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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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从空想到科学等四个阶段，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关键词：建国6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进程创新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的精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于。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者。领导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1］他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远见的重要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发展战略方面，他提出了大约用5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等等。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偏差，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做的艰辛探索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要永远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领导否定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了同志和思想，扭转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亲自主持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他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于和。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先后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现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时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与伟大。同样，在他逝世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之世，知识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一轮全球化空前加速，国际竞争的中心已经从军事对抗，转移到实质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面对这一变化，世界各国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调整了发展战略，力争占据有利的地位。面对时代与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路线、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战略思想，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自觉地进行历史性调整，仍然固守马克思的“本本”和封闭的、僵化凝滞的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抑制新的生产要素的增长，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打压新的社会要素的孕育，用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禁锢创新智慧，那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就只能错失机遇，甚至可能重蹈落后挨打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主动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的产物。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阶段。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当首推。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来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就是讲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步和后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和更多的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能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一段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准备的，没有那一段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试想，不推倒三座大山，不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由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怎么能够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当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不是那样发展或者是很不发展的国家开始进行的。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经历民主革命这一段，这种民主革命又不同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序幕。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经过和一段恢复时期，开始进行“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实行了“赎买”政策，这种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到1956年基本完成。这时，我们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那个阶段，领导全党又进行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而且发表了光辉的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些文章中的很多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指导作用。第四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十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化运动等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有这些失误，成就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干扰带来的巨大困难，使得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第二阶段是“”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第五个阶段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阶段，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

具体分析一下，这五个阶段有十五个历史关节点：1、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开端；2、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力量；3、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没有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推迟。4、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虽然改为“具体化”，但当时的原话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1945年七大和抗战的胜利，七大确立了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在全国胜利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6、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7、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和八大的召开，八大当时所制定的路线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虽然具体措词可以斟酌，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邓小平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8、1957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扩大化是错误的。同时，这个时期我们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9、1966年“”开始，连续十年的内乱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1、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1989年政治风波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也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13、1997年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14、2002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产生了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5、2007年十七大召开，使我们党和国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在这15个历史关节点中，有两次会议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这就是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历史转折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使我国进入了由邓小平指引的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点的历史新时期。

二、历史转折的实现与崭新道路的开辟

历史表明，任何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1976年10月粉碎“”斗争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但由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严重阻挠，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陷入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代表党心民心，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矛头直指当时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紧接着，邓小平通过抓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实践方面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面前终于站不住脚了。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78年12月中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主要历史功绩，一是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党内存在的僵化半僵化状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厘清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坚持的政治路线，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为历史上的过眼烟云。三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正确的组织路线，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四是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指出“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同时还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使中国陷入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峰回路转，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有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里说的，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呢?其实，只要研读一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就清楚了。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问题，包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改革开放的大政策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整问题，特别是恢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讲话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其中一些重要问题都提出来了。此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思考、总结和概括，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新的、重要的观点的提出，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虽然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的十二大，但其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应该定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和世界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包括领导力量、国情基础、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制度保证、建设格局、奋斗目标等基本要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权威诠释。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强国之路。经过短短30年，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整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大幅提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效推进，中国已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愈来愈大影响的国家，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无视中国存在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民之路。30年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虽然还存在着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明显提高。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人民不但腰包鼓了，而且精神状态更加自信、自强了。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健党之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健壮和坚强。正是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工作作风、党的民主建设都有了进一步增强和改善。中国30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是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坚实基础。强国、富民、健党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综合效应”。这种综合效应，在当前这场由汶川特大地震激起的抗震救灾伟大壮举中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体现。正是由于国力增强了，抗震救灾才有了过去所没有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老百姓手头有钱了，才能踊跃地捐款捐物；正是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才能作出人民赞扬、举世称道的优秀表现。在抗震救灾中高扬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进展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和必然取得的胜利，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意义的一个证明。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价值。曾几何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非但没有成为“人类20世纪的历史遗产”，相反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世界的东方蓬勃崛起。尽管一些资本主义的政客和媒体，出于其制度的利害，厌恶社会主义，诋毁迅速发展着的中国，不断发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意欲妖魔化中国和唱衰中国。但正如李白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航船，将会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证明了这个制度的科学性、自恰性和优越性，而且给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自强予人之路，是一条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之路，因此它的成功不但造福国人而且惠及世界。至此，我想起了苏东剧变以后邓小平说过的一段高屋建瓴、穿越时空的至理名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就是7000万中国共产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重铸中国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47

［2］［3］邓小平文选（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4、317、37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