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战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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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调持久抗战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主张用积极防御战略和游击战争对付强大的日军。他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他的战略思想与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只是的政治眼光更深远一些。曾经对彭的误解和指责有诸多不确之处，本文有所辩解。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1940年8月至12月，组织了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大军在华北五千里战线上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即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击，重点是扒毁正太路；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扩大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伪据点；第三阶段是反“扫荡”作战。战役毙、伤、俘日伪军44000余人，破坏铁路950里、公路3000里、交通设施260多处，等等，我军伤亡亦达1.7万余人。给敌人以巨大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振奋了抗日精神。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中更成了的“罪行”。从参战人数、时间、地域、战果来说，此战是“大”的；当时叫“大战”，也有宣传上扩大声势的意思。实际上，它是由很多小的分散的破击、袭击战斗组成的，每一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平均每一华里40人，除了开战第一天，其他不是同一时间出动的，先后战了3个多月。其中最大的一场“恶仗”是调动八路军3个团围攻占据武乡县关家垴高地的600日军，敌人大部被歼，我军伤亡很大。此战确是阵地攻坚战，蛮干、拼消耗，不值得；受人非议，彭也接受。（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207-229页。）从总的来说，百团大战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所以《自传》把它改称为“大破袭战役”。

对抗日的运动战、阵地战的战术，也有一些论述，比如，诱敌深入、敌进我进、与敌周旋、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纵深的据点式的立体的阵地防御、避免攻坚与死守等等，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术，要灵活运用。这对于我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抗日都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八路军大量的战斗都是游击战，所以他对运动战、阵地战战术的论述在这个时期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