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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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最早的哲人产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伊奥尼亚，自此哲思的幽灵环旋于爱琴海、地中海周岸而大盛于雅典城邦。先有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和文化扩张，将希腊思想带到了近东；后有罗马帝国的大融合，希腊哲学进一步传播到拉丁语地区，衍生出所谓罗马哲学。基督教兴起之后，古希腊思想“比附”和“贴近”希伯来宗教，成为神学的附庸；幸好有一支流亡到叙利亚，得以保存了希腊哲学之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经过阿拉伯学者的翻译和评注，古希腊哲学的精华方能够存世和流传；又于数百年之后“反哺”到欧洲，成为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而迈入近代化曙色的理性先导和关键性因素。宗教改革之后，耶稣会士越洋东来，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也曾带来了一些西方哲学的知识，可惜播撒有限，加之礼仪之争后的禁教，这一轮的“东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中华帝国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三是强烈的本土化意识，把西方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哲学的建设结合起来考量，描绘出中西哲学互动与融合的图景。在后殖民语境中，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强调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殖民化后果，在所谓“他者”的塑造中，西方是支配者，东方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往往处在“缺席”的状态。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赛义德笔下的阿拉伯或者斯皮瓦克笔下的印度，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从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历程来看，西方哲学的移植过程也就是中国人不断地对之理解和消化的过程，西方哲学的传播所激起的是普遍的本土化回应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的努力。丛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在讲述西方哲学在中国是怎样地被吸收和消化，乃至于会通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之养料的。如《进化主义在中国》对进化论与康有为的“三世说”之历史图式、革命党人的竞争观、新文化运动对“新人”的塑造等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当深刻的解析，正是这些来自西方的思想，成为了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创辟新天地的理论武器。又如《分析哲学在中国》详细论述了胡适、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如何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方法之长，以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不足，创造性地吸纳了分析哲学的部分内容，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系统。这一融会中西的努力，体现在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之中，一部西方哲学东渐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哲学会通史。丛书很好地把握住这个特点，并且作了非常充分的展示。

四是作者群的多学科背景和写作方式的多样性特点，使得整套丛书在叙事风格上丰富多彩，所涉及的内容也打破了传统哲学观所设定的界域，因而具有了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性质。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大部分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有部分是做西方哲学研究的，更有少数学者并不是“哲学圈”中人，而是搞文学研究的。这样一种多学科组合的阵容，较好地解决了所研究课题时间跨度大、内容比较复杂、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使得大家能各尽其长，把20世纪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也增强了这一段“东渐史”的立体感和可读性。20世纪东来的西方哲学，既有古典形态的，也有近代形态的，晚近所传，多有所谓“后现代”的色彩，这些形态各异的思想，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的；再加之本土化接受过程之中的种种因素，情形就更趋复杂。如果按照一些模式化的方式来叙述这段历史，很可能“千人一面”，似曾相识，难以尽展其神韵；丛书尽量地避免了已有的对西方哲学的程式化限定，而把更加丰富的内容纳入到了描述的视野当中。这样，“东渐”的西方哲学就显得绚丽多姿，而中西融会的过程更是变得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呈现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