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政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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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取代。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受到极大的动摇，出现了一个权力与资源分散的小过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权力再分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时，既不把历史看作预成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自在进程，也不把历史看成毫无规律，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意志任意决定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般趋势下出现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因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因此在历史上现代化又被称之为西化，欧化或工业化。然而，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辩证法决定了现代化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包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

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政治现代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反应一洋务运动，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扩大。

首先表现为督抚专权。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对地方政治势力的增长非常警惕，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省级设立总督衙门与巡抚衙门，总督与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既各有所分，又相互牵制，从而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的正规军受到重创，不得不扩大地方武装的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中央军权下移，地方上军政合一的局面，其主要标志乃是湘军的兴起，湘军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太平军，随着湘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护卫一方的地方武装，而是维系清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于曾国藩极其湘军的崛起，清廷在军事上有利用它的一面，同时在政治上还有限制它的一面。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形势逼人。清廷已无力对抗，只好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权的第一步。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接着各省的巡抚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这样就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同时。他们还因袭湘军军饷自筹的习惯控制了地方财政，此外，湘军集团还排斥异己，任用亲信控制了地方用人权。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上下相应，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

其次是造成了官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督抚专权的出现，清政府官僚阶层发生严重分化，这种分化倾向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上层汉族官僚势力的增长，二是洋务政治派别的兴起。

清政权建立以后，清政府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任用大批汉人以巩固政权，经过多年的发展，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虽有所缓和，但两个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异与猜忌仍然存在。清朝统治对汉族官员始终抱有戒备之心，虽然在表面上满汉官员一律平等，但实际权力仍操纵在满官手中，道光以后，由于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汉族官僚的势力逐渐增长，清廷满汉官员之间的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的八旗，绿营经制之师受到重创，一蹶不振。许多满族官员面对这种危机却无能为力，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大批汉族官僚，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这样一来，汉人官僚与士绅在地方的势力得以扩张，最典型的就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湘军集团的兴起。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多是一批经世儒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满族官僚知悉这些情况，决定利用他们去对付太平军，结果使一大批汉人官僚兴起，湘军集团因此而由一般军事武装变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导致了督抚专权的局面。可见，督抚专权不仅标志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而且也反映了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张，这种局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清政权倾刻之间的土崩瓦解。

清朝官僚分化的另一个标志是洋务派的兴起。洋务派的出现也是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危机时的产物。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同时改革国内的弊政。无疑，他们是最早具有“洋务”思想的代表。但是，这批人在当时的官僚中属少数派，而且除林则徐外，这批人中多数人并无多大权力，影响不了清廷政治。但是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些封疆大吏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与西方国家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们亲身体会到西方先进武器的厉害，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决心，这就是洋务派产生的历史条件。随着洋务派势力的不断增强，在朝廷内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他们主张遵从祖法，反对学习西方，认为洋务派的行为是“用夷变夏”，出卖国家。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不断斗争，不仅加剧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而且也加剧了清朝政局的不稳。

可见，太平天国运动为清政权播下了毁灭的种子。由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督抚专权，使清朝中央的军政权力下移，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增长；汉族官僚与洋务派的兴起，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清朝中央的政治权力，动摇了清廷统治的政治权威。随着这种分离倾向的扩大，清朝统治终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