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代文人通晓医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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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一个文化和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时代所不能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的医学也呈现出了高度繁荣的发展态势，“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2］。在宋代，大量的文人尚医、习医，分别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医学活动。

1宋代文人通医现象举隅

1．1身居官位，仕途顺利

他们重视医学的功用和价值，从事为朝廷编纂、校正医书的工作。如:苏颂(公元1020～1101年)，北宋进士，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知府，右什射兼中书门下侍郎。苏颂有颇高的医学素养，其于阴阳、五行、律吕、本草等无不钻研，著有《图经本草》等，并曾奉召校注《开宝本草》，为医学知识的修正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沈括(公元1031～1095年)，北宋优秀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学术浩博，文艺深长，经史之外，天文方志，历律音乐，医卜诸家，无不通练，皆有论述”［3］。沈括医药学方面的论著，有《灵苑方》(已佚)、《沈存中良方》(后人将其与苏轼的方书合并为《苏沈良方》)等专著。郭思，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进士，官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他非常重视《备急千金要方》，便选取其中药方，编成《千金宝要》，并刻于石碑上。郭思致力于医药知识的普及工作，选方以治急症为主，用药简单方便，所需药材经济实用，使百姓遇病时易于翻阅查找。洪迈(公元1123～1202年)，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者，绍兴进士，为官端明殿学士，绍兴知府，“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医卜星算皆有论述”［4］，著有《夷坚志》、《容斋随笔》等书，对于疾病症状、单方验方、方剂来源等内容有大量的篇幅论述。宋慈(公元1186～1249年)，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一生任官无数。著成《洗冤录集》，闻名于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李迅(生卒年不详)，南宋泉州人。“本以儒学传家，官至大理评事。以医闻名，精于外科。本着简单方便、易懂、易实行的原则，编有《集验背疸方》一卷”［5］。宋代还有很多官员通医，如孙奇、孙兆兄弟，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至尚书部员外郎;孙兆官至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他们都通晓医药，并在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入校正医书局，参与校正医书《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还有掌禹锡、林亿等，都参与过校正医书的工作。这些身居官位的文人，虽然不以医生为职业，但是编写过医书或偶尔为人疗疾，他们的官职有高有低。位高者如枢密使高若讷，魏国公苏颂，潞国公文彦博等;位低者如承节郎张松，奉州兴化令陈直，桐城县尉罗适等。他们凭着自己的爱好而执着于医学的研究，而且通过医学实现了兴趣与价值的完美结合。在宋代，这样的通医官宦多达103人之多，这种情况在前代并不多见。

1．2仕途不畅转而习医

他们习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方式来实现儒家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如:朱肱(公元1050～1125年)，他本是元祐三年的进士，官居奉议郎直秘阁，后因上书触怒皇帝被黜，仕途不畅，转而潜心习医，对伤寒有深入的研究，闲居时写成《伤寒百问》。恰逢朝廷重视医学，朱肱在政和四年被起用，重登仕途，担任医学博士，主管医药政令。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幼年父母双亡，屡试落第后转攻医药。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等，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许叔微还编有《本事方》、《续本事方》等方书，他在编著医书的同时，通过参与大量的临床实践丰富自己的医学经验。因仕途坎坷而习医，是宋代文人通医现象中极为普遍的一种。《中医人名辞典》［6］中就明确记载曾习举子业、通经史的通医文人有31人，如单骧、董汲、许奇、闻人规等，他们举进士不第，后弃儒习医。

1．3因兴趣爱好和修身养性的目的而习医

如:吴拱之，年少时研习儒业，把儒家的高尚品德贯穿在行医的过程中，以此来获得精神和生活的满足。宋代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志向高远，淡泊名利，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医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此外，理学创始人邵雍也对医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精于养生术，诗集《击壤集》中就有很多养生方面的言论;理学家张载也兼通医药，经常为别人诊疾治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精通医药，曾建议弟子研读医书。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更加重视医学的价值，强调读书要“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等经典医籍，主张“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之故也”［7］。这些文人是儒学中的精英，却都进行过一定的医学活动尝试，且对医学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

2宋代文人通医现象的缘由探析

2．1政治稳定为文人通医创造了良好环境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通过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东山再起，彻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的武人跋扈的局面，成了宋代初期统治者所有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重文抑武”也就成了宋代统治者的治国方针，并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从。宋太祖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宋太宗则指出，要“以文化成天下”，宋真宗也曾作“劝学诗”等等，这种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风尚，整个社会充斥着崇文的气息。为博取功名，世人汲汲进取，朝廷也给予士大夫优厚的待遇，一朝登榜，衣食无忧。士大夫们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条件广泛学习各门类的知识。宋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一专多能的整体特征。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人通医在宋代亦不足为奇。

2．2经济繁荣为文人通医奠定了基础

宋初实行的实物地租，使农民对生产的支配权更大了，生产积极性也更高了。同时宋代的手工业、商业、外贸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各手工业的作坊，规模之大，分工之细都超越了前代。城市商业活动更加广泛，行业规模与种类更多更细了。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宋代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和繁荣为医学的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张择端反映当时宋代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在拥挤的人流、熙攘的街道中，作者笔下描绘了至少三家中医药店铺，分别是“赵太丞家”、“刘家药店”以及“杨家诊所”［8］。宋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密度如此之高的药铺和诊所，正是当时医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宋代繁盛的商品经济促使重商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上追逐财富、名利的意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文人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很多没有雄厚资产和没有谋得官位的文人们意识到，必须学习一技之长来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这个技艺必须是文人们在观念上认可的，而又不会有损受过正统教育的文人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对医学的需要使得文人们选择了医学。因为借助医学知识，他们可以照顾家人的身体，又可以利用医术赚取些许收入而不辱没文人的身份。医者在宋代拥有相对较好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收入，这使得很多儒生向医学靠拢，兼习医学。这样，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简单疗疾赢得地方上的尊重，或者接受正统医学教育来获得相当高的官职;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在宋代，医学如同儒学一样，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考核方式而入仕，从而成为文人们飞黄腾达的又一种方式。

2．3统治阶级重视医药事业是文人通医的重要因素

宋代皇帝对医学的热爱是历史上少有的。李经纬说:“纵观中国医学发展史，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为突出”［9］。这番话道出了宋代皇帝对医学的重视。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6个熟悉医学，并且都有为人疗疾的经历。宋太祖曾在弟弟赵光义生病时，亲自施行艾灸。宋太宗在没有继位的时候就非常留意医术方药，还“大搜京城医工，凡通《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素问》及善针灸药饵者”［10］都被搜集起来。宋徽宗更是热心于医学发展事业，他诏令医官编写《圣济总录》二百卷，并亲自为之写序。宋真宗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曾亲自面试考核精通医术的地方官员刘元宾，还在龙图阁杜镐突然重病时，躬身调药。宋仁宗、宋神宗等也很注重医药事业的发展，他们或组织校正医书，或监督刊印医书，低价向民间发售。皇帝们对医学的热爱提高了医学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医者的地位，引发了朝廷内外的学医热潮，大臣和民众开始逐渐正确地认识医学的价值和医者的重要性。

2．4较为完善的医学体制为文人通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宋代，一方面，朝廷广纳习儒文人接受医学教育，还把医官制度归入文职系统，规定成绩优秀的医学生可以被授予官职。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官地位的提高，文人对医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不断接触医学、感受医学的自利利人的作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旨的范仲淹。他在没有成为宰相前就提出“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11］范仲淹认为，医学中利己、救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做一个良医也是文人们不错的选择。而且，朝廷对医学人才的重点培植也使得宋代文人尚医习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文人通医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另一方面，朝廷把“孝”的观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成为朝廷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医学也就成为宣扬“孝道”的载体。朝廷会把文人是否通晓医学作为判断其“仁孝”的一个直接表现。医学中的仁义孝道思想借助官方的力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客观上提高了文人对医学的热情。宋代的一系列体制和措施发展了医学，增强了文人们对医学的兴趣。文人们开始关注医学理论，甚至和一些医者成为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推动着宋代文人尚医习医风气的形成。

2．5印刷术的发达为文人通医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印刷术还没有被广泛应用时，书籍的数量有限，而且传抄中出现的错误比较多，普通百姓和贫困的读书人很难有机会，也很难有经济能力买到书籍。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民众求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朝廷广泛颁布校订医书、大批量印行的同时，私家医书的刊印也蓬勃展开，并且拥有更强大的市场。他们发行经济实用的医学册子，降低书籍的价格，加速了书籍的流传速度。在宋代，医书被广泛公布于民间，扩大了民众接触和学习医学的机会，有利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再加上医学教育制度的推行，医学的传承模式也被进一步打破。印刷术的发达、各种医籍的颁布发行打破了传统医学“家族世代相传”“师徒门派传承”的单一形式，也冲破了原有的掌握医学知识的人群的狭小范围，广大文人都有机会、有能力自学医学，从而使文人通医现象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宋代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