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在新农村建设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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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节凝聚功能，构建新农村和谐文化

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的推进与支撑。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元素。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尊崇和谐理念，贯彻和谐精神，意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要和睦、亲近、协调发展的文化形态，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安定有序、互助合作、和谐共处的社会准则。特别是当下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不断增加，村民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集体意识开始弱化，宗族与宗派势力有所反弹，家庭内部矛盾难化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难解决，往日邻里团结、家庭和睦、敬老尊贤等历史传承下来的民间良好风尚逐渐消逝，致使农村人际关系存在不和谐的音符。加上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单一，硬件设施不完善，文化建设过程中忽视农民创造文化的主体作用，放弃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农村文化发展迟缓，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落后，如若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定会成为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因素。因此，用优秀民间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尤显重要。作为民间文化鲜活的部分，民间艺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方式，同时也维系着群体的文化心理，强化个体成员的认同感，树立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在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基础性作用。如钟敬文先生所说:“民俗文化，由于它的广泛存在和潜在作用，它在凝聚团结成员的作用方面，特别显得重要。”［5］(P53)“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它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捆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连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五大洲的华侨、华裔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5］(P54)在农村传统民间节日活动中，群体歌舞表演是农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为民众欢度节日营造了欢快、和谐气氛。如安徽淮北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舞蹈龙舞、狮舞、旱船、高跷、面具舞等就是人们在传统佳节、庙会或重大喜庆活动时组织表演。类似这种群体文化活动，不仅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了彼此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凝聚人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民间艺术是农民群众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蕴含着优良的传统和先进文化思想，通过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民众才艺得以展示，心灵得以愉悦，处处洋溢着和谐之风。民众的欢笑即是社会和谐的音符，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民间艺术的调节凝聚功能，帮助民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新农村，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社会规范功能，重塑新农村乡风文明

“文化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部门，它的主要机能就是对那个社会(或者社会中的某集团)成员行为和有关心态的规范化。”［5］(P52)作为意识形态精神性的文化式样，“民俗文化，在一定的有关范围内，也尽着规范集体成员的作用。不仅民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俗信等，在有形无形中尽着劝善抵恶的职能，就是许多社会组织以及物质生产习俗，也不停程度地起着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心态作用。跟法律和道德相比，在性质上，它更近于一段道德规范。但它在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普及与深入上，比起一般的道德来实在更进一步。”［5］(P53)其中，民间艺术以其典型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以颂扬真、善、美，揭示假、恶、丑为主题，人物塑造爱憎分明，反映了民间一定的认知方式、价值准则、审美情趣和创造动机等，使民众从作品中感受具体生动的生活情景，不仅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也让民众在享受文化娱乐的过程中受到教育、感受文明，对规范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人生价值、是非判断等起到启迪和教育的作用，达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承担社会教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在民间艺术作品中，旨在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圣贤风范等题材占很大的比重。如灵璧钟馗画引用钟馗为“武举不第的进士”这一传说，以诙谐幽默的“穷酸书生”、“清官廉吏”的钟馗形象使人动情明理。再如淮北地区流行的梆子戏演绎历史人物与故事，对民众规劝善行，使民众辨识忠奸;泗州戏紧扣时代脉搏的精彩剧目，以其特有的亲和力，把思想性内容融入艺术形象中，寓教于乐。毋庸置疑，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戏剧、舞蹈、书画等传统民间艺术虽然在艺术形式上具有一定的模式化，但根据新农村文化建设宣传与教育的要求，不断在内容上更新，创作出新的剧目，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扬主旋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正是通过民间戏剧的传唱，艺人们将民众恪守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传到千家万户，让民间简陋的戏台成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启蒙大舞台。与此同时，民间艺术一旦被社会接受，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的最大化，这也是民间艺术生命长青的动力。

三、审美娱乐功能，激发新农村文化活力

民间艺术本质和普遍的功能是它的审美娱乐功能。民间艺术的审美娱乐功能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民间艺术的审美功能，二是民间艺术的娱乐功能。审美功能指从农民的文化背景及民间艺术创造的精神内涵出发，以农民自身的内在需求为主线，将人生的现实需求转化审美娱乐的形式，是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审美思想，体现了农民对现实的补偿和对理想的追求。“中国民间的审美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是一脉承传的，虽然这种传统审美意识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的发展情形不尽相同。而民间审美意识则更多地继承了传统审美意识的原初意义，它更切实、功利、执着于人的生命价值。”［6］在民间艺术的各个品类中，对吉祥幸福、趋利避害的渴求一直贯穿于民间艺术的审美意识中。以民间美术作品为例，通常巧妙借助汉语谐音，搭配象征性寓意符号，塑造寄托人们生活理想、体现民众审美创造的民间文化吉祥物。如灵璧钟馗画中画钟馗手持宝剑仰望造型与飞舞的蝙蝠组合寓意“只见福来”、“福自天来”。画钟馗骑马搭配蝙蝠寓意“马上得福”。画钟馗手持双柿，寓意“事事如意”。画钟馗怀抱插满四季鲜花的花瓶，寓意“四季平安”。画钟馗肩背男孩，寓意“盼子得子”。民间艺术的表现内容是民众对生活吉祥美满的追求，蕴含于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之中的文化要素，将农民群众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审美心理等方面同现实存在联系在一起，引导农民群众通过民间艺术作品获得美的享受。娱乐功能指民众欣赏民间艺术作品或者参与民俗活动，使其身心得到愉快与休息，精神产生愉悦与美感。“民间艺术的产生是自发的，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广大民众对生活的直接需要。”［7］特别是当前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开始追求可以交流、参与的主动式文化活动，希望在休闲中获得知识，在文化生活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对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来说，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在紧张的劳动之余，通过休息和娱乐来消除疲劳。”［8］如恩格斯所说:“民间故事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以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痔的田地变为馥郁的花园。”［9］民间艺术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产物，是农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在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突出农民群众在民间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引导、鼓励、支持农民群众参与民间艺术活动，获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有利于提升农民群众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认同感、参与度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激发新农村文化活力。

四、经济功能，推进新农村繁荣发展

民间艺术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民间艺术也具有经济功能，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因为“艺术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其产品即艺术作品也内在的具有商品的属性”［10］而且“以实用为前提的民间艺术，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逐渐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民间艺人谋生的手段，民间艺术这一文化现象也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许多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历经社会变迁，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由产品到商品的质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对地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1］当前，随着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文化消费更加丰富，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同时，探索文化与产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共赢，不仅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民间艺术发扬光大的重要措施。《云南映象》和《印象•刘三姐》两张地域“文化名片”，都是把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元素巧妙结合，选用本土农民做演员，把民艺表演与地方旅游经济结合起来，对当地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正是体现在“内容新”、“形式新”上。在经济强势发展的今天，就要用当代农民的眼光和观念来解析与利用民间艺术，在保存民间艺术精髓的同时，注入新思想、新形式以及新技术。淮北地区流行的泗州戏，可以融合新时代流行元素，从演唱内容、服装、道具、演奏等方面进行创新，在提高其观赏性的同时，把发展泗州戏演艺事业与地方民俗旅游紧密结合起来，采用“公助民办”的形式，走产业化运作模式，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总之，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坚持推陈出新的原则，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传统的民间艺术进行改造、创新，发挥“民间艺术大师”、“特色艺术之乡”的影响力，实施品牌文化战略，积极开发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节目，生态游和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培育文化名镇、名村、名人、名品，以市场运作机制变文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必将以民间独特文化产品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五、传承功能，唤醒新农村“文化自觉”

作为民间文化的形象载体和表现形式，民间艺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体现农民群众精神与情感上需求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传承了先民的文化记忆、风俗习惯和禁忌信仰等文化要素的诉求。围绕着民间节日、习俗活动而产生的民间艺术，是一种有形的文化、具体化的民俗，是民间文化重要的传承方式和传播手段。事实上，民间艺术作为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产物，传承方式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多靠师徒间“口传心授”或“子承父业”。单一的传承方式在现代文明进程中遭遇各种困境，包括商品社会带来的浮躁情绪，使年轻一代普遍不太愿意花费时间、悟性和持久努力来学习这些并不赚钱的文化技艺，许多珍贵的民间文化艺术只能伴随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匿迹。曾被郭沫若誉为“淮北人民的一朵鲜花”的泗州戏，尽管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受现代多元文化带给人们视听享受的冲击，依然遭遇规模缩小、人才流失、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等生存困境。淮北地区流行的唢呐艺术，唢呐班子为了市场竞争，搞所谓的“创新”，抛弃往日经典的唢呐演奏曲子，表演形式日趋歌舞化，甚至演出一些“三俗”和趣味低级的节目，使唢呐丧失了自身艺术特质，走进了越来越窄的死胡同。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是“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造。”［12］新农村文化建设亦是如此。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立足于中华传统民间文化根基，发挥具有民族精神与地方特色的优秀民间艺术优势，引导民众全面认识民间艺术的重要性，唤醒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激发文化参与热情，使民间艺术真正成为农民所享用的精神财富，在农民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发挥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从而主动承担起民间艺术传承和创新发展的使命，形成民间艺术的“文化自觉”，让民间艺术重新活跃在田间地头，活跃在农民的家门口，进而推动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刘伟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