地社会、文化及历史，因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本土心理学。林正弘对其说法表示质疑，他反驳道，如果外衍性本土心理学不能真正有效地反映当地社会、文化及历史，那么势必要有某个超越各个理论之上的中立的标准，以判定当地真正的社会文化及历史是什么，否则不同的心理学体系均认为其所反映的就是当地真正的文化与历史。问题是，这个中立的、超越的判断标准究竟到哪里去找呢?⑧中国心理学研究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预设，展开对诸如儒学、孝经、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利用。⑨
第三，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知识论问题。不同体系的心理学有不同的前提假定与理论预设，这决定着研究者要采用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来解释研究对象。杨国枢建议心理学本土化要尽可能多地采用符合当地风俗习惯的概念，尽量减少使用西方概念，以保持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来面貌。针对这个建议，林正弘质疑道，杨国枢并没有说明是在描述研究对象时尽量采用本土概念，还是在解释事实时采用本土概念，还是两者都采用本土的概念。如果在解释事实时采用本土的概念，则本土心理学将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本土概念。但这些概念似乎只有那些非常熟悉当地社会、文化及历史的人才能掌握其真正内涵。这样的人要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要么是长时间生活在本地的人。但这并不现实，否则，不同地区的心理学家该如何沟通呢?林正弘的质疑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心理学工作者究竟要对他研究的对象进行“再次解释”，还是要保持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本土心理学者如何才能以本土心理学为基础，发展出既能反映全人类共性，又能兼顾本土民众特殊性的全球心理学?人类学者陈其南回答了第二个方面。他认为，神话的结构与所有人类的心灵结构都是一样的，但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中，经验的事实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人类的逻辑结构，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是一样的，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后者则存在本土化的问题。
对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若干思考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难题，心理学在本土化过程中，还有一些基本的、局部性的关系需要思考。对这些关系的思索与解答有助于消除研究者头脑中的模糊或错误认识，理清研究思路，更好地利用心理学资源，明确心理学本土化的目标与路径。
第一，心理学本土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心理学本土化的使命在于立足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挖掘整理本土的文化资源，解说与构建本土民众的心理生活。但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要返回传统文化，将其中的每一个心理学思想都作为今天本土化的资源。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确实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生活，体现了当时人的心理面貌。但是时代和社会在变迁，文化与历史在更替。要想正确解说现代人的心理生活，一方面要立足传统文化中的心理资源;另一方面，也要结合现代人生活的文化环境，这是现代人心理生活的直接根源。面对传统心理学思想，要抛弃那些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选择那些迄今仍然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作为心理学本土化的基础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解说本土民众的心理生活。
第二，心理学本土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心理学的科学化是指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普适的，是超越文化的，是没有地域之分的。心理学的本土化是指人的心理生活作为文化的产物，是有文化属性与地域属性的。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化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存在于人类之中的普遍的、共同的心理规律，体现的是人类的统一性。而本土化则是为了发现某一文化传统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特点。文化传统不同，受其影响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也就不同。所以本土化体现的是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多样性。科学化体现的是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普遍性。没有多样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多样是统一下的多样，统一是多样基础上的统一。心理学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将本土心理学科学化的过程，换句话说，科学化是心理学本土化的必经之路。心理学本土化对科学化的依赖有两种表现:一是科学化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设立规范，使其科学有序地发展;二是科学化推动整个心理学科学观的变革，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第三，心理学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通过本土化，可以建立起一套解说与干预本土民众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但本土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互不关联、各不相通的心理学体系。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物种，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这就为建立共同的、统一的全球心理学奠定了物种基础。每一种本土心理学都从本土的观点充实了全球心理学的内容，但它们只是在比较具体的层次上建立的只能解释某一特定文化中的民众的心理学体系。而这些知识的融合就为建立全球心理学———一种描述与解说全人类共同心理行为的学说奠定了学科基础。本土心理学之间要想沟通与交流，相互理解与渗透，相互接纳与融合，就必须建立全球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的本土化离不开全球化，否则本土化将固步自封;全球化也离不开本土化，否则全球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本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关系。本土心理学最初是作为西方心理学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从本质上讲，西方心理学也是本土心理学的存在和表现样式，也存在着西方文化的根基。只是在后天传播的过程中，将自身的研究结论视为一种超越文化的存在。心理学的本土化并不是要建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彼此绝对独立的心理学体系，本土化的任务是既要发展出适合考察本土民众的心理学知识，又要能够与其他异质文化中的本土心理学进行沟通、比较。因此，熟悉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必要。其实，西方心理学所使用的心理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并不意味着只适用于西方人，方法本身没有学科的限制，西方的心理学与中国的心理学可以共享同一种研究方法。但在一定情况下，方法会受到文化的限制。所以，中国心理学本土化可以参考西方人的研究范式，选取其中适合本民族文化特点的方法与技术。不同本土心理学之间只有通过交流与比较、借鉴与吸收，才能最终建立起全球的心理学。
作者：赵忠宇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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