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战略调整下稳定币币值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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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跃增至2003年的8512.1亿美元，增长40倍。同期我国外贸世界排名从第26位上升到第4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随着外贸高速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外贸环境趋于复杂，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呈交织。从我国外贸环境的一些新特点出发，妥善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是我国外贸持续增长、经济实现长期繁荣景气的一个关键.
一、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机遇
从世界经济整体看，目前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我国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历史机遇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迄今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小平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代替了世界大战的阴影。尽管近年来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军事冲突、恐怖袭击、政局剧变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世界仍然动荡不安，天下很不太平。尤其是超级大国大搞单边主义，穷兵黩武倾向抬头，是造成国际形势紧张、动荡的主要根源。但从总体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形势中的主导因素与主要方面。世界各国普遍致力于发展大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呼声日益高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遭受严重挫折，陷于空前孤立。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断推进。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不安全因素上升，任何一国包括惟一超级大国美国都无力单独应付和解决，而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这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个大国之间减少矛盾与摩擦，加强合作与协调和促进总体关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局面将有可能长期保持。我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这种历史大背景和国际大环境对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拓展和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很有利。
2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于2001年11月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WTO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我国对外贸易额2002年达6207.7亿美元，同比增长21.8％，2003年增至8512.1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大提高，出口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60％上升到2003年的31.1％，同期外贸总额占GDP比重由12.63％提高到60.41％。[1]从利用外资看，到2003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465277家，实际累计利用外资5014.71亿美元。“走出去”战略也初见成效，至2003年末，在境外设立非金融性中资企业7470家，中方协议投资111.27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累计完成营业额965.6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270.69亿美元，累计派出294.4万人，[2]所有这些表明，我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正在互相渗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3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我国互补优势的发挥
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正经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技术、信息化和服务业方向发展；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则向外转移。国际分工也发生着新的变迁，呈现出产业间垂直分工向产业内水平分工演变的趋势。
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吸收外资极为有利。我国市场潜力、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种种优势逐步体现出来。特别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加上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使我国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并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的主要部分。1989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2003年达535.05亿美元。三资企业在进、出口中的份额均超过50％，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外贸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带动的产业内贸易和分工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国正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重要制造业基地。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0.3％下降到现在的10％以下，工业制成品比重则上升为90％以上。而且在轻纺产品等传统大宗商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步增长的同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发展迅速。后者已占出口总额的70％以上，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传统优势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构给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充足后劲。
4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对中国外贸的促进作用
我国最能拓展对外经济活动空间的地区主要在亚洲或周边。目前亚洲正形成的各种合作机制则为此提供了基础。首先，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20000亿美元GDP、12000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其次，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坚实的合作基础，日本、韩国分别是中国第一和第六大贸易伙伴。随着地区各国经济联系的密切与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逐步向纵深发展，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想正在酝酿出台。我国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在加强。“博鳌论坛”还在探讨和磋商成立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可能前景。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跃升新台阶提供了强大的后劲和动力。近年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呈现波动的形势下亚洲地区能保持快速增长，主要靠本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化和我国经济的带动。一度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随之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随着双边、次区域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和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正逐步形成一种良性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共赢经济关系态势。
二、外贸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
从国际经济关系全局看，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挑战有：
1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结束后，各国根据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并取消数量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但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所抬头。主要表现在：
(1)关税升级更加盛行。也就是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到制成品，随着加工程度的提高，关税壁垒也逐步提高，而且越是WTO谈判中的敏感部门(如农产品、纺织品等)，关税升级越严重。如美国2001年初加工、半成品和完全加工品平均关税分别为2.2％、5.2％和5.7％，其纺织品三阶段平均关税则分别为2.2％、9.8％和10.3％。由于农产品和纺织品等初级产品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重点，因此发达国家的关税升级不仅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而且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则存在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并存的现象。
(2)发达国家的大量农业补贴对国内和国际市场造成扭曲。OECD国家2001年农业支持总计达3110亿美元，挪威和瑞士的农业补贴甚至超过该部门对GDP的贡献。而根据《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10年内美国农业补贴将达1826亿美元。尽管农业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高，但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重要。2002年美国农产品进出口分别占世界的11.5％和12.8％；欧盟对区外进出口分别占世界的13.5％和10.6％。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大量补贴，不仅引起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扭曲，阻碍了WTO自由贸易谈判，更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
(3)各种非关税措施的滥用。WTO接到的反倾销调查通报从1995年157起上升到2002年276起。我出口商品受反倾销影响最大，不仅受调查次数最多，而且最终遭到惩罚的比例最高。1995—2002年WTO成员发起的2160件反倾销案中，我受到调查308起；在采取措施的1258件中，我遭受处罚达212件。其他如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的运用也日趋频繁，我出口商品也深受其害。此外，技术和环境标准等其他非关税壁垒也严重阻碍了世界贸易，由此引起的贸易争端增多。
2区域主义兴盛而WTO谈判不顺
目前有区域贸易协定240个左右，其中90％属于双边协定,2/3是WTO成立后签署的。这种巧合与美、欧的对外经济战略倾向有关：正是在WTO成立的同时，美、欧推动了区域主义。西欧1991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成立欧盟，2002年欧元开始流通，欧盟成员已扩大到25个，与其他地区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加快。美国则在1985年(与以色列)签署了其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双边自由贸易谈判速度明显加快，并计划在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届时，全球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将达300余个。国际经贸领域区域主义盛行与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一定抵触。其一是区域贸易协定内容也大大扩展，包括许多WTO之外甚至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内容。其二是由于发达国家偏向区域主义，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就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WTO“多哈回合”的阻力，表面上是主要成员在一些关键议题(特别是农产品贸易)上分歧过大，实质上是它们在如何重新瓜分世界市场方面的矛盾难解。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主义则成为一种“次优”方案。而一旦被称为“发展回合”的这一轮谈判最终失败，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广大发展中成员。
3中外贸易纠纷凸显
随着我国贸易规模扩大，特别在入世以来，我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纠纷开始突出。这与有关国家对华政策和歧视性作法不无关系。如在反倾销方面，美、欧决定给俄罗斯和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却不给市场化程度高得多的中国以市场经济地位。这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商品反倾销，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并且越来越针对我国拳头出口产品。在中美贸易不平衡方面，美国一方面以大量逆差为借口对我国产品设置壁垒，另一方面又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非传统贸易壁垒的强化也引起更多贸易纠纷。如在技术贸易壁垒(TBT)方面，欧盟的技术标准已达10多万个，日本有8000多个工业标准和约400个农产品标准，美国更多。2002年我国出口产品受TBT影响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其中三大经济体的TBT给我国带来约100亿美元损失。
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纠纷也会增加。如印度1995—2002年共发起反倾销331件，其中对我反倾销达62件；在其最终采取措施的219件中，我受处罚44件。这两年印度提出的反倾销调查居世界第一，而我国商品则是其首要反倾销对象。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的临时保障措施也在增加，并通过设置TBT限制我国产品出口。此外，我加入WT0时,一些发展中成员对我部分产品提出了保留。
4非传统因素的冲击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威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长期存在。这不仅表现在恐怖事件带来的直接冲击上，更广泛的影响在于为防范恐怖主义活动而引起的交易活动减少，以及保险、安全检查等交易成本的提高。
去年我国外贸还受到“非典”的影响。商务活动被迫推迟或取消，部分合同履约率降低，一些国家借口“非典”对中国货物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措施，这些都对我国外贸和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非传统因素不仅影响到世界贸易本身，而且世界贸易增长长期快于商品生产增长从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受到一定冲击。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因此增大，必然会波及我国外贸和整个对外经济关系。
三、从外贸环境变化看人民币升值问题
最近西方大国对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期望很高，借口是多年来我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但是，日本从1981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顺差额从1981年的87.4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887.81亿美元。[3]其外汇储备长期居世界第一，2003年末达6735亿美元。我国则是1994年以来才保持长年顺差的，顺差额从1994年的54亿美元增长为2003年255.3亿美元；200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4033亿美元。[4]因此，长期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本身并不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充分理由。而且，尽管近年来我国对某些发达国家贸易一直出超，但也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存在大量入超。2002年和2003年我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分别达50.3亿美元和147.3亿美元，[5]而对人民币升值呼声最高的正是日本。最近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走弱，日本为阻止日元升值，不断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今年1月就为此一下子投入71545亿日元来收购美元，使其外汇储备在1月底增至7412.46亿美元，真可谓“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实际上从外贸环境的变化看，我国外贸所以能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和长年顺差，正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以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我国比较优势逐步发挥的结果,使得越来越多的体现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能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正企图，不外乎希望籍此削弱我国商品的竞争优势，它们能在世界市场上分得更多的份额。首先，3年前发达国家陷入同步衰退后，经济增长普遍乏力，失业问题尤其突出，想从对华贸易的平衡问题上寻找缘由和出路。其次，贸易保护主义对有关国家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加大，人民币价值问题成为其滥用各种贸易壁垒和报复措施的借口，甚至当作一种策略。早在2001年11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就报道称，“财务相盐川正十郎等人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论，今后有可能成为对华战略的手段之一。”此外，诸如美国大选等国内政治需要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超级秘书网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加速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外贸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从而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我国从1995年以来却一直保持着“双顺差”地位，即存在长期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存在大量资本项目顺差。这是由于世界产业转移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一方面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又为国际资本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双顺差”的结果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在增强对外经济实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配置浪费。这也确实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因此，所谓人民币升值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看是个结构调整的问题。而从这一角度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三点值得考虑：
1通过扩大内需提升产业结构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摆脱了供给约束，但目前供需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市场同时过剩。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中的常规。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被形象地称作“三驾马车”。近2年我国“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约4∶3∶1。美国是所谓的“成熟经济”，[6]其消费的贡献一般为2/3左右。2003年我国投资增长约30％，消费增幅9％，经济增长显然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相对乏力。[7]国际上则多认为我国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出口和FDI驱动的。由于我国已然是一个贸易大国，而大国模型下的出口扩张难度会逐步增加：当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很难再保持高速增长,因为相对于容量一定的世界市场，贸易大国很小的出口增长都意味着很大的供给量。而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看，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消费结构将迅速多元化。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因此，通过扩大内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正当其时。
2适当调整外资政策
外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资本的灵魂”在于追求利润。我国长期“双顺差”的局面，与国际资本在我国市场上的利润追求有一定关系。从外贸来看，外资企业进、出口已占我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其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结果,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出口迅速增长的主动力。除去加工贸易，我国一般贸易实际上呈逆差，2003年逆差为566亿美元。所谓“中国制造”，是外商借中国的名义在世界市场上获利。从投资看，一般认为，对我国的FDI多为“绿地”方式，[8]与国际流行的并购（M＆A）方式相比，我国更有吸引力。实际上正因为我国储蓄倾向偏高，资本费用低，劳动力便宜，市场潜力大，FDI能赚取的利润率高，才吸引来大量“绿地”投资。我国一些行业中外商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有些高达1/3；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一家在我国移动通讯设备市场的份额就超过10％。
多年来我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实际上是宽进严出。基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首先可以取消外资享有的一些“超国民待遇”，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拉平内、外资政策。同时逐步将外资从加工行业引向新经济部门和第三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此外，应更积极地推行“走出去”战略，促进市场多元化。我国从1991年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仍相当高。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则是市场多元化最佳切入点。
3逐步实行汇率改革
从1994年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一般可以通过适当扩大浮动幅度来调节国际收支。而从长远看，应逐步改革汇率的形成机制，从目前钉住主要国际货币调整为钉住一篮子货币。
同时，应从人民币国际化[9]角度统筹考虑，不能就汇率谈汇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亚洲经济合作的深化，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在边境、周边国家日益受到欢迎，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区域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化解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堅持稳定的汇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又反过来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总之，“双顺差”并不完全是、而且并不主要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化解也不单纯是个汇率调整问题，最终还有赖于经济结构的升级，乃至发展战略的调整。
注释：
[1]2003年数据来自2004年1月12日《中新网》；其余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2]据商务部网站。
[3]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