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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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景观”随之出现。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思潮，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和功能为西方语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上的加深，西方思想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无可奈何，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然而，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西方语境出现了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的景观。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的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裂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这次“动变”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了西方“政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世界政治、哲学思潮、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论文的时间》中写道，“‘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没有形成可能的问题。”①美国学者一般把这段历史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本文认为至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的“后现代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从哲学的高度为后来或者同时期的思潮启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影响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解构”一词不在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一、西方解构主义的“政治”及“政治学”
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运动，为“结构主义”敲响了丧钟，也同时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五月风暴”呈现了“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视野”，给知识和权利带来了它所曾未有过的急迫的尖锐的政治意义。然而，“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于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色彩。”②认识西方的“解构主义”，我觉得在德里达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两个“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含。
1、西方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学”。
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亦不仅是在哪一个具体领域具有普适性。解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是一系列简单罗列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等等。德里达常常把他们在哲学学科方面的努力紧密地与关系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从而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适的“政治学”特征。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关怀”的这种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论著，同时也是一本“政治学”特征明显的政治学著作。黑格尔的很多哲学著作本身也是为了当时整个德国的统一，形成所谓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当“结构主义”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时，“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就应时而生。如果把其仅仅看成一个政治性的症候的话，未免就狭隘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由政治而催发的一个在人类所有领域发生一场“精神裂变”。于是，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摧毁了功能和整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性史》中，探求人类普适的知识谱系；而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中出于对文字和语言的偏爱，在后现代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这些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让他们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解构主义”在其出现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德里达的初期）解构主义的主题很少涉及政治的，德里达也与政治学没有多少关联。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德里达的左翼色彩非常浓厚。我们看一下他最近出的书，《马克思的幽灵》、《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等等几本书，无不关涉政治学的领域，从而使解构主义理论走出象牙塔，步入了有着人类解放意义的政治实践。
2、德里达的政治性特征。
一是与同时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0月在纽约的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所题为《人类的末世=目的》说，“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也有其必然的政治性意义。”③作为该演讲的政治背景,是想促使人们注意哲学的国籍问题、民主主义的形式性问题、越南和平谈判和反战运动、公民权运动和马丁博士被杀、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德里达而言，所谓“政治学”特征超越了狭义“政治”和满足“政治化”的感觉，也就是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进行“交涉”的场面。“德里达就是通过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谈判来思考政治的必然性，来选择‘行动’的，由此提出‘政治化没有止境’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沾沾自喜’意识持有者们那种单纯朴素的‘政治主义’，从而显示出独自的态度。”④
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哲学思潮都有着同样的影响，他们似乎与解构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其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利奥塔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可以就说是“解构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捍卫的西方马克斯主义者所批判的本身就是对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解构”。像拉康本人既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斯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可见，解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其它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承接关系。
二是解构主义本身所呈现的复杂的理论倾向。
德里达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更多地是在文学的领域里进行的，但是这种阅读和批评的策略也成为其它领域里惯用的思考模式和批判模式。“解构主义”在其出现的初期并不鲜明地提出其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文学、哲学等实践领域的批判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么简单地来看待“解构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更深层次的把握“解构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显然这些实践的背面都有着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就是对于政治地位的觉醒和呼呼。尤其是德里达本人在近几年发表的众多著作中与政治学的联系可谓是如日中天。
德里达的真正面目在阐述之中，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所谓的意义上的“异延”性，以及需要通过“补充”的方式找到文本阅读的“痕迹”，恰恰是德里达哲学思想的确证，从言语的“书写”到思想的“延异”与“在场”的践行的方式、每一个细节上无不烙印着两个字“解构”，正如每一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听众不知所云，据说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赶到纽约来听他的演讲，当有人问该生，他只是听懂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些并不能割弃在声誉上有解构主义“大本营”的“耶鲁大学”的众多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热衷。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后来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而是最初的德里达哲学思想中政治意蕴，以及德里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进行所以的用“文字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阅读”来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关于“解构主义”的概念，德里达本人对其解释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⑤
但是，无论解构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对于时代的感应和诊断后所表明的立场确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一句话归纳解构主义特征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成规、反权威，最终，对于世界范围里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近几年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影响的著作，作者说“幽灵”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些复数。“生活”本就人类自身而言，而上世纪末种种历史剧变不得不迫使德里达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由于德里达等众多解构主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学”与人，与当前人的生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否在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传媒阉制下的“新国际”）紧紧关联。德里达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学会生活”和“幽灵”是一样的共存，“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⑥。从而，解构主义以它特有的激进特征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并且赋予德里达惯用的“书写”与“言语”以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于是在解构主义看来，要努力的文学批评或者哲学思想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学”特征。
福柯通过“权力”的研究，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为”。⑦与福柯不同的是，德里达通过对于“语言”和“文字”的解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详细的哲学纲领。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类用于符号和声音从而过到目的的工具，当然语言也不能被“人”所统治。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总之，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
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上个世纪初占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所暴露出的滞后性，以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诸如腐败、农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资本的所有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批判的，）迫切地要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诸如像何清涟、汪丁丁等学者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折报告⑧。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在中国，对于当下的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参预了中国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但是，由于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自身人格上对其参预政治生活的束缚，让知识界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公正”和“良心”。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腐败，所谓的“思想者”犹如积压和滞销的“商品”，而“学问”也好比是一种广告。这是一种因压抑而不能呼唤的时代，是一个急速需要否定与解构的时代。谁会关注我们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呢？从“温饱”到政治的地位、性观念的更新，我们的生存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只能在绝望和幻灭中去呼唤“温饱、性、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可是现实状况如何？在一个权力和金钱要挟一切的体制里，我们需要另一些声音，解构它，阻止它，打破它，颠覆它……将中国话语的“逻格斯中心”打破，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辩证思维要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隶属于什么，它是什么种类事物的一个范例或一个代表――因而它是说某物不是它自身”。⑨当然，这种辩证思维并不是对于同一性思维的简单否定，而且需要一种强迫性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的否定，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本身就布满了马克斯对于现实的批判锋芒，是同解构精神密切关联的。
无疑，西方的解构主义的声音唤醒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新的构建的热情。中国在80年代破除“偶像”运动、新新人类的小说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让呈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的垂注。这些形态关涉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应该受容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形态的中国学者，这些思考无不涵括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特征，解构主义思潮迫切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从而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存活于当前的政治生活中。
其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形态，以及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组合了中国的知识界。许多学者把解构主义引进了中国，这就开启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从体制上给其以“合法”性），这就迫使知识界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去寻找新的“话语”方式解决当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对于周星驰《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的电影接受上，大众由刚开始的“回避”到当前的“热衷”，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于传统和正统的“语言”的调侃与背离；“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同程度上逐渐合法化；层出不穷的新实验电影（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就是对于中国主流话语的一次有意义的“精神解构”现象）。纵观这些变化，无不要求中国知识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卓然的胆识承认当前的思维与思考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在通过不断地话语变更与精神重构。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9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地指向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他们批判的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二是体现在“官僚化”（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物化）的“社会合理化”，意在揭露出“现代性之维”的二律悖反，这本身因为激进的热情而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浪漫的色彩，在现实的维度上的举步维艰。
而德里达的“出位”思想似乎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解构主义是近代世界图景形成后出现的新秩序的普遍特征，它所凝结成的现性之维不但具有振耳发聩的破坏作用，而本身又在重建，它意在打破“逻格斯中心”，重塑今天人们的审美之维，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处身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性的“幽灵”，超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也许本身就是我们所应该努力和追求的。德里达本人多次宣称，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精神之旅上播撒的更多是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影响更大的也还是规范哲学建制之外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由这位犹太后裔、晦涩哲人、学界怪杰所创建的解构论，是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无法跃越的一道精神风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之一，也将更加深入去领略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它的前瞻性。
董迎春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②⑩何佩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
③转引自[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④[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⑤转引自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萧沙，《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2003年第2期，参见DeconstructionCriticism:AnAdvancedIntroduction,P261
⑥〔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⑦Ibid.p.200,参见彼特·丢斯著汪民安译，《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载《世纪中国》
⑧虽然没有“阶级”的提法，但是社会结构也没有以前那么简单化了。可参见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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