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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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就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普适的。我们知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并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听说物理学的中国化?化学的中国化?数学的中国化?没有，从来没有，尽管也存在风格迥异的各种物理学派、化学学派、数学学派，但一旦有定论了，那结论马上就消褪了各种色彩，而成了普遍的、各学派共有的并共同接受的东西。所以，国王要求阿基米德把物理学讲得使他也能听懂，阿基米德的回答却是：没有专为国王设计的物理学。然而主义和哲学却不是这样，因为确实有专为国王设计的主义和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过去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关于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的问题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其特殊性。

但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又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普适的，否则它可能就是顽固难化或顽固不化的。当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时，不少人曾有顾虑：毕竟兵不厌诈，岂不怕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解释却是，这是人民军队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也不可能化为反人民的原则。因此，既然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那么它与那些化它的主义和哲学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共同性、共通性。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它又不是完全特殊的，而是与某些主义和哲学有某些相似性、共同性、共通性，因此又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舍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和普适，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全方位、全盘的，正如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时不可能全盘西化一样。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化和西化分开的做法，除了是一种单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外，在学理上是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化应该是、实际上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和一环节。那种将西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将马克思主义化理解为其反面的做法，是一种狭隘的不当的划分。

马克思哲学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就是简单的马克思化。关键在于化的方向，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从马克思走向……”；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马克思的哲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体用倒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只能是部分地化，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武器，都是如此。连邓小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申明：他只接受过共产主义ABC的教育。

除了化和被化方面各自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可能全盘化和被化外，化也是一种相互关系，而绝非一厢情愿。一句话，既然是化，只能是化其可化者，而不能化其不可化者。也就是说，化和被化至少要有通约之可能。由此便知，那被部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本身内在地就和中国哲学有某种关联，如此才有化与被化的可能。

尽管与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有某种关联性或通约性，但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无论其思想中有多少对今天仍有意义的可贵成分，但如果不化，其内涵和形式已经陈旧，它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今天诸如现代化建设等诸多信息。说白了，它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化是势所必然。化的结果，中国哲学仍然是中国哲学，它不可能完全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中国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但由于化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又不同于过去旧有的中国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所以我同时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只有沉埋于中国的故纸堆中的人才是在搞中国哲学，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背景无关；反过来，似乎只有沉埋于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人才是在搞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与中国哲学的底蕴无关。

还不止于此。化和被化，除了相互必须存在理论的关联和通约外，还有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化和被化的，只是有选择的一小部分。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就说得很明确：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列宁则说得更直接：就是几何学公理，如果与人们利益无关，照样也会被人们抛弃掉。

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理论的关联性和通约性，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选择与被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现象，将它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什么化(类似的，可有俄国化、意大利化、法国化、南斯拉夫化等等，不一而足)的正常现象。同样的理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作如是观。对此，既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好恶来评判，也不能诉诸“走向马克思”。

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哲学家(如那些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抓住了马克思的一些只言片语，另一些哲学家抓住了马克思的另一些只言片语，各取所需，把它化在了自己的哲学中或自己国家的哲学中。更极端的是(这也是常有的)，对立的双方各自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各执一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被肢解了(尽管任何一个思想家哪怕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就是在同一时期、同一阶段都是难以避免的)。

化和被化仅仅是部分的，甚至仅仅是一小部分，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定是、且不能不是片面化的。片面化在今天完全是一个贬义词。片面，然而是事实；片面，然而是真实。因此你能做的，首先是接受它、容忍它，而不是首先竭力批判它，竭力否定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西方特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苏联特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中国特色)，不管你是否喜欢，它都没有因之改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不能希冀你的批判能改变这一切，你的批判无非是以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我个人的主张是，在化与被化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放弃全面性的苛求。

化与被化这种情况，在复杂系统演进的本体论的树式结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说明。马克思哲学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棵大树的根。这棵大树无论如何不会只有一个枝杈(因此，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想使这棵树长成一根直直的木棒的愿望是很难、甚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这棵大树会长歪(不歪就不会开杈)；这棵大树会有分杈且决不会只有少数几个分杈，上面只写着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分杈都是一个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是自复制、自同构、自相似的。

但同样，它又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正如枫树的叶子是枫叶，每片枫叶都不同于其他树的叶子，但没有两片枫叶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绝妙之处。无论枫叶如何地不同，它们终究是枫叶，一如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片枫叶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一如每个什么什么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它们又相互不同，一如每片枫叶之相互不同。

不过，在枫树上也可能长出其他叶子，正如现在的嫁接技术可以达到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树上，也可能结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同化，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同化(“走向马克思”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地软弱无力)，相反，变异却是常态。

德国艾根教授的超循环理论已经为我们说明，不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否则进化的步伐早就终止了。这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关于“正确”这个概念的认识：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相反，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过程必须而且不能少了错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中有了新的生命力。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在继续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复制，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错误复制，有的只是正确复制和错误复制的多寡而已，当然也就不能排除“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可能，但关键要看成活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错误地复制，毕竟连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健康机体的排异反应都难逃过，而其他错误复制较少的就算躲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排异反应，也还是面临着新的环境条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