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问题护理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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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在本校护理学院，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784名学生，男64人，女720人，年龄18岁～22岁（18．09岁±0．84岁）。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住址、家庭结构、家庭氛围、家庭经济状况等。Beck焦虑量表（BAI）：共21个条目，评定学生被多种焦虑症状烦扰的程度，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主观感受到的焦虑程度，总分反映焦虑状态的严重程度，采用4级评分，1分为无焦虑；2分为轻度焦虑，无多大烦扰；3分为中度焦虑，感到不适但尚能忍受；4分为重度焦虑，只能勉强忍受。分析时采用标准分，BAI总分≥45分判定为焦虑。Beck抑郁量表（BDI）［1］：共21个条目，每个条目代表一个类别，并按严重程度0分～3分赋值，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总分范围为0分～63分。≤4分为无抑郁或极轻微；5分～13分为轻度抑郁；14分～20分为中度抑郁；21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FADS）：包括27个条目，指回避社会交往及其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得分范围从0分（最低的回避及苦恼程度）到28分（最高的一级）。

1．2．2量表测试以心理学专业教师为主试，知情同意后，采用统一指导语、纸笔集体测试，获有效问卷784份，运用Epidata3．1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双录入。

1．2．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t检验和方差分析。

2结果

护理专业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焦虑得分25分～67分（31．09分±7．21分）；有焦虑情绪者45人（5．7％）；抑郁得分0分～19分（2．05分±3．26分）有抑郁情绪者112人（14．3％），其中轻度抑郁98人（12．5％）、中度抑郁14人（1．8％）；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得分0分～27分（8．43分±6．06分）。

3讨论

3．1护理专业学生情绪问题现状本研究中Beck焦虑量表反映了5．7％的学生体验着焦虑；Beck抑郁量表反映了1．8％的学生体验着中度抑郁，12．5％的学生体验着轻度抑郁，无重度抑郁者。李丞凤等以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运用Beck焦虑、Beck抑郁量表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学生焦虑得分在24分～80分（31．57分±7．87分），6．9％的学生有焦虑情绪，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然而李丞凤等研究中，抑郁得分在0分～36分（7．64分±6．55分），15．28％的学生有中重度抑郁，46．62％的学生有轻度抑郁，抑郁分数远远高于本研究结果。两个研究结果中抑郁分数的不同可能由被试者之间的差异所致，如本研究中仅仅是护理专业学生，女生所占比例大。李杨等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显示，Beck焦虑量表反映了7．6％的学生感受到焦虑情绪；Beck抑郁量表反映了1．4％的学生感受到中重度抑郁，23．35％的学生感到轻度抑郁。梁执群等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测得其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得分为（9．89±6．06）分，略高于本研究结果。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的比较，护理专业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

3．2情绪得分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和抑郁相关、抑郁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相关，焦虑、抑郁的合并状态已成为共识。对于社交回避及苦恼等社交焦虑的情绪体验，常合并抑郁状态，如重性抑郁、未特定抑郁等。在心理咨询工作中发现，部分学生的情绪障碍往往是几种情绪问题的合并状态，因此在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中需要考虑被干预者所存在的主要情绪问题，才能使干预工作更加具有实效性。

3．3情绪得分与人口学的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国内有关研究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性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压力较大，同时有研究表明，男性受抑郁情绪困扰时，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从而加重抑郁。性别在焦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上没有差异。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少数民族在情绪变量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学生干部在焦虑水平上略低于普通学生，在抑郁和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上显著低于普通学生。范杨阳等研究结果显示，医学院校学生干部的焦虑水平略低于普通学生，同时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水平高于普通学生，应对生活事件时更多采取解决问题为主的方式，而普通学生更多以自责、退避的行为来应对问题情境。此外，学生干部通过选拔产生，与普通学生相比，在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上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专科学生在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显著高于本科生，这可能与当前社会对人才标准的要求日益增高密切相关，学历层次不同、社会评价及拥有就业机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对专科生提供发展机会相对较少，所以他们在社会孤独感和自我发展的不良体验及自我消极评价上高于本科生，因此专科学生更容易表现出高水平的社交回避及苦恼。生源地不同的学生抑郁水平存在差异，边远农村学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生源地学生，总体来说农村学生抑郁水平高于城市，农村生源的学生大多家庭经济状况较差，面临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产生自卑感，同时对农村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会产生不适应感；加之农村父母给予的情感交流机会相对较少，所以农村学生抑郁水平较高。研究发现，父母单亡的学生焦虑水平、抑郁水平高于父母离婚和普通家庭。已有研究表明，父亲或母亲去世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水平低。家庭氛围冷漠的学生其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和谐家庭和争吵家庭，家庭氛围冷漠的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也显著高于和谐家庭和其他家庭，此结果支持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对子女心理健康存在影响的结论。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学生其抑郁水平高，这与其学习、生活的压力息息相关。对所学专业满意度中等的学生抑郁水平高于对专业满意的学生，对护理专业的认同度一般，更容易产生学业困惑和担忧自己的职业前景，因而容易生产抑郁情绪。当遇到生活事件或心理困惑时，首选对象为自己的学生，其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求助父母和朋友同学。求助父母的学生，其家庭功能较好，能为孩子带来安全感，因而焦虑水平相对较低；而求助同学朋友的学生，其社会支持网络较好，能选择倾诉、求助等积极解决问题的方式，因而焦虑水平也较低。遇到问题只靠自己的学生，其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因而焦虑水平相对较高。基于以上分析，护理专业学生的人口学变量对其情绪水平存在影响，并且情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在后期心理健康教育时应关注情绪症状群，而不是针对某一情绪变量。

作者：褚福柳王尉任李辞赵希武姜晓岩曹建琴单位：大庆市第三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护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