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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作用
早期京韵大鼓的接受者文化层次较低,识字水平不高,绝大多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和城市周边的农民。虽然这些接受者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对于艺术同样有自己的追求方式。以京韵大鼓为代表的通俗艺术作品不断从精英艺术中吸收营养,充实自己。从题材内容上来说,京韵大鼓的唱词涉及到了精英文艺作品的各种题材。比如《子期听琴》就是取材于俞伯牙、钟子期之间以琴觅知音的《高山流水》的故事;《双玉听琴》《黛玉焚稿》《宝玉哭黛玉》取材于《红楼梦》等。这些作品不仅为士大夫所喜爱,也易于被普通市民所接受。同时,京韵大鼓对于这些作品也做了大胆的改造,使之与普通市民的接受能力相适应。这在京韵大鼓的语言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比如为了使唱词符合说唱表演的特点,并适应接受者的欣赏水平,更加口语化、大众化、通俗化,京韵大鼓对语言做了很多改进:在接受子弟书等曲目的基础上,对其整一化的八字句加以改造,变为以七字句为主,辅以十字句、五字句、八字句等灵活句式。同时,在板式上也相应地将一板一眼调整为了一板三眼,加入了大量的口语化的衬词、衬句、垛句,并灵活地使用了方言词、拟声词。由于这些作品适应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使观众欣赏、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历史及人文掌故,客观上起到了扩大民众知识面的启蒙作用。为了达到启蒙的效果,京韵大鼓的表演者还特意对唱词进行通俗化的改造。对此,梅兰芳在与刘宝全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到,“刘先生说‘子弟书’每回大半是八十句左右,而我唱的大鼓段子,总得半点钟上下才够数,所以要加点东西进去,开头七言八句:‘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几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笔墨小窗哭吊刘先主,写临危霜冷秋高在白帝城’。后面两句韩老先生还把自己的名字嵌了进去,很有意思,但我们觉得太文雅,怕有些座儿听不懂,就把这两句改成‘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二、说教色彩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社会伦理、教化思想的影响,京韵大鼓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上层情感基调的说教风格,很多曲目、唱词就取材于充满封建说教色彩的文本,其唱词中充斥着大量的说教性话语。表演者通常就唱词所要表达的故事内容展开伦理道德评判,与接受者的情感预设展开对接,寻找情感上的共鸣。如在《怀德别女》中就有这样的话:风尘寄迹叹飘蓬,高怀德失时落魄似困虎蛰龙。遭不幸已经结发妻亡故,在膝下只有盘头女桂英。借银两多蒙窦公的恩情重,做经营怎奈是爱女又年轻。因此豪杰难出外,少不得江南贸易遣义子高童。有谁知一去三年音信杳,这豪杰养命安身眼看着就要不能。这豪杰左思右想舍不得爱女,无奈何事到急处把心一横。需要说明的是,京韵大鼓的《怀德别女》源于子弟书中的曲目《千金全德》。《千金全德》的道德语言和道德评判更加明确,即对高怀德无奈卖女求取功名的行为表示肯定,对其女的行为表示褒扬。上面的这段话带有明显的惜英雄、怜英雄的情感色彩。其中,用“飘蓬”“困虎蛰龙”等来比喻高怀德的英雄落魄,进而将表演者的思想倾向展露无疑。在设定好情感基调之后,开始叙述高怀德进京赶考被迫卖女的事件,从而赋予了高怀德抛家、弃女、求取功名等行为正面的价值判断。唱词的最后说,“这一回高怀德别爱女到京都夺帅印,到后来衣锦还乡酬谢窦公,他们父女们好相逢。”即通过高怀德别女之后夺得了帅印、父女重相逢来肯定之前卖女的行为。其中,“好”字充分表露了表演者认同封建教化的价值观。从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看,高怀德“卖女求荣”的行为是否具有正面价值很值得商榷,但从京韵大鼓有关唱词来看,创作者对这种行为的肯定态度却是无可争议的。由此可见,它对于封建社会处理家庭伦理关系方面具有浓厚的教化功能和作用。同样,在《宁武关•一门忠烈》中也有很多对封建礼教、家国伦理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展开说教的唱词。在这部作品中,创作者有意识地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反面形象和背景形象,暗指他们是造成周遇吉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而将与之抵抗的明朝守将周遇吉作为正面形象,这本身就表明了创作者所秉承和宣扬的是封建社会所奉行的正统价值观念。当然,这种忠君价值观念是否完全错误还有待商榷。到后来,周遇吉家人为了让他安心报国纷纷主动自杀,创作者对此予以歌颂式的充分肯定。这也明显地暴露出了对于忠君报国教化思想的认同。全篇以“全功尽孝”点题,成为这部唱词所要贯彻和弘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总结。
三、语言演化中的伦理精神
中国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属于一个伦理型的社会,人们的主要情感依托和来源就是伦理关系。在漫长的自我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京韵大鼓一直没有远离中国民族的话语伦理系统,它从底层民众的所思、所感出发凝练语言、改造语言,赋予唱词语言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力争使我们的艺术语言技巧与整个社会的伦理精神对接。既出现了《将相和》《七星灯》《闹江州》这样弘扬忠义思想的作品,也有《伯牙摔琴》这种展现真挚友情的作品,还有《孟姜女》这种质疑统治者、赞颂真挚夫妻关系问题的作品,《击鼓骂曹》《红梅阁》等抨击丑恶、与强权做斗争的作品,《文人与酒》《卧薪尝胆》等展现个人才志抱负的作品,《黛玉焚稿》《大西厢》《剑阁闻铃》《许仙游西湖》等反映真挚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民众的生活现实息息相关,因此才被广泛地流传,即使是经历了岁月的变迁、社会的演化也仍然泯灭不了它们的光彩。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接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语言、话语中蕴含的思想和情感基调具有积极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即其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信条能够体现出正面的价值、正能量。新中国成立之后,京韵大鼓曾经长期湮没在广大的曲艺大家庭中,它能够获得全国人民的重视和喜爱,其实离不开骆玉笙表演的《重整河山待后生》这部曲目。下面我们对其语言的特点及其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做一些分析。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重整河山待后生》在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谈它作为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所获得的传播力量,而仅从唱词中所反映出来的伦理精神,以及这种伦理精神带给唱词的力量来加以说明。从京韵大鼓漫长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语言、语意也蕴含着一个丰富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始终在寻找与整个社会的伦理精神、道德信条的某种契合点。而该曲虽然前后总共只有4句唱词,但字里行间所蕴含的真挚情感和家国伦理情怀却打动了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唱词构筑了这样一个意境:“千里刀光影”将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予以形象化,“为雪国耻身先去”意在说明志士仁人的前赴后继,“万缕慈母情”是抗日志士怀揣着的温馨与柔美,“重整河山待后生”是不可磨灭的乐观精神和热切希望,从而共同构筑出了“美好与和谐被刀光剑影摧残”的语境。在这个背景之下,整个唱词体现出创作者对于美好家园的深厚眷恋和挽救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牺牲精神。
从对京韵大鼓语言艺术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艺术语言与普通的语言相比,在传播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价值。京韵大鼓大多数作品带有明显的伦理性,体现出了迎合当时主流价值观的整体创作趋向。我们认为京韵大鼓唱词既应当立志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对唱词的内容中反映出来的伦理问题、文化艺术问题、社会历史问题展开正确的评判。同时,在展开这种评判的过程中树立自身的形象和地位,以此实现形象的提升、雅俗共赏乃至长远流传的目标。
作者:董新颖单位:中国戏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