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的功能范文精选

当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业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应依据社会发展需求，走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实现金融管理理念与模式的变革。基于此，在金融管理工作实践中，重视茶文化在其中的融入，以茶文化为导向，推助金融业态向绿色经济方向进程，也依托于金融领域推助茶文化的广泛传递与弘扬，凸显金融业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1茶文化与绿色金融之关联

茶文化是我国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时展进程中彰显思想引领、艺术实践、文化弘扬之功能，助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们喜好饮茶，茶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饮品之一。在此背景下，多元的茶活动也应运而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茶活动的开展，涵盖喝茶、沏茶、茶花、茶道、采茶活动的实践，生成丰富的茶思想、茶精神、茶道、茶德、茶品等信息，凸显茶文化体系的内容与信息多元。茶文化中提倡自然、清晰、环保、绿色等思想理念，都可为绿色金融业态的发展注入动力。绿色经济是在生态环保视域下生成的思想，通过该思想与金融业态的融合，衍生为绿色金融模式。绿色金融的本质为金融业态开展的相关工作以及分布的相关思想都应以环境保护为准则，从而开展金融业态服务模式。绿色金融业态的发展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本质环境保护的原则及思想，所开展的业务、服务、投资等都应考虑环境保护，以生态环保思想，促进多业务的开展，发挥自身在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度与引领效能，推助社会发展向生态化方向进程，进而凸显金融业态在环境保护中实施的价值。在金融服务业态发展进程中，绿色经济与金融管理通过相互促进与融合，共生绿色金融，凸显绿色金融业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功能，这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而茶文化中提倡的绿色、生态以及娴静的思想，与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不谋而合，这为绿色金融管理工作的实践提供保障，也促进绿色经济金融管理工作的推进与实践。总之，绿色经济、茶文化、绿色金融的内在关联性，为绿色金融业态的发展助力，推助茶文化在绿色金融中良好的落实与融入，提升金融服务业态的管理工作的实施成果。

2茶文化绿色经济金融管理模式实践的价值

2.1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中提出：开放、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凸显绿色思想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重要性，推助绿色生态文化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生态文明落实中，仅依靠我党的战略发展与实践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发挥社会多领域的协同与协调功能，在我党的引领下一共努力，共创和谐社会发展模式。在政府与市场以及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融合下，绿色金融思想被提上日程。发展绿色金融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意义，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传承视域下，将茶文化融入到绿色经济及金融管理模式中，可发挥文化引领功效，推助茶文化、绿色经济、金融管理的相互融合，衍生出绿色生态金融发展模式，以金融领域的服务模式为引领，促进社会发展向生态环保方向进程，进而使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局面，也提升金融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金融管理工作及服务成果的提升目的，达到以金融领域推助社会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摘要:绿色金融是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多元化投融资保障，是支持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目前，云南省的绿色金融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跟踪重点领域绿色金融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提出加强云南省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申请设立第二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若干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发展;生态环境;云南

1绿色金融的内涵和主要建设方向

1.1绿色金融的内涵

绿色金融，也叫做可持续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通过绿色债券支持环保投资项目、绿色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绿色保险平衡企业环境风险支持环境损害赔偿、碳汇碳排放交易引导企业减排、财政专项资金和财政补贴支持环境污染治理项目，发挥了引导、充实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保障的重要作用。贵州等8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两端、五体、一库”(两端即供给端与需求端;五体即绿色金融标准认证体系、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支持体系、绿色金融组织体系、绿色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一库即绿色项目库)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引入到各项金融活动过程中，通过发展绿色金融以建立常态化、稳定的生态文明和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保障机制。

1.2生态环境状况及问题

[摘要]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可惠及、低成本和扶持性的金融服务，提高资金供给的覆盖面，降低“三农”融资成本，提升资金投放精准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支撑。目前，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农业供应链创新不足、资金供需结构失衡和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等问题。通过完善普惠金融环境，创新普惠金融工具和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可以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效率，更好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

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普惠平等的金融产品，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上，降低资金信贷成本，对于实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学者们通过不同角度，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作用。如，谢琳(2020)从农村普惠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系统便利清算和支付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三个方面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1]。马小龙(2020)从建立农村金融教育长效机制、加大农户创业信贷政策扶持、创新信贷产品与服务、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与环境等方面提出金融支持农户创业的对策[2]。郭新明(2020)则基于江苏省的具体实践，梳理金融支持地方振兴的经验[3]。孙继国、孙茂林(2020)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具有规模递增效应[4]。学者们还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和路径。如，董玉峰等(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精准画像目标,有效提升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5]。庞艳宾(2020)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监管等角度研究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6]。总体来说，研究文献普遍发现，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明显，且呈现一定区域异质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对提升乡村造血功能，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一、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优势

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可惠及、低成本、扶持性的金融工具，为提供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资金需求创造了基础条件。

(一)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普惠金融有力地促进了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三明市各县区大力推广的“互联网+”涉农信贷产品的实践，如“福E贷”“E捷贷”“小微快贷”“金穗快农贷”等，在申请、审批、签约、支用、还款全流程网络化、自主化操作等，有力地解决了“三农”客户，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中，金融机构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绿色信贷投入，推广林权抵押等绿色金融产品，配合三明市林权制度和发展康养旅游、花卉苗木、淡水鱼养殖产业等绿色经济新业态提供了资金保障。金融部门通过对一些有规模、有效益、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进行重点支持培育，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和优势的合理配置，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

一、金融支持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践及成效

（一）金融支持特色农业发展迅速，绿色农业品牌逐步树立普洱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6.7%，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8.3%，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生态、绿色的特色农业，是普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实验示范区的重要内容。截至2012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158亿元，同比增长19.4%，新增涉农贷款24.6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48.5%，全年累计向茶叶、咖啡、生物药、烟草、蔗糖、蚕桑、橡胶等特色农业发放贷款38.6亿元，贷款余额26.7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了普洱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和绿色农业品牌的树立，成功开发出了“帝泊洱”茶珍、“爱伲咖啡”、“佳浩茧丝”等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绿色农业产品。以咖啡为例，普洱市已成功注册了思茅咖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思茅小粒种咖啡”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品质最好的咖啡，通过金融机构“公司（合作社）+农户+信贷”金融服务模式的支持，以及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农民种植咖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2012年全市金融机构累计向咖啡企业发放贷款8.1亿元，有效解决咖啡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资金需求，为普洱咖啡走出普洱、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金融支持园区经济初见成效，优势产业更加鲜明工业园区是普洱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工业园区发展，有利于培植壮大产业经济，形成特色突出、带动力强的产业集群。全市金融机构坚持以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为核心，推行扶优扶强策略，努力做大做强支柱产业、骨干产业，支持天士力生物茶科技、福通木业、爱伲农牧、大唐汉方制药、佳浩茧丝绸、澜沧江啤酒等一大批入园重点企业、龙头企业发展，助推普洱茶、林产加工、咖啡、生物制药、蚕桑、绿色食品等绿色产业集聚园区的基本形成。截至2012年末，园区内已建成4个金融机构网点，累计向园区发放贷款3.48亿元，支持园区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园区内企业贷款余额29.4亿元，同比增加8.3亿元，增长39.4%，高于各项贷款增幅21个百分点，支持园区工业发展结构更趋合理，产业链的辐射效能更加明显。2012年前三季度，全市工业园区累计入园企业255户，完成工业总产值63.9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2%，同比增长103.8%，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52.5%，实现利润0.94亿元。普洱市工业园区已发展成为云南省40个重点工业园区之一。

（三）金融支持林业发展方式转变“，森林普洱”建设成效显著2009年以来，普洱市金融机构围绕建设“森林普洱”，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基因库，打造现代林产业基地的发展目标，积极支持低效林改造、特色经济林种植和林下资源开发，形成了以“林纸为龙头，林板林化为两翼，林下资源开发为一体”的林产业新格局，森林产业体系更加巩固，截至2012年末，全市林业及林产加工企业贷款余额27.3亿元，同比增长20.1%，累计发放24.8亿元；林权抵押贷款余额19.3亿元，惠及2281户林农和林企，业务开办以来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51.1亿元，余额和累放数稳居全省首位，有效缓解林业融资难题，使传统林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7%，森林生态总面积居全省第一，累计完成低效林改造面积101万亩，以茶叶、核桃、橡胶、咖啡为主的特色经济林种植400万亩，以石斛、砂仁、草果、茯苓等为主的林下资源开发10万亩，实现了林纸、林板、林化和林下资源利用的产业化开发。

（四）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产业稳步发展，城市品牌效应初步显现普洱市具有区位、气候、生态、资源、普洱茶文化和边疆多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潜力巨大。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普洱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全市金融机构紧紧围绕把普洱建设成为国际性旅游度假休闲养生基地的战略目标，不断加大对文化旅游产业和重点旅游养生建设项目的支持。2012年，发放文化旅游产业贷款2.6亿元，重点支持了景迈芒景、惠民柏联、景兰等一批景点景区、高端酒店以及广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打造了一批有效益、有知名度的旅游精品项目。近年来，慕名前来普洱观光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各界人士也对普洱的发展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的称赞与肯定，为打造“中国著名、世界闻名、世人瞩目”的普洱国际品牌和“妙曼普洱、养生天堂”的城市品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政银企合作进一步深化县域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市经济发展的大局，而融资难问题是长期以来制约县域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深化银政企合作、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是建设普洱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重要举措。通过积极探索和不断创新，普洱市建立起了“市级牵线搭桥、县级对接搭台、银行企业唱戏、合作共赢发展”的县域经济银政企合作新模式，目前已在四个县（区）成功举办了银政企合作座谈会，共与290余户中小微企业及项目签订意向合作贷款74.8亿元，截至2012年末，实际到位资金65.3亿元，履约率达87.3%；全市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38.3亿元，同比增长41.6%。另外，为推进普洱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普洱市政府还联合省政府金融办成功举办了“金融支持普洱行”系列活动，省市两级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普洱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将有望为普洱发展投入信贷资金822亿元，为普洱绿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六）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社会诚信体系初步形成如果说金融是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的血脉的话，金融生态则是普洱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的根基。伴随着金融生态建设越来越成为主流取向，金融生态已逐渐成为检验各级政府执政能力和金融支持程度的重要指标。2011年以来，普洱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建立林业金融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关于建立普洱市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关于做好企业一套表改革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普洱市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普洱市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普洱市鼓励创业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实施细则>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建立了金融生态建设的长效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政府、企业、社区、农村和公民“五位一体”的诚信体系初步形成，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截至2012年末，农村信用社已为全市44万农户建立信息档案，占农户总数的80.76%，核贷农户42.3万户，核贷金额78.7亿元。全市共评定信用户32.7万户，占建档农户的74.1%。共评定信用组2939个，信用村221个，信用镇9个。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卡402张，发放基本账户机构信用代码证13524户，发放比例达96.4%。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1]绿色农业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行清洁生产，实施“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限制或禁止化学合成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的生产投入品，要求使用可更新资源、可自然降解和回收利用材料，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不受污染，其生产过程表现出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2]（P15-16）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绿色农业已初见成效，并逐渐成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但并未形成对绿色农业正外部性进行补偿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试图从财政金融支持的视角出发，探讨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原因及如何实现补偿的问题。

一、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内涵

关于生态补偿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由于不同学者对生态补偿进行研究与阐释的角度不同，使得他们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出现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因而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生态补偿的权威定义。一般而言，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性质，而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自然资源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在不支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享受到通过生态环境保护者的付出而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为了防止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激励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然要建立一种机制来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者所支付的额外成本以及对所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予以补偿。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所谓生态补偿就是生态效益补偿，是指促进生态保护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法律与制度安排。它要求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支付相应费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供应者获得相应报酬；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和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提供；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保值、增值。[3]本文所提出的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是从绿色农业正外部性的角度来研究生态补偿。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指的是给绿色农业生态产品以及生态服务提供补偿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向绿色农业经营者支付生态发展、生态保护以及生态修复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以此激励人们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减少消耗和污染。同时，采用绿色农业生产方式，还可以增强绿色农业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和改善绿色农业生态环境、提高绿色农业综合效益，形成有利于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二、绿色农业生态补偿财政金融支持问题透视

（一）绿色农业正外部性补偿的“市场失灵”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绿色农业模式的提出可以克服常规现代农业模式的负外部性，保证农产品的数量的同时还可以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与生态、资源的安全，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长期协调发展。在绿色农业生产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绿色农业发展的支撑条件；其次，绿色农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行业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限制或禁止化学合成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投入到生产、加工工程中，实施“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保证，确定产品的质量安全；再次，绿色农产品在加工环节中，必须使用可更新资源以及可自然降解和回收利用材料，避免过度包装等，保证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无污染性。绿色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这种安全性和环保性，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这种收益是长远和可持续性的，只是这种收益很难通过市场机制体现出来。[4]（P11-12）换言之，绿色农业经营者无法将这些溢出的正外部性通过市场机制得到相应补偿，表现为显著的“市场失灵”，而目前我国尚未有针对绿色农业正外部性进行生态补偿的财政、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与常规现代农业模式相比，绿色农业经营者要承受更高的成本，对微观经济主体灵活的财政金融支持等政策手段的激励机制的缺乏，阻碍了市场经济主体对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投资。

（二）绿色农业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资金支持绿色农业技术是人们改造自然并使之适合生存与发展需要，且又不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产生明显危害的工具与手段。绿色农业技术和常规的农业技术相比，它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绿色”上，体现在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上。必须予以说明的是，高新农业技术与绿色农业技术的概念是存在一定差别的。高新农业技术是把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作为衡量指标。而绿色农业技术主要是着眼于把农业生态环境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协调关系作为主要测定因素。因此可以说，绿色农业技术是一种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技术，保证了农业生态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高新农业技术来说，有些则可能是非绿色的，比如某些转基因食品就对人体和环境存在着潜在的危害。但从总体上看，绿色农业技术与高新农业技术可以相互依存的，体现在绿色农业技术可以是高新农业技术，高新农业技术也可以成为绿色农业技术，两者融合的技术可以称之为绿色农业高新技术。[5]（P36-37）而这种绿色农业高新技术的创新从研发、推广到实施与一般农业技术相比，其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产品品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我们也应明确，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决定了这种绿色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时间的长期性、人力物力的耗费性。当前我国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尚很欠缺，所需科研经费无法得到充足保障，从而使得绿色农业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6]（P17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