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美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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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美学思潮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建构一种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资本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文学问来高扬人文精神。在美学上就是：热烈赞颂人的美，从自然之中寻求美，从科学的角度探讨美的规律。鼓吹感性快感的解放，美感根源的唯物论倾向，突出想象功能的审美心理分析，倡导镜子说，要求理想化和真实性的统一论，追求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完美。
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兴起密切相关。因此，它最早产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等地(13世纪末到14世纪)，以后就在15世纪中到16世纪逐渐扩展至英、法、德和尼德兰等国。鉴于此，文艺复兴就不单纯是一次文化运动，而是资产阶级新兴起来的各方面的集中表现，而且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状况也是不平衡的。
但是，文艺复兴运动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统治以后的欧洲，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了，就会出现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潮。正是这种思潮使得欧洲各国各地逐渐清除了封建社会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各种旧意识形态，从而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文艺复兴运动就具有过渡的性质，即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场文化运动。
人文主义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与中世纪以来围绕神学中心的一切学问相对立的世俗的学问，这种学问以研究古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世俗性古典学术为主；二是指与基督教的神性学说相对立的以人性为中心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曾经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因此，从这两重含义上，都有着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再生”、“复兴”的含义在内，因而，这种最初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欧洲广泛传播的历史时期(14至16世纪)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文艺复兴时期。
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渗透在当时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学中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不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建构一种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资本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文学问来高扬人文精神，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
一、人文主义的美论
人文主义者关于美的理论是在反对中世纪神学美论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的。可以简单归纳为下列几点：
1、热烈赞颂人的美
神学美论认为至高的美是上帝，而人是带着原罪的丑陋生灵。人文主义者却极力赞颂人的美。像莎士比亚《汉姆莱特》中颂扬人的美、人性之美的热情洋溢的语句是很多的。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建筑师、学者、美学家列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说：“大自然，也就是说，上帝给人灌输了神的各种最好的，任何僵化的东西都无法美化的成分。她赐给了他形体和非常适合于行动的四肢。他赐予他才干、天分、智慧、神的能力，借此他能够研究、区别和认识为之生存应该避开什么和必须做什么”。“作为原大的无价之宝，上帝还赐给人灵魂、温顺、对欲望和奢念的克制，以及知耻、谦逊和自爱。”“……所以你要坚信，人生来不是为了过碌碌无为的凄凉生活，而是要从事伟大而轰轰烈烈的事业”。
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中热烈赞颂人有自由意志、处在宇宙的中心，可以自主地把自己上升为神圣的形象。他借上帝之口对亚当这人的始祖说：“我把你创造出来，你既不是天上的神，也不仅仅是地上有生命的东西，既不是无生命的，也不是不朽的，为的是你不要拘束，自己也成为创造者亲自造好自己的形象。你可能沦落为禽兽，但也可以上升为天人，这全在于你内心的意志。”
达·芬奇在《绘画论》中写道：“请你在傍晚(或)在阴天注意男人和女人的面部，他们的脸多么迷人、多么温柔呀。”
人文主义者还努力恢复人体美的崇高地位，以反对中世纪神学美学的禁欲主义观点，弘扬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人性传统。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洛伦佐·瓦拉(1407—1457)在《论快感》(第二十一章)中写道：“美是对人体的基本恩赐，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奥维狄乌斯把它称作上帝的恩赐，也就是自然界恩赐……如果身体的健康力量和灵巧敏捷不应受到排斥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对美的追求和爱却必须加以排斥呢?我们知道，它们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感情之中呀!”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文艺复兴时代伟大艺术家们的绘画、雕塑等杰作，像拉斐尔、米凯朗吉罗、达·芬奇、波提切利、提香、乔托、乔尔乔内等大师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美、人性美、人体美的热爱和赞颂。
2、从自然之中寻求美
中世纪的美学家认为，美的根源在上帝那里，是上帝把自己的美之光辉放射于一切事物之上，这些事物才显得美了。这是神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文艺复兴时代，泛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与神学的斗争中不断得到传播。因此，在美的本质上也得到了反映。
人文主义者一般认为，美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存在于自然之中。人文主义者大多认为，美与比例、和谐、光泽等事物的属性密切相关。阿尔伯蒂说：“美是各个组成部分各在其位的一种和谐与协调，它们要符合和谐，即大自然的绝对要素和根本要素所要求的严格的数量、规定和布局。”他认为建筑美有三个要素，即数(numerus)、完整性(finuto)和布局(collocatio)，但这三要素必须结合和联系起来形成和偕，“和谐毫无疑问是全部魅力和美的源泉”。
意大利著名诗人塔索(1544—1595)认为，“美是自然的一种作品，因为美在于四肢五官具有一定的比例，加上适当的身材和美好悦目的色泽，这些条件本身原来就是美的，也就永远是美的，习俗不能使它们显得不美，正如习俗不能使尖头肿颈显得美，纵使是在多数男女都是尖头肿颈的国度里。自然的作品本身原来既是如此，直接模仿自然的艺术作品也就应如此。”
达·芬奇认为，美是和谐的固定形式。这种和谐既充满着世界，又洋溢在心灵之中。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心灵是由和谐构成的，而和谐只有当对象的合比例性变得看得见或者听得到的那瞬息之间才能够萌发出来吗?”因此，作为美的本质的和谐，在达·芬奇那里，一方面是表现在感性的现实之中的，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主客观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即使像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这样的大主教，神学家，也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承认美是存在的普遍属性，在形式(成形性)赖以依存的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着美。他虽从新柏拉图主义出发，却对美作出一些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重新解释。他在《论美》中如此写道：“美在其逻辑中包含着三个方面：第一，在物质的合比例的各特定的部分中存在着形式——实体性的或偶然性的——光辉，于是，在合乎比例的各部分之基础上从颜色的光泽中产生的物体被称为美的；第二，美是诱发自己的愿望并实现这种愿望的东西，因为美是善和最终的目的；第三，美是把一切都汇集在一起的那种东西，这是从形式的观点上来说的，形式的反光使事物变得美好。”
这里面无疑包含着经院哲学美学的基础和三要素(比例、鲜明性和完整)，不过，这里倒是更多地从事物及其构成本身来谈的，神学的色彩冲淡得多了，从中可以看到，尼古拉对美的看法具有人文主义的某些特点——强调形式的比例与和谐，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原型的影子或者苍白的痕迹，而是表现在每一个感性事物之中的。
3、从科学的角度探讨美的规律
中世纪的神学美学把美归源于上帝，因此，美的规律也就是上帝的指令。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中世纪末开始，人们已经感到美的规律应可以用科学和技术来加以解释和总结，因此以后许多艺术家和美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和创造美，利用已有的科技水平，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启迪下，从科学的角度来总结美的规律。
阿尔伯蒂在他的论著《论绘画》和《论建筑》之中，一再地谈到数学对造型艺术的意义，他把建筑美的三要素归纳为数、完整性和布局，除了一般哲学卜的意义，继承亚里士多德关于和谐与尺度的美学观以外，也从数学和生物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正如动物一样，头、腿以及任何一个其他肢体都应当与其余肢体和整个躯体成比例，在建筑物中而特别是在庙宇，一切建筑部分都应当得到妥善结合，使之相互协调一致，又能在取出其中任何一部分时都可以根据它的准确性而测量出任何其余部分来”。
这时，许多艺术家为了创造出美的人体来，进行解剖学和数学的研究，并且广泛地学习古代和当时的一切科学知识以用来创造美的形体和艺术品，正如冈布里奇所说“对科学和古典艺术知识的熟练掌握暂时仍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所独占的资本”。包括米凯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在内的一切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家都在科学和古代知识的基础上探求绘画和建筑的美的规律。因此，人体解剖学、比例、透视学等就很受艺术家的重视。
建筑师菲利浦·布鲁奈列斯奇(1377—1446)总结了“远小近大”的以数学法则为基础的空间透视，达·芬奇创造了“云雾法”的空气透视法这个以光学为基础的规律，达·芬奇还研究了美的人体比例，画了一张人体的比例图，米凯朗基罗对人体的骨骼和肌肉解剖学也进行了研究，创造出无数具有典范意义的雕塑作品；威尼斯画派对色彩学的研究，使他们的作品创造出绚丽多彩的美的色调。
美的规律和本质虽然不单纯由客观的科学规律所决定，但美的对象必须是合乎科学规律的对象，因此，对美的规律作科学方面的探讨，一方面有利于美学的唯物主义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直接促进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同时，在实际上，文艺复兴时代在古希腊罗马的基础上对美的规律所作的科学探讨，在以后的艺术发展中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那些艺术家们所总结的艺术美创作规律，至今仍在起着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人文主义的美感论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人的主体性遭到否定和禁锢，人文主义就特别注意人在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之中的主体性和主观感受。
1、感性快感的解放
中世纪提倡禁欲主义，强调审美的纯粹精神性和心灵性，即使到托马斯·阿奎那，虽然有了一些缓和，他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吸取了快感论的观点，然而毕竟还是强调通过感官以求知识的快感，对于人的感J生快感依然是不能给以公开的承认。
到了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早期，但丁、彼特拉克、卜迦丘等人的诗歌、小说就已经对禁欲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那是违反人性的，要求在现世生活中得到感性的(即可以感受到的，而不是那种柏拉图式恋爱的)快感。但丁的《新生》已经在呼唤感性的快感，彼特拉克更直接地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十日谈》更是热情奔放地歌颂了感性现世的快感。
不过，在文艺复兴早期最有力地从理论上论证感性快感的人，还是一批信奉伊壁鸠鲁主义的哲学家。意大利哲学家利齐莫·拉伊裴迪(15世纪初)就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高目的就是快感，因为快感是人所具有的本性。他说：“自然造就了人，恰在一切方面使人不断地完善起来，正如运用高度的技巧那样，人被创造出来似乎仅仅是为了欢乐和求得快感……首先自然创造了眼睛，眼睛的本质是如此的美好和奇妙，以致它们根本不愿意看到任何卑鄙的和丑恶的东西。诚然，我们因看到根据某个人的意见或劝导而是出于自然的感觉……其次，有谁在听到和感受到最温柔甜蜜的声音时不产生最大限度的快感呢?因此，里拉基法拉琴以及类似的乐器为了愉悦心灵而被发明了出来。应当说，嗅觉以及人的其他感觉也同样如此，借助于这些感觉，如同借助于仆役那样，心灵感受到快乐。”
洛伦佐·瓦拉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快感是最高的幸福。快感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也是美学范畴；快感是美的最高标准；美就是那种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他还分别研究了各种感官与快感的关系。他还认为，只有那种带来快感的东西才是有益的，进而他认为，艺术不是对美德的爱而是从对快感的追求中创造出来的。他的作品强调美的感性性质。
达·芬奇也强调美的欣赏开始于感觉，但是要通过智力的活动，因此，他根据人的感官对艺术的接受来划分艺术类型，并认为由于视觉能够更直接地给人以真实和快感，所以以视觉为依据的绘画就高于以听觉为依据的音乐和以感官的间接感受为依据的诗。
卡斯特尔维屈罗(1505—1571)在诠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明确地指出，诗的功用是娱乐和消遣，而不是教益，诗的对象是人民大众，诗人要想使作品受到欢迎，就应该选择为一般群众所能懂的而且懂了就感到快乐的事物。
阿尔伯蒂也要求画家以视觉为基础来工作：“画家应当努力描绘的只是那种看得见的东西”。
这些对于感性快感的强调，一方面对中世纪美学是一种反叛，另一方面对18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又是一种开拓。
2、美感根源的唯物论倾向
中世纪神学美学关于美感的根源的观点是从属于整个神学体系的，都追溯到上帝那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强调了美和美感的直觉性，也承认美感通过感官而由感性对象引起，但是，由于他强调美的等级和上帝的本原美，强调事物的比例和谐和感官的比例和谐的对应是上帝造就的，因而这种对应和契合的根源仍然在上帝那里。这是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
文艺复兴时代唯物主倾向开始对神秘主义占有优势，这也势必反映在对美感根源的分析上来。达·芬奇说得十分明确：“欣赏——这就是为着一件事物本身而爱好它，不为旁的理由。”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不同的艺术形象所引起的美感是不同的，因而就得出结论：“绘画在效用和美方面都远远胜过诗，在所产生的快感方面也是如此”，绘画可以使人产生更大的快感。
当时一些自然哲学家也很关心美学问题，他们从泛神论或唯物主义出发来看待美学问题。像乔丹诺·布鲁诺对美感问题就很关注。在他看来，热情是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借助于这些情感我们既可以不断地改造自己，又有可能使自己更趋完善，并向美好事物看齐”。他认为，精神美只有通过肉体美才能被认识，肉体美则任何时候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精神美。这样，他一方面解决了美感来源于物质对象的唯物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美感由对象的感觉向心灵和精神的深化。
著名的空想主义先驱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则从一切存在的基本特性就是力求达到自我保存的物活论为基点来谈美感的对象根源。他认为，当我们看到身心健康、充满活力、怡然自得、盛装艳服的人，我们总是欣喜欢悦的，因为我们体验到幸福感，体验到人类本性的自我保存的感觉。这虽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但也是中世纪的神学唯心主义的一种批判，而且其中也体现了一定的主客体相关和审美社会性的合理性。
3、突出想象功能的审美心理分析
想象是审美活动(包括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因为它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是联系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心理机制。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艺术家和美学家都已注意到了想象及由之而形成的感l生与理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对之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是中世纪以后片面强调神的意志和理性，而压抑、禁止感性和人的意志和理性，对于想象的作用和机制就不那么重视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要求人性对神性的解放，要求人性的全面发展，因此，想象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就被突出出来了，特别是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诠释，这种分析也具有了更多的理论价值和系统性。
达·芬奇在谈到画家的创作时说：要做一个好画师，就必须记住，“每逢到田野里去，须用心去看各种事物，细心看完一件再去看另一件，把比较有价值的事物选择出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捆在一起”，说的就是在现实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创造出“第二自然”的艺术形象。
卜迦丘、钦提奥等诗人都为诗人的虚构权力进行辩护，而虚构当然离不开想象。正因为此，马佐尼(1548—1598)指出，“想象是做梦和达到诗的逼真所公用的心理能力……诗人所要求的诗的逼真在性质上是这样的：它是由诗人们凭自己的意愿来虚构的，所以诗的构成必须要靠配合意志来形成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决不能是按照事物本质来形成概念的那种理智的能力……所以适宜于创作的能力，即控制人所说的制造形象的能力”，“诗人既然依靠想象，它就要由虚构的想象的东西来组成”。
卡斯特尔维屈罗(1505—1571)在诠释《诗学》时经常提到想象。他认为，“诗的题材是由诗人凭他的才能去找到或是想象出来的”，诗人之所以显得聪明，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赞赏，“是由于他会处理的故事是由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是关于本来不曾发生过的事物的，但是同时在愉快和真实两方面，却并不比历史逊色”。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代对想象的强调主要是从人的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统一以及艺术的创造性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虽然不如以后某些时期的美学思潮(如浪漫主义)那样突出，但是，这种强调是确立文艺地位以及反对神学附庸的理论反映，是对亚里士多德美学中有关想象观点的阐发，在美学史卜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表现出了人的主体性在文艺之中的恢复。
三、人文主义的艺术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与艺术实践紧密相连，面向现实生活，是具体的美学，而不是一般形而上的抽象美学。因此，关于艺术，人文主义者们留下了大量的美学论述。
1、镜子说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和美学家大多都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自然”的传统，并肯定性地把艺术比作自然的镜子。
莎士比亚在《汉姆莱特》里劝导演员要“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第三幕第二场)
达·芬奇说：“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经常把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面前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他认为，绘画应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以自然为源泉，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的模仿者”，是“自然的合法的女儿”，画家如果以别人的作品做自己的典范，他的画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那样他就只是“自然的孙子”而不是做自然的儿子，如果画家师法自然，从自然事物学习，他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文学上也是模仿说占主流地位。马佐尼认为，“诗总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因此它的目的总是事物形象的正确再现”，锡德尼说：“诗因此是一种模仿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用‘迈米悉斯’一字所称它的，就是说，它是一种再现，一种造选，或者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诗所隶属的那种模仿是一切模仿中最为符合自然的”，西班牙剧作家维加(1562—1636)认为，“喜剧和各种韵文或诗艺相同，也有它的固定的目的，这目的总是模仿人们的行动，描绘他们自己时代的风俗”。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序言中，也把这部不朽之作称为“全部骑士制度的光明和镜子”。
这是一种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它是经过了中世纪神学统治以后，对艺术的一种认识，虽然是以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为依据的，但也是向现实生活、世俗人生回归的一种理论反映，因而不能把它当作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观点的简单重复。尤其是在美学经过了古罗马时代强调向古人学习，以古希腊为典范进行模仿的定型化古典主义以后，镜子说的提出是有其另外的重要意义的，它标志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及其理论家们有着与现实生活联系的蓬勃生机，也表明他们已由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进发，要以艺术去创造出资产阶级的新人理想，要为人们去描绘一个现世的理想境界，因此，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观特别强调真实性和理想化的对立统一。
2、理想化和真实性的统一论
人文主义者在艺术对现实的关系上主张镜子说、坚持艺术反映现实(自然)的基本原理，但也注意到了这种反映的能动性，即把真实性与理想化统一起来。
达·芬奇就一方面要求艺术和艺术家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但又要求艺术家以理性为指导来反映自然，要求创造出“第二自然”。他说：“那些作画时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而不运用理性的画家，就像一面镜子，只会抄袭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却对它一无所知，画家应该研究普通的自然，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多加思索，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真实地反映面前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由此可见，达·芬奇所强调的真实是具有必然性的真实，他不仅了解艺术的反映要依靠艺术家的感性，还要运用艺术家的智力思考和理性观念，因此，是真实性和理想化的统一。由此可见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和艺术家这面镜子不是呆板的平面镜，而是聚焦的透镜。
阿尔伯蒂也指出：“雕刻家要做到逼真，就要做到两方面的事一方面他们所刻画的形象归根到底须尽量像活的东西，就雕像来说，须尽量像人。至于他们是否苏格拉底、柏拉图之类名人的本来形象再现出来，并不重要，只要作品能像一般的人——尽管本来是最著名的人——就够了。另一方面他们须努力再现各刻画的还不仅是一种人，而是某一个别人的面貌和全体形状，例如恺撒、卡通之类名人处在一定情况中，坐在首长坛上或是向民众集会演讲。”这里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谈到了真实性与理想化的统一，已经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基础上进一步谈到了典型和典型化的创作过程。
人文主义者们强调的真实是逼真，而这个逼真就是理想化了的真实，他们大多追随亚里士多德要求艺术去再现应该有的自然。佛拉卡斯托罗在《瑙格吕斯》的对话中就说：“诗人像画家一样，不愿照个别的人原来的样子描写它，把他的各种缺点也和盘托出，而是在玩索了造物主在创造人时所根据的那种普遍的最高的美的理想之后，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去创造他们。”
人文主义者也说凭此去区分艺术与历史等其他意识形态。钦提奥说：“历史家有义务，只写真正发生过的事迹，并且按照它们真正发生的样子去写；诗人写事物，并不是按照它们实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去写，以便教导读者了解生活”。锡德尼就是凭着这点作为替诗辩护的理由之一，由于诗人是按照应当有的样子来写事物，所以他比历史家要优胜，“就是最好的历史家也是在诗人之下的；因为无论什么历史家必须叙述的活动或斗争，无论什么计谋政策或战略，诗人愿意就可以用他的模仿化为己有，而且照他自己的意思加以美化，为了使它更有教育和娱悦的意义，因为一切是在诗人之笔的权威之下，从但丁的天堂直到他的地狱”。这里面洋溢着艺术家、诗人的主体性作用的伟大力量，是一种高扬人性力量在美学理论上的反映，这也与人文主义者在美感中突出想象心理因素是一样的，相通的，就是要通过艺术及其想象表现出人的伟大力量、人的创造精神。所以，马佐尼说：“诗人和诗的目的都在于把话说得能使人充满着惊奇感，惊奇感的产生是在听众相信他们原来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正表现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们，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念，他们要创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新人，但他们又不是漂浮在空中或水上的，所以他们既要求忠于现实，又要求按照必然性来塑造人物，创造世界。拉斐尔就抱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可作他的模特儿，以致他不得不采取把各个美人身上的美色按照一定理想缀合成一个新的美的理想人物的创造法。阿尔伯蒂说，“因此，我们就模仿那位给真罗特人建立女神雕像的人，他从最美的少女身上借鉴了她们每个人从形式美意义来说是最优美和最典雅的一切，并把它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所以，我们也选择一系列从行家的眼光看是最美的形体，以这些形体作为我们的尺度，然后将它们互相加以比较，并剔除那些过分地偏重于某一方面的东西，我们选出那些借助于范例能证实符合一系列标准的适中的尺度”，德国伟大画家丢勒(1471—1528)也说过类似的话，画家“不可能只根据一个人就画出最美的形体来。因为，人间还没有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美人”。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学是闪耀着理想化色彩的现实主义观点体系，是一种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整体思想，而又适应着新兴阶级开拓进取的历史进程的美学体系。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艺术才达到了西方艺术史上的第三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3、追求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完美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是一些尚未被分工限制的全面发展的巨人，又有着一种进取和务实的精神，因此，在艺术理论上有关形式和技巧的追求就成了一股主流，人文主义者们从科学角度来总结美的规律，并力求把这些规律运用到艺术实践中，这也形成了艺术高度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阿尔伯蒂的《论建筑》、《论绘画》、《论雕刻》，达·芬奇的《论绘画》和《笔记》，丢勒的《测绘教程》、《人体比例的研究》等伟大著作都对造型艺术的具体形式和技巧进行了具体而具有科学知识系统的探讨和总结，空间透视、空气透视、明暗描绘、色彩表现、色调研究、人体比例、事物比例及其和谐协调就成了主要研究题目，大批的艺术家都在导求“最美的线形”，“最美的比例”，追求形式的完美，对于建筑和绘画、雕刻的技巧都有着重大的突破。正如冈布里奇所说的，“崭新的透视法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透视法也突出人的主体性，因为透视法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科学性的总结，是事物在人们视知觉中所呈现的样式的科学总结。比利时画家杨·凡·爱克(1390-1441)是“油画技术的发明者”，佛罗伦萨的诸大师，与凡·爱克同时代的南方艺术家，“他们使一种绘画手法得到了发展，用这种手法几乎能够以科学性的准确在一幅画中再现自然。他们作画时先画出透视线，他们画人体，必须精通人体解剖和透视缩短的法则”。保罗·乌切罗(1397—1475)叹赞：“透视法真有味!”比埃罗·代拉·佛朗西斯卡(1416—1492)借助于光和影，“创造了更大的奇迹”。达·芬奇认为，“把绘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就可以使他所钟爱的这种艺术从受人贱视的手艺升为体面风雅的专业”，这就表现为对技巧的追求，并不是一个纯粹形式的问题，它内里含藏着对人自身能力解放的正当要求。此外，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像乔万尼·伯尼尼(143l—1516)、乔尔乔内(1478—1510)“在光与色的运用上取得了最富有革命性的变革”，提香(1485—1576)“具有使用色彩的绝技”。像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所以，冈布里奇总结道：“在意大利诸大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指出三个明显的成就。其一是他们对科学的透视法的发现，其二是解剖学的知识和由此而对人体美所作的完美表现，其三是对古典建筑形式的知识”。
从冈布里奇的如上论述，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文主义者们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追求和革新，及其给艺术所带来的巨大贡献。尽管这种重形式和技巧的倾向到16世纪中叶以后就逐步形成了巴洛克的形式主义倾向，但是，在当时从总体上来讲却是高扬人性和科学的进步倾向，而且给文艺的繁荣带来了实际效果，就是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艺也有不可漠视的积极影响。
而这种对形式和技巧的完美的追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内，主要是表现在对于文体和语言的创新和完美上。在文体的创新上，人文主义者，特别是戏剧家们，如瓜里尼、维加，都强调要打破古罗马时代对悲剧和喜剧的严格界限，主张二者混合起来，为启蒙主义时代的“市民戏剧”的建立开了先河，而且他们还很重视在技巧上对戏剧体裁创新的保证，他们不仅论证了悲喜剧混合体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而且在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阐述。而卡斯特尔维屈罗在译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具体规定了戏剧创作的“三一律”(时间、地点、行动)，成为新古典主义的金科玉律，对戏剧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也应该说是有一定功绩的，尽管到了运用成僵化教条时就必须突破它。
在语言方面，人文主义者强调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而反对用教会的拉丁语来进行创作。这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在以后的文学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展开，莎士比亚、维加等人的戏剧，卜迦丘、塞万提斯的小说都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
但丁要求用经过筛选的高尚优美的光辉的语言进行创作，这便是“光辉的俗语”(《论俗语》)，他还强调语言的音乐美：“诗不是别的，只是按照音乐的道理去安排成的词章虚构”，并认为“诗和特宜于诗的语言是一种煞费匠心的辛苦的工作”(《筵席》)。因此，卜迦丘在《但丁传》中才进一步强调“经过费力才得到的东西要比不费力就得到的东西较能令人喜爱”。
卡斯特尔维罗则进一步把技巧列为人类美感的来源之一。他认为美感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题材的新奇，二是处理手法上所现出的难能的技巧；并认为，“对艺术的欣赏就是对克服了困难的欣赏”。这些无疑是对文学的语言和技巧的高度重视，是十分可贵的启示，尽管这种技巧和语言的追求达到过分的地步就势必造成新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的弊端，那只是一种技巧运用的分寸的问题，并非技巧本身的问题。事实也证明，离开了对语言、体裁处理等技巧的讲究，文艺复兴的文学也就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能对我们今天的人们仍然产生审美的永恒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