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理性追寻与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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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西方政治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兴以及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研究也在中国复兴，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乃至显学。探讨政治哲学的旨趣即政治哲学的目的与意图，是希求更适当地理解、研究政治哲学，也是希求更适当地理解现存社会政治，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或真理与权力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探讨政治哲学研究的总体方法论，即在这一政治哲学观的指导下展开政治哲学领域问题的思考与研究，评判现存社会政治。
1．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之思政治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社会政治而求真，具有一种追求普遍性理想社会之原型的形而上学冲动，并以此改铸现存社会政治。这种理论探索可以是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即旨在通过对政治诸范畴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正义、政治合法性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论证，追寻政治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不同的，它有很高的抽象思辨性，可以称之为政治“形而上学”或政治“形而中学”。政治哲学探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为现存的社会政治寻找理性，让政治本身产生一种说理的力量。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论著《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抛开这个论断保守性的一面，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为社会政治寻找理性的一个典范，又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在为自身寻求合法性。进而可以说，规范的政治哲学研究应是在书写政治“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哲学家们对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的地位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高峰的时期。他们遵循理性原则，在各自心中构想着理想的国家、城邦政体及其运转规则。这一点在柏拉图哲学的坚决批判者、非理性主义者尼采的作品中也得到佐证：“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设者的哲学在此达到了顶点。”中世纪时期，安瑟伦和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们抬高信仰而贬斥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强信仰。这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低谷的时期。经院哲学家们政治思考的实质是，信仰上帝第一，人的理性第二，并以全知的“神性”代替人的理性，以虚幻的上帝之城来范导封建的世俗王国，旨在为教皇统治和封建君主统治服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与思想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觉醒，信仰的权威让位于理性的权威，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再一次进入高峰时期。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为现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决定了现当代西方所谓普适性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逻辑和模式，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过度张扬也导致了对理性的误解与片面使用，使理性成了片面的科技理性的代名词，“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由此导致了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实证的科技的政治理性把政治简单化地视为书本政治、政治技术与功利政治。对政治问题的探究，除依靠人的理性外，还要依靠感性经验与直观。对政治的形而上学分析，借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话说：“不单纯依据概念，同时也根据直观。”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也说：“哲学不仅需要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概念进行理解，也需要非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感知和情感进行理解。”“在哲学上，文体向这三个极伸张：概念或新的思维方式，感知或新的视听方式，情感或新的体验方式。这是哲学的三位一体，哲学犹如歌剧，需要这三者‘产生运动’。”深入探究发现，思考政治问题很难精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属人的二重性。近代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曾说，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因此，政治哲学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不排斥感觉经验与直观。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除了主要依靠理性演绎和经验归纳的逻辑外，还要依靠意志、直觉、直观、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进一步说，怎样平衡好政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适当地把对政治原则的理性分析同对政治过程的经验性认识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政治哲学的理性，既是一种理论理性，又是一种实践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法，政治哲学属于实践性科学，是目的论和实践性品格的统一。今天，我们把政治哲学视为实践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是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要解释世界（像以往的哲学家们那样），还要积极变革世界，使理论不仅在“阿门塞斯冥国”自恰（借喻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要在定在即现实政治中发亮（借喻理论外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现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的政治哲学，而那种单纯追求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自恰的政治哲学，大有可能走充满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危机、精神危机的道路。
2．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价值之思
政治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社会政治而求善，追寻善治与人民幸福统一的理想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与国家等政治的外在强制力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完全实现道德自觉与自律即道德失范的一个结果。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益而非价值与道德，当然也没有绝对离开价值与道德的政治行为。这突出表现在，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无一例外地自诩为合乎伦理道德的典范；这也似乎说明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的、根本的逻辑联系。当代加拿大学者金里卡认为，政治哲学与伦理道德、价值的关联是根本性的，内在的。换句话说，政治哲学就是在进行着伦理道德论说与政治价值判断，其主要旨趣是对各种相互冲突的正义论说进行评判。其一是“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其二是“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能够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这就是从古至今政治哲学研究持续关注的政治合法性即正义问题。从整体上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大写的政治正义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常以公道、天理和德政等言说正义，如孔子《论语》为政篇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政治合法性、政治正义是处理政治关系、评判政治行为正当性的基准，也是公共权力正当性的基准，还是人们服从公共权力的内在的价值准绳。当代法国学者夸克提出，对政治的道德探究即是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道德谈政治，“从根本上将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分离，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推演出有关合法性的论断将无法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就等于搞错了社会现象的自然属性”中西方古代政治哲学都是宣扬政治服从于德性，但近代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里却试图使德性服从于政治统治术。霍布斯又试图把伦理道德原则与价值评断抛在一边，妄图按数学加减运算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理性构建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专政的理想国家。卢梭对此展开了激烈批判，他说霍布斯是“一个心眼很坏的孩子”，使用了“诡辩的方式”，“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康德把国家的目的归结为道德，其政治哲学试图在道德与政治之间确立起某些恰当的联系，并根据公共权利的先验概念论证了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相对于道德来说，政治必定是工具性的，政治就是要为道德进步提供适合的外在环境，“所以在客观上（在理论上），道德与政治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论”。“因此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一种艰难的艺术，然而它与道德的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因为只要双方互相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因此说，合道德性与合价值性是政治哲学的内在目的，政治哲学追寻的核心价值是政治合法性，即正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实质是探究政治价值问题，其主要旨趣是人类社会政治应当怎样。从古至今，围绕着政治价值观念问题的诸神之争从未停歇。在现代性充分展开、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通行的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社会政治理想为指导，批判吸收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原则，就成为我们研究当下社会政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准。
3．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之再思
政治哲学及其研究还要通过对前人、他人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再思考，以理解和批判继承前人、他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新的社会政治理念。如果说对历史与现存的社会政治进行理性与价值之思是“直接面向事情本身”，那么对前人、他人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再思考则可以说是“面向思的事情”，是政治哲学基本的、前提性的存在方式。现代英国哲学史家柯林武德说：“哲学是反思的。进行哲学思考的头脑，绝不是简单地思考一个对象而已；当它思考任何一个对象时，它同时总是思考着它自身对那个对象的思想。因此哲学也可以叫做第二级的思想，即对于思想的想。”纵观哲学史或政治哲学史，人们可以发现，哲学家们在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历史与现存社会政治，构想现存与未来的社会政治时，大都是接着先哲的话继续说，或者是在与同时代的他人展开着对话。对此，现代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指出：“严格地说，说单个的人进行思维是不正确的。更确切地说，应认为他参与进一步思考其他人在他之前已经思考过的东西，这才是更为正确的。”后现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我认为哲学既不缺少公众，也不缺乏宣传，只是哲学像是思想的隐秘状态，像是游牧的状态。我们所能希望的唯一的沟通，作为完全适应现代世界的沟通，便是阿多诺式的，即将密封瓶投入大海的方式；或者是尼采的，即由一位思想家射出一些箭，而由另一位思想家将箭拾起的方式。”也就是说，不管哲学家的宝贵智慧是在“密封瓶”中，还是像“射出的箭”，不论其思想如何包藏，或许自己也未曾意识到这种包藏，也不论其思想是如何迅疾而方向不定，终将为有智慧的后人或他人在某一天以或然的方式所敞开、所思得。这一如伽达默尔所说：“哲学文本并不是真正的文本或作品，而是进行了诸多时代的一场谈话的记录。”
二、社会政治的现实范导
政治哲学反思人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社会政治的有序运转提供科学性的理念，以便把人们整合起来，共创理想的新生活。但此功能的实现具有某种超现实性，不同于现实政治、法律等强制性规范，它要以理念范导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外在强制人们去做什么。这又为政治哲学提出了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关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家作为国王统治下的整体幸福的理想国原型。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给公众以幸福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哲学家不能参与政治，因为理想的城邦国家“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加。”不然的话，哲学家就会像“洞穴隐喻”所说的那样，除了被嘲笑与遭受痛苦，还要被审判与被杀掉，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成哲学家的使命———对正义与真理的追寻———灵魂不会安宁，死得也不完满，得不到神的爱。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最后一卷的最后一段借苏格拉底之口发出让人们谨记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与善。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与智慧。”这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之死带给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启示：苏格拉底不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并要以真正哲学的方式走出“洞穴”———人类囚徒的困境。对柏拉图以哲学王来解决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范型，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非常不满。他说：“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了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是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的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其本性就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了。”哲学家康德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德国书刊检查制度）发表了看法，参与了政治，向世人全面阐发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国家，遭到普鲁士大王等人的指责。康德辩解道，他是一个深刻的、阐扬自由权利的教师和哲学家，不是企图煽动人民造反，改制；只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教导人民关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只是在公开地替人民诉苦，人民并没太注意他。温和自由主义者康德的理性所能允许的反抗方式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希望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使思想自由作用于人民和政权原则两方面，从而既有利于人的尊严本身，又有利于政权本身。人类由恶及善不断前进的目标，从哲学上看不是虚幻的，这个异常遥远的千年福祉王国最终的实现只能靠大自然隐蔽的计划，只能靠“天意”。可见，康德走出“洞穴”———人类囚徒的困境的理论企图，最终走向了虚无缥缈的天意。随后登场的黑格尔决计以绝对精神引领人们走出“洞穴”———人类囚徒的困境，最终走向了虚无缥缈的“理性的狡计与威力”，但他自己也说哲学是跳不出“罗陀斯岛”的。总体上说，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以理论静观、旁观的方式参与政治，害怕卷入社会政治实践，担心被政治化，故而其理论的实现方式只能是理性的仰望，也就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面对西方哲学的困境，马克思开始了一场彻底的理论革命。他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从古希腊发展到现代，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在政治解放范围内作不停息的理性旋转，是乌托邦的梦想，而“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的梦想”要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哲学只是静观地评说社会政治是不够的，应当把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政治哲学把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强调以物质生产与社会政治革命超出旧世界思想秩序的界限，跳出“罗陀斯岛”，从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达到人类解放，进而走出囚徒的困境，实现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场的后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看到了现代启蒙政治哲学的华美诺言在实践中的虚幻性，另一方面对由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引领的一些社会政治实践的挫折感到失望，因而不相信任何宏大的社会政治理性构想，认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都是乌托邦，没有提出重建社会政治的任何构想，只是在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微观领域（如精神病、临床医学、性、监狱等）不停地暴露、批判并解构权力，争取着微观领域的解放与个性的自由。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抨击那些表面上看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的作用，把在其中暗中作崇的政治暴力揭示出来，以便大家共同与之斗争。”“在政府身后、在国家机器的后边还有一个统治阶级是不够的。……如果看不清阶级权力的支撑点，就又允许它们继续存在的危险和在表面的革命过程之后重新建立阶级权力的危险。”
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哲学与政治紧密相连，权力与真理有内在联系，“关键不在于使真理摆脱任何权力制度的束缚———这不过是空想，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权力，……总之，政治问题不是谬误、幻想、被异化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本身。”知识分子应积极参与政治，不应对政治无动于衷。针对现代人被奴役的困境，福柯提出了“局部斗争”和“现代生存美学”两种解决方案，认为普遍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干预政治斗争，特殊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局部的科学知识干预政治斗争。他以写作、批判与解构微观领域中的权力来获得个性的自由，也以这种偏颇与怪异的方式———考古学、谱系学进行微观领域的解构，阐发自由观念。但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只不过是在政治解放范围内争取着思想与话语的自由，进行着一种逃不出“罗陀斯岛”的自由逃脱运动。尽管哲学活动是在一定程度上从事的某种政治活动，但哲学与政治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张力，以免其和政治游离、过度紧张或高度同一。就是说，政治哲学要把为现实社会政治辩护的功能与批判的功能现实地统一起来，其理想目标是让哲学转换为政治的理论先导与“头脑”，但切不可如柏拉图般自负地认为，政治哲学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高问题，政治哲学其实要研究的是最基础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观的旨归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幸福；为此，就要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范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当代政治哲学力戒哲学政治化倾向与政治哲学化倾向，即把哲学与政治高度同一起来的倾向。正如美国学者施特劳斯所说：“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作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宗教化、苏联斯大林把马克思哲学政治化等把哲学与政治同一起来的典型历史事实告诫我们，要时刻注意保持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适度张力。
三、哲学的创新与人的自由
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是对政治形而上学的求索与创新，也就是哲学的创新；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现实范导，就是一种哲学与政治的联系样态，也就是哲学在闪耀着时代精神之光。归根结底，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与现实范导是为了人的自由，因为哲学的奥秘是人，要从人的本性来理解哲学的本性。哲学史是批判的历史，也是不断创新的历史，这是哲学的生命。哲学在发现、开创了新的精神家园后，便让位于科学，又走上发现、开创新的精神家园的痛苦旅程，因此，哲学是个不断寻找新家园的流浪者。这也是政治哲学不断创新精神的写照。翻开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研究的主题在不断更新。在从古代本体论到近现代认识论，再到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各门具体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诞生并分离。翻开政治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在不断更新，大体上可以说，是从古代整体幸福国家论到近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论与社会主义国家论，再到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环境与内在需求的关怀成为当今社会政治哲学发展的新领域。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就是哲学创新；历史告诉现时代与未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都急切需要社会政治哲学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是哲学创新的内在不竭动力。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哲学的创新需要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哲学工作者辛勤的汗水与智慧的灵光，还需要有对求真求善信念的勇敢追求精神。
从理论形式上看，哲学、政治哲学的创新是新话语、新概念与新思维样态的一体化创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与德勒兹同样很伟大。伽达默尔说：“如果说问题的意义是在问题的提法和使这种提问成为可能的概念性中真正形成的，那么概念与语言的关系就不仅是语言批判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语言发明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哲学最极度惊险的戏剧，即哲学就是不断地努力寻找语言，说得更感人一点：哲学就是不断感到有语言困境。”德勒兹说：“哲学研究概念，一个系统便是一整套概念。当概念与状况而非本质相关联时，便是开放系统。但是，概念不是现成的，不是预先存在的，需要发明，需要创造。创造必要的新概念一直是哲学的任务。概念充满了批判的、政治的和自由的力量。”尽管存在着某种将政治哲学符号化、口号化的理解，但我还是想说，每当提起柏拉图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隐喻的对话，理念、正义、理想国以及理性思辨等一系列伟大创造的时空穿透力；每当提起康德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近乎苛刻、严谨的理性思辨的话语，从此岸现象界到彼岸自在世界理想中资产阶级共和国家的大自然神秘计划的构想，以及他在星空与心灵中进行的哲学革命所蕴含着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巨大能量与崇高境界；每当提起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激昂的社会政治革命话语，改造世界、人类解放等全新概念，以及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每当提起福柯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在精神病院、临床医学、监狱、性等微观与局部生活领域的怪异权力解构话语，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微观权力等另类概念，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外以一种写作、批判的方式与权力作着斗争与谈判，书写着个性、微观领域的自由：“无疑，像我这样，通过写作来摆脱自我面孔的，远不只我一人。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时代正在呼唤与生成着哲学的新话语、新概念与新思维样态，政治哲学论域在现时代的充分展开，正谱写着哲学前行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