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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两岸对话的“三层次八因素”逻辑结构剖析
(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二、两岸对话的现状:一种逻辑结构的解读
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已有50多年处于分裂状态中,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也出现不少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来解读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
(一)从核心层、中间层来说:台独势力竭力“模糊”或“淡化”核心层对话,阻挠中间层对话
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力主统一并主政的国民党日渐衰微,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民进党”。由于民进党1986年以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非法政党,且当政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所以,当前的两岸对话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两岸对话原来固有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模式现在受到严峻挑战:岛内的分裂势力正掀起一股“文化台独”的暗流,给两岸对话蒙上一层浓重阴影。所谓文化台独,就是分裂势力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的选择心态。其表现形式有:“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为此他们重新解释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虚构出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为了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岛内分裂势力还企图通过修改考试科目的方式降低祖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他们甚至企图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企图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假象。[10]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台独”削弱岛内民众文化认同,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对统一、独立进行选择时的心态。此外,在台湾民众中也存在一些因与大陆多年隔膜而产生的认识误区。据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一普遍心理也给祖国统一带来不利影响。张广敏先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意识迷失,价值观念变异,自我感觉良好,倚美心理严重。[11]可见,台湾民众对两岸对话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二)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外围层对话空前活跃,但也有不少矛盾
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对话的进行非常活跃。两岸的经济贸易、政治对话、学术交流以及探亲活动等蓬勃发展。台湾的林洋港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讲,台湾现在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目前岛内对大陆有二百亿美元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在大陆以外,包括美、日其他国家却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没有对大陆的顺差,那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就赤字了。所以,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很高的。”[12]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台湾官方也给予“乐观其成”的态度,台湾民间更是直接支持大陆举办奥运会。大陆也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可以考虑两岸合办部分奥运项目。[10]种种迹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对话大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这一历史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
但我们也看得出,两岸关系微妙且有潜在危机。90年代后期,双方似乎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宁静,不时有小事件发生。从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后,两岸关系骤然遇冷,陈水扁主政又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再加上美国时不时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状。
三、两岸对话的策略重整
两岸对话的现状很复杂,无论是核心层、中间层对话,还是外围层对话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以往两岸对话的政策做一些重新调整。
首先,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当前要以举办奥运会和加入WTO为契机,继续扩大两岸外围层对话,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针对台湾当局在台湾民众中“淡化”、“弱化”或者“虚化”祖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除了公开予以揭露外,还要大力宣传祖国传统文化,和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优秀的近代文化,让台湾同胞牢记祖国的历史,弘扬近代以来革命志士为争取国家民主、祖国统一而前赴后继的优秀历史传统。只有在心理上有了理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才会在行动上支持祖国统一。祖国大陆一定要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为契机,努力推动两岸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的持续进行。
其次,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统一中国。我们以往习惯用“一国两制”来讨论台湾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导,导致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不仅不甚了解,反而曲解甚至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恐惧的东西。在新时期里加强两岸对话,我们要有新的提法。对此,李家泉先生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来统一中国”的口号,这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提法值得提倡。他认为:“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有‘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体现在《澳门基本法》中,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必然体现在两岸共同制定的《台湾基本法》中。”其原则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两岸各界人士意见;不是中央对地方,而是两岸代表的平等协商。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更尊重台湾的现实,更能推动两岸对话的有力工具,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认真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当前推进两岸对话发展切用的策略。
收稿日期:2002-12-03
【参考文献】
[1][3]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M].台北: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4.
[2]刘家荣.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1993,(2).
[4][12]林洋港.我为什么主张统一[J].统一论坛,2001,(5).
[5]南民.国民党无望论[M].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124.
[6]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M].台北: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8,5.
[7]台湾民众对统一的心态[J].台湾研究集刊,1994,(4).
[8]李家泉.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J].统一论坛,2000,(1)
[9]李建敏.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J].海峡两岸,2001,(10)
[10]刘必松.文化台独及其危害[J].台声,2001,(4)
[11]张光敏.“维持现状”的心理分析[J].统一论坛,2000,(5)
[13][14]李家泉.北京主办奥运与两岸关系[J].论一个中国的“台湾模式”[J].统一论坛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