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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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活和爱情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只要我们和自己生活中的特殊人群有联系——如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我们就必然身处在社会环境中。这种社会环境包含了所有社会因子（既有积极的因子也有消极的因子），诸如大众媒体，互联网，性别角色的改变以及城市人口激增等，这些因子对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冲击。作为个人，我们对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社会却无疑塑造着我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塑造着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美国人的想法通常接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勇敢地去探索人们未曾涉足的领域——但我们的真实生活却可能更接近东亚人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文化规范和期望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与这些规范背道而驰的时候。
社会环境的影响总得来说，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塑造，远大于我们对社会环境的塑造。但是，我们不是社会环境的傀儡。出身于酗酒家庭不是让自己成为酒鬼的借口。同样，孩提时代饱受虐待不是虐待自己孩子的正当理由。无数人出身于暴力家庭，但最后却走出了这种生活的阴影。个人能够忘掉过去，并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积极的选择。
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在这里，个人生活、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了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媒体每天都给我们灌输大量负面故事，包括关于夫妻和家庭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家庭虐待，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和其他令人痛苦的报道。我们很少听到正面的报道，如夫妻和家庭如何有效解决问题，或是一家人其乐融融。
好的新闻是人们开始对建立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的前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运转良好。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因素使夫妇和家庭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将从讨论美国人家庭关系的诸多挑战开始，来讲述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社会科学家可以联合个人、夫妇和家庭抵制这些负面影响，采取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结束本文。
强大的压力与物质至上主义一位匿名的美国观察者曾指出：“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不够的。”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国家的生活压力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我们的心力迫使我们去行动、生产、消费和移动。这些声音随着社会变迁而在我们身上加速增强。压力是身心对生活做出的反应，压力与变化直接有关，变化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这可以大致被认为是进步，但这些发展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压力。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太很强烈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推销，那么任何东西都需要更新：我们要新车，新房子，新衣服，也许还有新的鼻子。在这个商业世界，公司被接管和裁减的故事屡见不鲜。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下，当昔日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重新找一个伙伴是最容易的选择——这并非夸大事实。
技术和物质至上主义的结合增加了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感到自己是被强迫去做更多的事，去拥有更多的物——为了抓住一切拼命奔跑。我们个人对幸福的感觉便首当其冲成为了这种环境的牺牲品。我们与别人的深厚感情和亲密关系成为了下一个牺牲品。
在自己和家庭上花的时间太少根据美国家庭研究者的观点，许多美国家庭最难开发的品质就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能力。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在家庭之外那繁忙、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而且当我们回家后，我们在与别人联系之前，需要时间从疲于奔命的一天中解脱出来。
在今天的社会中，家庭与工作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正如社会学家ArlieHochschild(1997)所观察的，工作变得更像家庭，而家庭变得更像工作。由于时间的束缚，我们工作的时间越长，我们在家庭中的压力就越大；我们在家庭中承受的压力越大，我们就越想逃回去工作。Hochschild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让我们少放些时间在工作上，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多投入些时间。
托管儿童的比率日益增大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那么我们孩子怎么办？这是当今美国社会需要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1940年，只有10%的孩子的母亲是在职的，到1990年为止，近60%的美国儿童的母亲是在职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职母亲的数目增加了六倍(Hernandez,1997)，这就促使家庭之外的儿童保育，甚至是婴儿保育，以及扩展家庭的稳步增长。
在对儿童保育问题争执不休的情况下，父母应问自己几个非常私人的问题：1.我真的需要离家工作吗？工作对家庭的安乐真的很重要吗？工作会对孩子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2.当孩子离开我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我能和孩子处理好关系吗？3.我在儿童保育、额外的衣服、午餐和交通方面的开销会比我在工作的时候开销大吗？4.工作的压力对我个人有何影响？对家庭呢？这些是否能平衡好呢？5.我们的孩子能适应外人的照料吗？他能接受这样的照料吗？这种照料是否和我们给孩子的照料一样呢？6.我们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是否快乐？她是否靠这些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呢？这些问题对很多美国家长来说都很难回答。
高离婚率和再婚率许多观察者都认为我们那快速发展、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是离婚率增高、单亲家庭和过继家庭增多的直接原因。虽然婚姻中性格的冲突和遇到的麻烦也显然是婚姻失败的原因，但社会因素也影响着我们关于感情的行为。我们下班回家后不会坐在前廊上与家人交谈，相反我们会藏在紧闭的房门之后，在蚕茧一样的气氛中沉溺于电视和电脑。所以，我们个人的想法大都来自媒体。我们对自己最喜欢的演员的婚姻情况知之甚多，但却不清楚自己的伴侣在隔壁做什么。当然，在个人隐私的名义下，我们也许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电视和小报上的婚姻生活与人们婚姻的普遍状况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可以认为充斥着私通幽会和婚姻矛盾等内容的媒体帮助在这个国家创造了“离婚文化”。
夫妻间和家庭中的暴力在我们国家，暴力和虐待行为一直是死亡、伤害和压力的原因。自杀和他杀导致每年有50,000多人死亡，每年有2百万人成为了暴力的牺牲品（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报告，1997）。
詹姆士·米切尔在《这片贵族土地》中指出，美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暴力。“能表明我国正日益强健地向男子气社会迈进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对枪支情有独钟，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拥有它们。我们允许拥有大量枪支，甚至鼓励一般平民也私自拥有枪支，其结果就是谋杀，但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事实。”(JamesMichener,1996,P176)
另外一位观察家，专栏作家鲍勃·郝伯特认为“我们是世界的谋杀之都”。(BobHerbert,1994)大部分枪杀惨剧是因为使用手枪。1992年，英国有33人被手枪谋杀，瑞典有36人，瑞士有97人，加拿大有128人，澳大利亚有13人，日本有60人，而美国有13,220人。同年，美国还有38,317人被各种轻武器杀害。这个数字比朝鲜战场上美军阵亡总数还要大。
今年以来，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增多，这使得研究者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是否真的正在变为一个暴力社会。或者说只是人们对虐待越来越敏感才导致对这类家庭问题的报道增多？抑或是对家庭暴力的报道代表了，大众降低了对我们社会中虐待行为理解的下限(Emery&Laumann-Billings,1998)？
那些相信近年来虐待儿童的案例增加的人认为，在1986年到1993年之间，轻度虐待儿童的案例数还是比较稳定的，但严重虐待儿童的案例从142,000例激增到了565,000例，翻了四番(Sedlak&Broadhurst,1996)。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大众意识或“定义扩展”，那么从逻辑上应认为轻度虐待儿童的案例数也应大幅提升。
那些认为严重虐待儿童案例数增加的研究者把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归结为各种社会因素：非法吸毒，贫困人数增加，美国整体上的暴力倾向增加和社区的分崩离析(Garbarino,1995;Lung&Daro,1996;Sedlak&Broadhurst,1996)。
性问题的困扰性问题是遍及美国的社会问题。它是广播、电视、广告牌、电影、购物中心、教室、办公室、教堂、我们的日常谈话、政府和白宫的主题。性在美国文化中一度大有市场，但今天已是全国的困扰。在美国文化中性领域的一些统计数据如下：1.美国有49%的妇女在15-44岁之间至少有过一次意外怀孕，目前有43%的美国妇女在45岁之前有过流产经历(AlanGuttmacherInstitute,2000)。2.到他们30岁出头为止，几乎有半数美国人在某一时段与异性同居(Nock,1995)。3.少女怀孕是美国一直关注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它成为了被引用最多的证据，用来证明美国社会的腐朽(U.S.HouseofRepresentatives,1996)。幸运的是，今天十多岁少女分娩率要比20世纪大多数时候要低(Coley&Chase-Lansdale,1998)。4.性行为和私生行为及接受国家福利的青少年的比例在增加。5.男子的通奸估计在30%-50%之间，女子在10%-40%之间(Laumann,Gagnon,Michael,Michaels,&Kolata,1995;Pittman,1993a,1993b)。
酒精、烟草和其他的滥用美国的社会环境是由广告主导的，是一种消费倾向的生活方式。多年来，广告界成功地使酒精和烟草在无数青年眼中变得有趣、完美和迷人，每天都引诱着他们去吸食。但是，这些已被社会接受，并且合法化了的的阴暗面却无人提及。虽然酒精和烟草每年杀害的人数几乎是非法的20倍，事实上那些非法却吸引了更多媒体的关注。据推测，有120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酒精中毒，1600-1900万成人是问题酗酒者。大约每年有100,000万人死于酒精滥用(McGinnis&Foege,1993)。同样，美国每年有500,000烟民和非烟民死于合法吸烟有关的事宜。与这些数据相对，每年估计有30,000人死于非法吸毒(Whelan,1995)。
夫妇和家庭如何应对这些潮流？对夫妇而言，这意味着要在充斥着性、诱惑和伪善的社会环境中创造一种恩爱、忠贞的关系。对父母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与孩子就那些我们很少能真正善于涉及的话题展开开放而诚实的交流。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去提高在学校、教会和家庭中性教育的质量。
你可以用限制自己使用酒精和烟草的方法来抵御这些潮流，如果你选择的朋友也是这样生活的话，这将比较容易。通过限用这一方式你可以减少吸食的质量——那会儿完全戒掉还很困难。无论在短期和长期看来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你应该采取没有它们的生活方式，这会使你更健康。
国际互连网与人际关系我们一直试图推销用技术方法解决人类问题，电脑很多的潜力已被开发出来用于人际交往。但研究者发现，每周上网有好几个小时的人比上网较少或不上网的人更低沉、更孤独(Kraut,Patterson,Lundmark,Kiesler,Mukopadhyay,&Scherlis,1998)。他们还发现，上网越频繁的人会减少与家人的沟通，并缩小自己的交际圈。上网似乎影响了人的心理安康。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克拉特(RobertKraut)说道，“我们被这些研究发现所震惊，互联网的运用会带来这样的社会后果是与我们的直觉相背的。”他还指出，“我们这里并非是在谈论极端的例子。这些都是正常的成年人，一般说来，上网越多的人，家庭情况就越糟。”(Harmon,1998)
婚姻和家庭中的性别角色转变与权力问题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的母亲外出工作的人数剧增。人们本来就一直在讨论美国男子与妇女的角色，以及权力在大到整个社会、小到特殊家庭中父母之间的分配问题，这种现象无疑为这场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妇女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充当领袖角色，但妇女还未能当美国总统(Porter,1999)。然而，妇女作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参议院和国会代表、在政府和商界占据许多其他的权力位置，并正在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由于传统的男性角色开始带上了巾帼色彩，尤其在权利领域，所以性别角色（同一文化中男／女各自的特征和行为）正在重新定义。一些观察者认为，在主要的成就与竞争中兴起了“阳刚文化”，而“阴柔文化”则旨在联系和创造社区方面。在她们相对较新的权威角色中，女性被鼓励变得更具决断力，要让人们清楚地知道她们的立场。相反，男性则被催促变得少于进攻性，对自己的感情更加诚实，更开诚布公。美国社会公然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提出质问。
正当“超级妈妈”力争在工作与家庭中找到有意义的平衡时，男性也受到由自己世界的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几年前，家庭还是男子的城堡，今天它却是一个“平均主义者的天堂”。如今，权力与工作在美国家庭中如何能被公平分享已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主题。一些观察者提出，在真正的家庭公平实现之前，男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人认为，女性是真正的性别革命先锋，他们认为，与男性在家庭中角色的转变相比，妻子在家庭之外的角色转变更快。但是，有关我们到底想让男人和女人在这个社会中怎样平等地存在仍然是个问题。他们宣称，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是不同的，妻子应该待在家中把孩子教好。抛开个人地位问题，性别角色和关系权力的平衡，正在当今社会中得以发展已是无可置疑的。
城市移民和过度拥挤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的一位农村社会学家雷克斯·凯普贝尔(RexCampbell)，说：“美国农业的历史是一部农村科技史”。当农民们还在依靠动物来工作和运输的时候，在中心地带大约每隔六英里就有一座小城镇，它们散布在一片田园风光之中。最终，卡车和拖拉机代替了马和骡子，农田变大了，随之农民和农民家庭的数量减少了，小城镇的规模也缩减了。
当一个小城镇消失时我们失去了什么？当孩子们长大离开农场或牧场而奔向城市时我们失去了什么？现实主义者，只关心无情的经济影响，可能会说年青人离开农村是为了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过更稳定的生活。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些美国的基础，一小部分美国梦。美国的乡村社会被认为是人道的环境，那儿住着一群诚实而勤劳的人，人们互相帮助，社区繁荣(Struthers&Bokemeier,2000)。
另一个趋势是更多的人在通畅的区域内从大城市向小的乡村流动。尽管养育孩子可能需要一个村庄，但在城市的邻里中、公寓大厦里或者城市中分散的亲朋好友之间也可以创建一种类似村庄的氛围。通过在邻里、工厂、宗教组织和社区组织中建立类似村庄的社会结构，城市生活的非人性影响可以得到抵消。
财政问题、超支、贫穷和全球经济无论夫妇和家庭挣多少钱，财政问题都是他们面临的最通常的压力。研究人员一致发现经济贫困和失业会危害家庭的关系(Gomel,Tinsley,Parke,&Clark,1998)。美国每六个儿童中有一个多生活在贫困中（美国人口普查局，1999），每十个贫困人口中有四个就是儿童(Rank&Hirschl,1999)。据估计，我国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在230,000到750,000之间(Cohen&Tharp,1999)。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尽管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繁荣时期饥饿率有所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末饥饿率下降了24%”），但在1999年仍然有27,000,000万的人口（包括11,000,000万的儿童）饱受饥饿或至少处在食物匮乏的境地。
如今，有些美国人把财政问题处理得非常好，然而还有些美国人仍然生活在边缘上，没有储蓄，长期以来支大于收。简单的信用政策，特别是有高额利率的信用卡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负债的增加。负债不仅威胁着贷方个人，还威胁着借方的健康发展，最终会威胁整个经济。
在美国的贫困儿童中，单亲家庭的儿童比双亲家庭的儿童多很多，而别的国家的比例则没有这么高。在美国，有近60%的贫困儿童来自单亲家庭，与之相比，只有11%来自双亲家庭。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不支持单亲关系的家庭，而其它国家则提供支持。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居民的生活更加窘迫。但是，经济生存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是挑战，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正如经济评论员和政治家们常常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美国经济的振兴不可避免地在众多方面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
由于，亚洲、欧洲或拉丁美洲的就业形式不仅影响着当地的婚姻和家庭关系，而且也影响着美国。例如，如果美国农民的产品在美国或其它地方找不到市场，他们就不能购买美国汽车、日本电视或马来西亚的手工衬衫。同样，如果日本人或马来西亚人不能为他们的产品在国内或国外找到市场的话，那些国家的收入和就业就会下降，而且马来人就不能在加利福利亚上大学，日本人就不能去夏威夷度假。
"9·11"事件及其后果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给所有的美国人民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相信你也知道，在袭击纽约市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地区的五角大楼的当天有大约3,000人丧生。从那时起，美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讨论该事件的意义。讨论遍及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也遍及人们的家庭、办公室以及同事、朋友和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被"9·11"事件惊呆了。有些美国人感到十分愤怒，想对袭击者予以报复。也有些美国人很悲痛，在思考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招致人们对他们国家如此大的仇恨。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希望世界和平的；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希望世界上的各国人民都能和睦相处、公正地分享地球上的资源；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能真诚地尊重和欣赏当今世界的美妙差异。而美国的家庭倍感焦虑和受到威胁。人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担心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会想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旅行。
许多美国人开始努力接近其他文化和国家的人。作为个人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努力以自己微小的方式建立起与其他国家人们的联系，希望这样能有助于为我们大家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架起研究、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一个综合方法在解决我演讲中列举的众多挑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认为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是关键的所在。通过把个人、夫妻、家庭和职业人员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解决问题。通过建立与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的队伍，用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看待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找到能满足更多人要求的答案，有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全人类的世界。
在婚姻和家庭研究领域，一条最有成效的研究途径就是把研究、理论和实践综合起来。在传统的科学方法中这三个领域是独立发展的，每个领域都对另外两个领域漠不关心。但是这种传统方法不如综合方法那样成功。
这种综合法有许多优点。第一，三个领域都能得到发展。第二，研究项目因接受三重标准的检验而更具有效性和影响力。第三，因为由不同专业的工作人员组成小组一起工作，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有趣。
图示：架起研究、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
附图
婚前准备程序：综合方法的一个例子综合方法的一个事例就是为准备结婚的夫妻开设的婚姻“准备”程序的发展，它由大卫·H·奥尔逊博士(Dr.DavidH.Olson)和他的同事们在明尼苏达大学创建。这支创建队伍由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理论家及夫妻事务的顾问人员组成。
“准备”程序由两部分组成——(1)罗列“准”夫妻的财产清册并取得反馈意见；(2)与教授保持良好关系的技巧，诸如交流、冲突解决办法和了解彼此的家庭出身等。
“准”夫妻的财产清册程序（包括20种估价尺度），是在对未婚夫妻和已婚夫妻的访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婚姻和家庭理论为基础，还以过去的研究观点，以及对它的估价尺度的现实性和有效性的科学检验为基础。一份人性化的计算机报告（15页）总结了每对夫妻存在的凝聚力和问题。
教授与“准夫妻”们保持良好关系的技巧的重要性是经过研究证明了的，是那些专门教授对夫妻如何解决问题的实践人员们的真知灼见，也是那些有关维持一个健康而幸福的婚姻的技巧理论所倡导的。这个程序在美国很受欢迎，超过100万对婚前夫妻使用过该程序。另外，该程序还有10个国家（地区）在采用，当然也包括香港。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从观念上讲，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愿意看到在工作中把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其实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因为这两种方法论有很大的区别，研究人员要在两种方法上都取得成功，需要大量的技巧。研究小组因为是定性研究专家和定量研究专家一起工作而大大受益。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好处是很多的：1.定量研究是从人们大量的事例中收集资料，时常对众多人口进行抽象和概括。因为样本的规模，定性研究者容易受到的制约有——他们在研究中与被调查者们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们能够揭示的夫妻和家庭问题的数量。2.定性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探究问题，试图在研究中更多地了解被调查者。定性研究者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为一个家庭开多次会议，对该家庭描绘出一张丰富而深入的图片，描绘出他们生活的动力和环境。
尽管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抽象和概括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对几个家庭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产生深入的洞察和理解，这些可以用来作为大规模定量研究的假设以深入调查。
总之，定性研究倾向于“了解少数人的多数情况”，而定量研究则倾向于“了解多数人的少数情况”。没有哪种方法比另一种更好，因为它们只是为不同的研究目标服务而已。把这两种方法联合起来使用将非常有力。
在研究混合体中加入家庭稳定的视角除了把研究人员、理论家、实践家和国际性的跨文化家庭联合起来以外，我们还认为合理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家庭问题还要关注家庭稳定。美国20世纪的大多数的研究都聚集于“为什么家庭失败了”的问题上。我们希望21世纪的研究能关注“家庭如何才能成功”的问题。家庭稳定的视角并不否认有严重的家庭问题存在，但它采用乐观的世界观，寻求“家庭如何创造性地和有效地解决挑战”的途径。尽管我们了解社会的功能失调很重要，但我们了解家庭稳定却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有了家庭动力的模型就可以激发和引导人们建立更令人满意的关系(DeFrain,1999;Olson&DeFrain,2003)。
我们愿意推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理论家、实践家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在两个国家中亲密地观察稳定夫妻和家庭的关系。把我们独一无二的研究、文化传统和视角连结起来，优势将非常可观。
致力于研究稳定夫妻和家庭的社会科学家们能够提示出强有力的真知灼见，帮助家庭成员们为他们自己建立起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已故的大卫·R·梅斯(DavidR.Mace)说：“世上最能使人类生活幸福的莫过于极大地增加稳定家庭的数量”(1985)。
全世界联合起来，为家庭稳定化而努力是最为紧迫的需求，社会科学家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尽管在时而混乱不堪的世界上，家庭工作和游戏一起创建了一个天堂，社会环境中还有无数的因素威胁着家庭的平衡和稳定。
通过建立与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的工作小组，用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看待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找到能满足更多人要求的答案，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全人类的世界。小组成员可以包括研究者、理论家、实践家和家庭。通过在研究中增加跨文化和国际性要素，还可以增强研究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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