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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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解析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换言之，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纯粹的、抽象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恰恰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因此，他们确实不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社会以种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与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相反，马克思后来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避免俄国重蹈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的设想和要求：“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和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予以重申。他们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思想。

历史的事实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原先设想的要求取得胜利的，并且，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这一设想，但始终没有改变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结果的思想。他们一直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告终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俄国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必须在直接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肯定成果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俄国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并不存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这在客观上就使得通过占有资主义的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成为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对的历史课题。撇开关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种种论争不言，我们之所以说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其根本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的这一精神被赋予了实践的意义。综合有关学术观点，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可具体明确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苦难和屈辱，而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决非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首先，两种现代化各自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页)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其次，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有两个本质的特征：一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每一阶段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灾难。(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正是这两个基本特征确立了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根本意旨应该在此。倘若忽视这个方面，也就违背了历史的辩证法。

再次，现代化的目标不同。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还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执行的历史任务并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转化，这种转化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之时起就必须承担起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历史重任。(同上)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现代化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对此，邓小平曾精辟地概括道：“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他郑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回眸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对邓小平这一论述会有更为深刻的感知。一百多年来，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挽救民族危机，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英不乏其数。当各种资本主义的努力和试图都以夭折和失败告终之际，中国的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种种弊端和不足，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和屈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使得某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产生对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困惑。这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有了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思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赋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新的前途。他们发现，那些在中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已经得到迅速、彻底的解决。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各种历史条件交汇的结果。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样，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开始发生根本变革——超越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旧框框。”(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尽管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形态还是实现方式上都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包括中国来说，在历史实践中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这些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般都面临着在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因此，既要完成逐步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时又要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无疑增加了实现的难度。其次，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所首先承担的是努力构建作为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途径上均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努力的制度基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合理科学的制度基础也是这些国家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再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并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整个20世纪中，尽管资本主义遭遇了几次重大的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存在着发展空间。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资本主义必然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和途径来限制、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上述种种，必然大大增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性和难度。(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在这里总结的主要是主观方面的问题。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社会属性上的本质区别。但在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追求过于纯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失误。这一结果使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不适应的状况。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这些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片面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忽视具体实际，简单地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历史作用，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次，在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面，存在着牺牲一些劳动者阶层如农民的利益的做法，而没有能够全面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还有，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方面，在对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追求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做法。

当然，看待这些由于主观失误而产生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之置于当时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而不能简单地、片面地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积极努力。但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道路所必须依托的基础。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正是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这一道路的哲学基础。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以初步的实践成就验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进行新的探索。经过2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具备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体系。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科学理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化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方面，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做法，而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适当恢复和发展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一改革原则的指导之下，经过20多年的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在坚持宏观计划调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在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面，一方面，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逐步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注意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努力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病，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一举措既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必须经历的环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具体努力。

在现代化的目标方面，在坚持不断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努力推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又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是针对我国作为不发达、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而体现的。

尽管经过建国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对于我国而言，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邓小平立足于这一具体实际，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描绘了实现第三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在21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的灾难和不幸决不是我们一定要重复的悲剧。倘若承认这些灾难和不幸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客观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在努力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方面，在对实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方面，应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虽然决定了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程度很高，而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应该检讨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得到完整体现，这就必然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的最终实现。在欢呼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无发现，仅仅20多年的时间，生产盲目性和生产过剩现象恶性发展、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失业增多与贫富分化加剧、拜金主义思想和社会腐化现象回潮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如何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依然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四、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分析

我们还不能不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外部条件予以重点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仅仅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苏东剧变标志着两个平行市场的结束，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显示这一时间的特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确有要求合作的一面。这一面集中体现在经济上，即西方对我国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需求上。而我国之所以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广泛学习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利用西方资本来达到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目的。可以认为，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尝试。

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交流和矛盾、对抗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参见本刊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访经济学教授顾海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这一主题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尤为突出。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采取简单对抗的历史同时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仅仅通过政治斗争和军事对抗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思维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认识应当更为深刻。因此，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条件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应该抓住机会，在坚持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前提下，主动和积极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尽快地壮大自身的力量。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动机从来不曾放弃过。而且，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历史业已证明，“和平演变”已经逐渐代替武装干涉、经济封锁越来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手段和策略。所谓“和平演变”，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在通过军事和经济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受挫后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强调了“和平演变”战略的意义。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对此早有深刻揭示：这表明美国是在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页)

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演变”也必然会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1989年，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在加入WTO后不久，同志也明确指出了西方的这一企图。(注：同志2002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本质上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不会放弃遏制我发展的政策，把我作为其潜在的对手的策略不会改变。它是有自己的战略考虑的，我们还是不可天真。通过推行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推行所谓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分化”、“西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手段。美国与我达成世贸组织协议，是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克林顿曾明确作了表露。他在《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致国会的声明》中说：‘加入世贸组织只将给千百万中国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带来信息革命。这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瓦解。这一过程就是使政府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催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一面，依然集中体现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试图进行和平演变，在经济上力图维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力图用资本主义价值观替代社会主义价值观。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就其狭隘的利己性而言，其本质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反向清算和逆向报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理论动态》课题组：《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9月17日)它就不可避免地充当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通过辩证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在更为直接和方便地吸收西方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削减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原则的可能性。这样，就面临着以往社会主义实践所不曾经历的新的风险。孤军奋战于西方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若想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苏联、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作为幸存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众矢之敌。另一方面，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举措，以及为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动，也使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变得更为直接可行，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复杂程度，也增大了被“西化”和“分化”的危险。如何在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同时，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就成为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课题。

从来没有类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基本是在与资本主义体系对立中，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的。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马克思的具体支持，他给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就足够了。而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依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对西方的政治图谋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同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避免成为资本主义附庸的危险。尽管这一课题十分复杂，但有几个原则却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充分体现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主义属性。我们固然需要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并非全部。我们还必须考虑分配的公平、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我们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应与欧洲原发的市场经济有着重大区别，它理应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的框定和限制。

其次，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与资本主义相处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诸如主权演变论、主权弱化论和全球治理论等鼓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过时的理论其实质是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张目。全球化起初就是和民族国家相伴相随的。这个道理并非复杂。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挡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以求保护自己，它必须依托国家、主权。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资本成长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就把疆界和国家主权统统踩在脚底。因为此时，固定的国界(和主权)已经成为它扩大资本积累的消极界限了”(参见王锐生：《全球化的几个哲学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事实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根本不是民族国家即将消亡、国家主权有限等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愈为凸显了民族国家的主导作用。融入全球化只是为了获取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决不能因此丝毫损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最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但必须强调，融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而不能“溶入”其中。不然，在丧失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的同时，也必然会同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也是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也是历史的必然。正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迎接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4年版。

：《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95年版。

本刊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访经济学教授顾海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

王锐生：《全球化的几个哲学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理论动态》课题组：《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9月17日。

赵永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