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卧虎藏龙中音乐艺术魅力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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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曲家谭盾在《卧虎藏龙》中将西方化的音乐编排手法与东方化的艺术元素融为一体，在此类经典的电影作品中凸显了自身独特的音乐创作理念与文化思想，让影片的配乐与主题曲带有更多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让古代的音乐理念与现代化的乐器演奏手法形成紧密搭配，强化了配乐对观众的冲击力与影响力，创作出结构完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经典配乐，拓展了电影中音乐艺术的展现方式，让电影所营造的艺术情境能够在多元化的音乐背景下逐步展开，促进了音乐艺术审美的深度融合，将西方音乐中常见的打击乐演奏手法融入电影的配乐之中，强化了音乐的艺术冲击力与影响力，突出了中国艺术元素所具备的内在张力与丰富的想象力，以具备东方自然风情的中国传统音乐为主，以西方音乐艺术创作手法为辅，面向观众传达了严谨、沉静的音乐情感。

【关键词】《卧虎藏龙》；音乐艺术；民族音乐文化

电影《卧虎藏龙》是著名华裔导演李安所拍摄的经典武侠电影，由我国作曲家谭盾所创作的影片配乐与主题曲起到了修饰性的艺术效果，将我国古典音乐艺术与传统文化以立体化的形象展现在全世界观众面前，有力地推动了东方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国际文化交流进程，影片中的音乐与片中的文化主题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作曲家谭盾正确使用了笛、萧、古琴等我国传统乐器，塑造了多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营造出引人入胜的文化氛围与艺术情境，让视觉元素与听觉艺术元素之间实现了高度融合，拓展了观众认识电影《卧虎藏龙》中主要人物与基本艺术情境的思考路径，间接性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转变的基本作用，适当地使用突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乐器与别具一格的演奏手法，创作出优美、自然、清新的音乐旋律。本文主要分析了电影《卧虎藏龙》中音乐的艺术价值与基本美学特征，并指出了作曲家谭盾在《卧虎藏龙》中对各类古典主义音乐元素的运用方式。

一、电影《卧虎藏龙》中音乐的艺术价值与美学特性分析

作曲家谭盾调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音乐主题表现方式，让影片中的音乐与视觉层面可辨识的画面切换方式形成风格层面的高度统一，还原了作为综合性艺术形式的电影的本质性特征，面向观众全景式地展现了新时代电影艺术的独特审美方式与艺术思想表现渠道。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了十多首具备独特风格的配乐，此类配乐在主题、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不同方面存在较为一致的共同点，均是以我国古典音乐艺术中常见的文化要素与音乐思想作为基本的创作素材，使用了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常用的手鼓演奏影片中的配乐，突出了独特而富有张力的音乐旋律，展现了作曲家深厚的艺术造诣。电影《卧虎藏龙》的音乐揭示了东方文化艺术与西方艺术之间的内在共通性，作曲家在配乐中使用了小提琴，让小提琴所演奏出的低音成为了本片配乐的主旋律与艺术情境中常见的修饰性音乐要素，通过选择正确的艺术表现方式，突出了我国古典主义音乐艺术的特殊魅力，将东方式的音乐艺术与我国古代的侠客文化、江湖文化融为一体，极大地拓展了古典音乐元素的运用渠道与展现路径，从不同方面给予了观众以美学层面的文化熏陶与艺术思维层面的启迪，作曲家谭盾在音乐中象征性地使用了大提琴的尾音与颤音，展现了不同时期下片中各个艺术形象在精神层面的心理状态波动，发挥了音乐的修饰性效果，改善了部分观众的影片观赏体验[1]。作曲家谭盾正确地选用了多个能够突出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风格的乐器，如古筝、古琴、二胡等，此类乐器所发出的乐声能够起到烘托艺术氛围、体现文化情境神秘感的特殊作用，例如电影《卧虎藏龙》中古琴的声调，穿插在主要的艺术情境之中，能够突出乐声的神秘感与连续性，符合本片故事的整体基调与氛围，古琴所演奏出的乐声能够与大提琴、小提琴所演奏出的主旋律进行紧密配合，传达了艺术情境所具备的自然性、文化性，营造出武侠世界的朦胧感与飘逸感，联通了西方音乐文化与我国传统音乐艺术传统，制作出了具备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音乐，让《卧虎藏龙》中的音乐带有苍凉、悲壮、婉转等基本音乐情感[2]。

二、电影《卧虎藏龙》中音乐元素的基本运用方式研究

（一）使用传统艺术元素充实音乐内容

为了充实影片《卧虎藏龙》中配乐的基本内容，展现立体化的艺术主题与带有神秘感的艺术情境，作曲家谭盾借鉴了我国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表现形式，使用了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特性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乐器，如二胡、琵琶、钟鼓等，演奏出富有线条感与节奏感的音乐，突出了影片配乐与插曲中艺术风格的复合性与独特性，例如在演奏主题音乐中展现沙漠风情的段落时，作曲家谭盾正确地使用了能够突出本片艺术风格的琵琶与古筝进行合奏，面向观众展现了雄浑壮丽的自然风光与我国西部地区引人入胜的美丽文化风貌，并通过调整主旋律的切入点与演奏速度，面向观众表现哀婉、悲伤的艺术情感，将我国古典二胡演奏艺术与西方音乐中常见的管弦类乐器搭配在一起进行合奏，通过调整乐器的演奏方式，可在影片中营造出悲凉、婉转的复杂音乐旋律，突出了影片剧情的艺术深度与基本思想内涵。在描绘影片中与爱情有关的段落时，作曲家谭盾使用了能够展现朴素情感与原始情绪的修饰性音乐演奏手法，利用二胡独奏所演奏出的乐声展现了江湖儿女生死离别的悲剧性特征，并使用了音域辽阔、能够突出节奏艺术特征的钟鼓，修饰了影片中频繁出现的千里黄沙的荒漠艺术情景，充分地推动了剧情的深度演绎，将西方文化的张力与东方文化的含蓄性融为一体，让电影中的音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3]。

（二）拓展我国古典乐器的使用路径

作曲家谭盾基于现实情况调整了我国古典乐器的使用方式，突出了乐器所演奏出的乐声的立体性与多样性特征，让配乐与主题音乐的风格随着电影剧情的逐步展开而发生可辨识的变化，将西方乐器与我国本土化的乐器混合使用，凸显民族音乐艺术的基本特征，让电影的配乐带有充分而可辨识的多样性韵味，充分发掘了民族传统乐器的特点，让外国观众能够通过聆听电影的配乐，了解到我国传统音乐艺术文化。例如在电影《卧虎藏龙》中部分描绘剧中人物激烈打斗的场景中，作曲家谭盾选择性地使用了琵琶等带有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乐器，让电影中的打斗场景与乐器所具备的音色特征在艺术表现形式层面进行深度结合，模仿了西方乐器的演奏风格，革新了传统乐器的演奏模式，修饰了影片中人物在打斗情节中的肢体动作，使之具备独特的韵律感。为了保证片中的音乐能够起到应有的修饰性效果，作曲家谭盾使用了风格独特、具备个性化特征的民族音乐艺术表现手法，提升了片中音乐对观众的吸引力，如在片头女主人公翻越围墙的情节中，作曲家谭盾使用了鼓、锣等特殊乐器，营造出富有艺术性与节奏感的艺术气氛，让配乐中的鼓点能够与艺术人物上下跳跃的动作节奏融为一体，起到修饰运动镜头的基本艺术效果，选择配置较为复杂、混乱的音乐元素的正确方式[4]。

三、电影《卧虎藏龙》中音乐的文化魅力与艺术效果研究

（一）调整音乐旋律的基本节奏

作曲家谭盾根据影片《卧虎藏龙》的基本艺术表现需求，选择了能够生动地展现艺术情节内在文化要素的旋律表现形式，使之成为了本片艺术情感的主要载体，在影片中使用了多种高难度的演奏技法，如敲击、颤音、拨音等，突出了乐器音色所具备的独特修饰作用，例如在《卧虎藏龙》中经典的酒楼大战段落，作曲家谭盾选择使用了能够起到反差效果的特殊配乐演奏形式，采用竹笛演奏出舒缓、婉转的乐声，让音乐的基本节奏具备飘逸性、流畅性特征，从侧面烘托了女主人公所具备的勇敢、坚韧等基本道德品质与欢快、喜悦的心情，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韵味[5]。

（二）通过调整音乐风格展现影片的艺术主题

艺术家必须通过调整影片的整体性音乐风格，从不同渠道入手展现影片的艺术主题，帮助导演奠定本片的艺术基调与文化氛围，对基本的艺术表现内容进行修饰与限定，让音乐的演奏风格与艺术形式和影片中故事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例如在电影《卧虎藏龙》的起始部分，配乐演奏者必须使用大提琴拉出三连音的基本声调与节奏，并使用二胡演奏出特有的低音与颤音，起到针对大提琴乐声的修饰作用，展现出二胡发颤的个性化音色与富有张力的声调，让观众从情感层面体会到影片具体故事情节所带有的悲伤基调与浓烈的文化情感。作曲家谭盾在下一阶段男女主人公相遇的段落中，使用了能够突出打击乐重力与节奏感的音乐表现手法，突出了艺术人物内心的波动状态，观众可通过聆听配乐，准确地认识电影的主题思想与文化内涵。本片的主题音乐能够揭示不同类型艺术人物的内在情绪变化轨迹，突出了人物行为动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6]。

四、结论

经典电影《卧虎藏龙》拓展了现代电影中音乐创作的基本思路，建构了全新的立体化美学体系，向观众展现了影片中音乐主题的深刻性与客观性，修饰了艺术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心理状态变化与外部艺术情境的演化，面向多数观众传达了特殊的艺术情感。作曲家谭盾使用高难度的音乐演奏手法，模仿我国传统的地方性戏剧表演形式，让配乐的艺术风格能够与影片中具体人物的言行、生活方式、行为动机保持高度一致，面向观众展示了不同阶段角色内在心智的成长方式与演变路径，满足了不同阶段影迷的观赏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反映出影片中不同地区人民的实际生活面貌，丰富配乐的艺术情感价值。

参考文献：

[1]杨爱玲,杨怡.电影〈卧虎藏龙〉中主要音乐的艺术魅力[J].黄河之声,2020,(03):157.

[2]郭杨.论当代经典电影中音乐的功能性——以〈卧虎藏龙〉电影音乐为例[J].今传媒,2019,27,(08):105-106.

[3]郭杨.电影视域下的音乐文化性解读——以〈卧虎藏龙〉电影音乐为例[J].艺海,2019,(03):40-42.

[4]张艳艳.〈卧虎藏龙〉的音乐研究[J].当代电影,2019,(03):153-155.

[5]刘超.从音乐角度解读电影〈卧虎藏龙〉的审美体现[J].戏剧之家,2017,(04):91+93.

[6]李耀东.电影〈卧虎藏龙〉中音乐元素的解读[J].西部广播电视,2016,(17):119.

作者:朱江 单位:长春光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