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经济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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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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