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范文精选

编者按：伯林教授在考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指出，只有“两个适当的理由可以证明一门学科的消逝”：(1)“它的主要依据，无论是属于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是逻辑的，都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2)新学科已经开始接替原先由旧学科所承担的工作。他考虑了我们回答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发现其中有两种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并且把这两种“非常普遍”的方法称之为“经验的和形式的”。但是，在处理哲学问题时，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加以运用。“一个最明显的证明”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弄糊涂了，没有自动的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可以用来处理这类问题”。在“棘手的哲学”问题中，就有那些必然要提出的价值问题。一些人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不合逻辑的。可是为什么不合逻辑呢?伯林教授问道。这些问题涉及到使我们迷惑不解的事物。他坚持认为，政治理论如果不在“狭窄的社会学范围内来加以考虑”，那么在探讨诸如什么是人类的特性、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是否属于特定的范畴（如目的性或属性）对于了解人类是必不可少的这类问题时，政治理论就有别于经验主义的方法。因而，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人类目的本源、范围及正确性。而且，从政治理论所关注的问题的特殊性质出发，它不可避免要作出评价。伯林教授认为，鉴于这一比较宽广的想法，他不仅要对善与恶、被允许与被禁止、协调的与不协调的问题等概念进行分析，还要给这些概念的正确性作出结论．在任何关于自由与公正、权威与政治道德之类问题的讨论中，上述问题迟早都得涉及到。伯林教授提出的理由是：“细致入微的经验观察再多，大胆和卓有成效的假设再多，也无法向我们解释那些把国家看作是神授政权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话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话怎么同现实相联系。同样，也不能解释下面这些人的信念，他们对我们说，上帝给我们安排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们有罪；又说国家是所学校，在我们成熟之前、在获得自由并能废弃它之前，我们必须上这个学校；还有人认为国家是个艺术品；或是一种功利的手段；或是自然法则的体现；或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或是自我发展的人类精神的最高阶段；或是应受谴责的愚蠢行为。他进一步断言，除非借助于富于想象的洞察力，来理解“哪些有关人类本性的概念（或缺乏这些概念）是与这些政治观密切结合的，在每种场合下什么是主导的模式，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或任何一个人类的社会。”

伯林教授对于他的论题的说明，对我们的思维和交流思想的方法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得出结论是，政治理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是并将继续是非常重要的。

（一）

还有政治理论这门学科吗?在说英语的国家中，这个问题一再携带着疑问提出。人们对这门学科存在的证据表示怀疑。这意味着，无论政治哲学在过去可能是什么情况，今天却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中没有出现一本政治哲学方面的权威著作。我所谓的权威著作，从一般的概念来说，最起码是指那样一本著作，它能在大的范围之内将似是而非之说变为老生常谈，反之亦然。依我看，这正是我们判断所讨论的问题的特征的恰当标准。

然而，这几乎不能作为确证。证明一门学科的消逝只有两项恰当的理由。一是它的主要依据，无论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是逻辑的，都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们已经（连同它们属于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凋谢了，或因为它们已不再为人们所信奉或已被驳倒了。另一条理由是，新的学科已经开始接替原先由旧的学科所承担的工作。这些新的学科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们存在着，起着作用，而且不是继承就是取代了作为它们前身的学科，并没有给先前的学科留下丝毫立足的余地。这就是降临在占星术、炼金术、颅相学（一些新旧实证主义者可能把神学和形而上学也包括在内）头上的命运。这些学科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基本原理或者为论证所摧毁，或者因其它原因而土崩瓦解了。结果，如今它们仅仅被视为欺骗有方的实例。

这类有系统的取代，实际上是与哲学休戚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因此，它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的考虑是，至少有两类问题人们已获得了明确的答案。第一类已经得到系统的阐述，从而使人们能够（如果不是经常在实际上，也至少是在原则上）通过观察或从观察所得的数据作出推论，给予解答。这些情况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和日常常识的范围。无论我提出什么简单的问题，如壁橱里有没有食物，在巴塔戈尼亚可能发现什么种类的鸟，或关于一个人所抱的各种意图；还是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如关于物质的结构；社会各阶级的行为或者国际市场问题；我知道，为了得到真知灼见，答案必须建立在人对时空世界中存在或发生的事物的观察之上。有些人可能会说要进行“有机的观察”，我却倾向于赞同这一看法：观察是一种活动，也是观察者的意图和理性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尽管这些分歧对于科学性的哲学和关于理性的理论至关重要，它们却不能影响我的论证。不过，只有通过对数据的检验和再检验，那些最尖端的科学借助于它们才得以成立的概念、假设和模式才能最终建立起来或者给推翻掉。

【内容提要】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同盟理论以势力均衡论为基础，其许多内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论、“威胁均衡理论”以及对导致体系不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等。与传统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实证性。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政治学的历史演革表明，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始终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完全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每一种政治理论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政治学家由于所处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不同，分析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上面这些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也极不相同。现当代以来，各国政治学家提出的各种各样观点、学说和思想，大体上可归入以下不同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流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后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自我和个人，它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保证这种自由选择权在公正的环境中得以实现，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旦个人能够充分自由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那么个人所在的群体和社会，也必然能最终实现其公共利益。根据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的利益和行为是分析和观察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视角。一切复杂的历史事件、社会制度和政治运动等等，最终都可以被约简为个人行为，所以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但它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保证个人实现自由权利的社会公正上。新自由主义尤其强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对实现个人权利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国家的中立性，反对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事务过多的干预，积极倡导公民社会的作用，竭力维护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由于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古典价值的弘扬，所以它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由于它始终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所以它也被称为“新个人主义”；由于它宣扬多元价值和多党政治，所以它还被称为“新政治多元主义”。

新保守主义

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此相适应，保守主义反对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认为传统和秩序压倒一切。由于传统和现存秩序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有极不相同的含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保守主义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秉承保守主义经典价值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宪政秩序的重要性，倡导一种“宪政的民主”。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国家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又竭力反对国家通过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的方式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新保守主义反对一切激进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反对社会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激进的政治思想都是促进人类文明堕落的腐蚀剂。

新马克思主义

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推进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广大基层，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总体部署，认真学习，热烈讨论。通过座谈会、领导谈心、个别访谈等方法，多种形式广泛地、认真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找出了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下面就结合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的进行剖析。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1、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政治学习不够主动，学习不能经常化。以前自己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只注意主要观点的学习，只是把学习当作一种任务去完成，不能主动的、经常的、系统的去认真学习和研读，注重业务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学习，淡化了政治理论学习，有时还把政治理论学习当成一种负担，认为是占了自己的时间。往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一忙起来，就把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没能把政治理论学习同自己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觉的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用理论去指导解决在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遇到问题有时无从下手或者工作结果与付出的努力有一定差距。

2、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行业存在的不正之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特别是解放后已经彻底消灭的、贩毒吸毒又死灰复燃。在党内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部分地区和部门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使我对党能否消除腐败有些担心。二、对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总以为自己是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但没从思想深处去想。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国际反动势力把新疆作为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主要目标，公开支持新疆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自从目睹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后，我才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多么复杂，必须坚持长期斗争。三、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党中央英明果断地做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的决定”是深得人心的。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初闻时，认为练练功有什么问题。通过学习才知道李洪志及其“”是什么货色，逐步认清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及“法轮大法”反科学、反人类、反政府的反动本质及危害。我才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公仆意识淡漠，群众观念减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近几年，受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影响，自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追求现实，随大流，对工作的热情降低了。以致于公仆意识淡薄、群众观念减退。没有密切联系实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主动性和自觉性远远不够。如对窗口的同志，一般电脑有问题，都是他们找上门来了，才去处理，缺乏主动到窗口去找问题，发现问题，缺乏自觉到窗口去帮助同志学习电脑知识。

一、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观点相互关联、相互贯通，与马列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P415)这三句话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据此，我们把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但国际局势依旧动荡，地区性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强，而心的矛盾和冲突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P319）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P348）

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些国家，往往借口“人权”、“民主”等问题，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对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邓小平认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标。”[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权而言，“真正说起来国权必人权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心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人权！”[2]（P348）在邓小平看来，谈人权离不开国权，人权首先由国权保障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