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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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中国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的总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属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众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际上，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因此，其内容丰富而独特，可谓同质与异质共存，传统与现代相杂，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渊源，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政治风波、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非主导政治文化则在各个方面离析和化解着主导政治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约束，使一些社会利益关系群体的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引。这表现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层面。有的是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如少数民运分子、台独藏独疆独分子公然否定主导政治文化主张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有的是打着主导政治文化旗号的左倾思想观念，如指责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主张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等；有的是精英和大众政治行为中的清官意识、臣属意识残余，如个别领导干部“社会需要包公，我就是要做包公”的豪言壮语，个别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的市民对政府修街道举动的感激涕零，电视剧连篇累牍地对古典与现代版的圣主清官剧的宣传等；有的表现为赤裸裸的封建宗族意识支配；有的表现为执政群体中少部分人对主导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游移、动摇和模糊；有的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视为超越传统民族的现代社会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客观地看，目前的中国政治文化尚不完善，存在着弱化中国社会现代集体认同的不良因素，但基本上能够承担把中国社会各民族及其他利益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角色。从趋势上看，中国政治文化将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行为乃至全人类的政治发展发生越来越多的积极影响。这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合理成分的弘扬。1988年，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法国巴黎，他们是这样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成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注：参见《光明日报》1999年2月5日第5版。)(这里，“孔子”只是一个特定的符号，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二是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解决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参考系，就是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正是全球化推动劳动阶级作为世界革命的主体而崛起，历史将会证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注：参见《党政干部学刊》(沈阳)，2001年第4期，第7页。)三是成功地将改革开放以来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进一步融合所形成的一些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转化为整个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这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而不同”精神的复活，“和而不同”既非对他国政治文化的简单拿来，亦非对本国政治文化的盲目自守，而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以一种“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胸怀和气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指导下，对各种政治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形成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文化，为人类社会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合法性提供稳定、合理的隐性结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