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文范文精选

如前所述，法官和律师同为法律工作者，属于法律职业的不同分工，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1]，而律师则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但由于两者都负有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的共同目的，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护法使者”。然而毕竟法官和律师属于不同的法律职业，毕竟法官是“在位的法曹”而律师是“在野的法曹”，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好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否则，会损害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性，也影响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3]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4].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三陪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5]，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6].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7].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8].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律师事务所是1995年1月创建的市首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自建所以来，以“勤勉尽责，竭诚服务，公平公正”为宗旨，以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为立业之本，紧紧围绕“坚持信念、精通业务、维护正义、恪守诚信”这一律师队伍建设的总要求，努力打造一支

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坚持“文化建所、文化兴所”，大力建设优秀律师事务所文化。经过十年的发展，**所由创建初期只有3名律师的小所，发展壮大到目前有23名执业律师，7名合伙人，机构健全，有自有办公场所，享有良好声誉的规模所。2005年**所被评为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律师业务的发展是事务所发展的根本。如何巩固和开拓新的服务领域，根据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服务的状况，我们审时度势，坚持和强化专业分工，努力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所的几点探索性做法。

一、实行律师服务专业化

**所坚持走律师专业化分工的路子。2004年，在全市律师事务所中较早实行了专业分工，设立了公司业务部、刑事业务部、民商部、房地产和行政业务部六个专业部室，知识产权和医疗纠纷两个专业小组。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尝到了专业分工的甜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所已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专业律师，有几名律师还兼有注册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保险资格人等专业技术职称。在公司制改造、房地产、知识产权和医疗纠纷等领域，**所均发挥了较强的优势，了多起专业性较强的新型案件。目前，我所的专业化服务工作走在了律师业的前列。

【论文关键词】律师事务专业特色教学改革基本思路

【论文摘要】律师事务专业是高等法律教育中的一门较新的专业。在教学中要突破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建立以法学理论为基础,律师实践课程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同时,结合未来律师业务的发展特点,对律师事务专业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体现律师事务专业的专业特点和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律师事务专业是为培养适应社会法律服务工作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而开设的一门专业,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培养高素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笔者根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律师事务专业的特色,提出一套教学改革方案,以供同仁深入研究之参考。

一、教学改革必须与培养目标相适应,体现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特色

如前所述,律师事务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是第一线的高等法律工作者——未来律师。因此,本专业的教学改革要围绕未来律师应具备的素质来进行。为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确存在呆板、僵化等缺陷，法学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改革？怎样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如何把握教学改革的尺度？“法学教学应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①我国传统教学模式不能满足适应社会的需求，需要探求新的教学模式来弥补其存在的不足，但并不是要取代它，应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进行全盘的否定。美国学者乔伊斯在《教学模式》中说：“没有一种教学模式是适合所有的学习类型或学习风格而设计的”。各种法学教学模式的引进仅仅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缺陷而进行的。概念法学模式下，法律人才的培养势必会导致对理论知识的倚重，这与大陆法系独特的思维模式紧密相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学教学改革的目标应定位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理论与实践并重型法学教学模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探索我国法学教学改革的进路，使我国法学教学走向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良性发展道路。

法学教学思维方式的转变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正因为如此，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学教学过程中特别关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归纳逻辑思维方式的运用。而概念法学模式下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学则是演绎逻辑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培养学生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在社会实践中才有机会锻炼其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结果只能导致我们的法学教学成为从理论道理论、从课本到课本的枯燥无味的教学模式。英美法系国家乃是判例法国家，法官推动了其法律的发展，素有“法官造法”之说，十分注重对案例的归纳总结能力的培养，而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传统历史悠久，法官着意于对已有法律的适用，对法律的理解，因而离不开对整个法学理论知识的体系构建，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且英美法系国家乃对抗制国家，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除了要应付繁琐的诉讼程序之外，也要查阅大量案例，着力论证其诉讼主张的正当性基础，大陆法系国家乃是纠问制诉讼体制，法官的作用凸显，律师却并不如英美法系国家那般重要。更为关键的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官基本都来源于律师队伍，法学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律师思维，而我国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官思维。因而，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转变的便是我们的教学思维方式，注重多种逻辑思维方式的培养与运用，在培养学生法官思维的同时，注重对其律师思维的培养与锻炼。

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课堂教学主体的二元化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是指教师不再是法学教学课堂上的唯一主体，学生也不再是课堂教学被动的承受者。二者更多的是能够产生互动，相互促进。教师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结合社会热点问题讲解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力求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以调动学生学习法学知识的积极性。这对教师的讲课技巧、语言表达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允许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指出教师讲授知识的不足，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更甚者可以要求学生通过事先预习所学内容，在课堂上讲给其它同学听，再由大家提出问题，教师加以补充。这样就可以改变传统法学教学一言堂的模式，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能得到提高。

一、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

当前，我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军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的院校，又有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院校，既有国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为数众多的党校、行政学院等非国民教育机构。多类型包括既有参加统一考试入学的普通学历硕士、推荐免试硕士，又有同等学力的学位硕士、单独考试硕士，还有专门针对高校教师开设的在职硕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筹经费和委托培养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个，具有法学专业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约有170个。而且我国法学硕士培养单位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现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约60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整体培养状况并不理想。北大朱苏力教授谈到:“当下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错位。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显的例证是，扮演经济问题立法的主角多为经济学家而少有法学家，深谙涉外事务的多为来自外域的‘中国通’而鲜有本国的‘外国通’。

事实上，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尽管培养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但是多数都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学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总体而言，培养模式都较为单一，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强，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不多，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人才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多领域拓展的形势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远未满足需求;适应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西部边远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需要的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人才远未满足需求。综上所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受限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现实条件:一是办学理念的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法律条文的理性思考，课程设置重在完成部门法规原理的学习理解，缺乏针对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实践研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国内法律体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实际运用，缺乏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先进法律体系在指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运用研究。二是办学条件现状。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法学教育教学实践导师指导学生大量阅读钻研教科书，多数学校没有具备良好的实践教学设施，诸如:电子阅览室，远程视频教育，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刑侦实验室、法律研究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图书馆，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三是实践教学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理论教学和适当案例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的亲身体验，多数学生在实务部门实习期间，安排的实习过程又都是一些记录、归档环节。有的实务部门办公条件有限，无法更多接收指导学生实习研究的任务。同时学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学校经费紧缺，没有更多经费输送学生到边远贫穷落后地区进行实习，很多法学硕士研究生对西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知法执法现状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方式与本科教育区分不明显本科阶段法学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教师只是单纯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与创新能力，需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进行更多的理论的、实践的互动和讨论。但是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的激增，教学条件不充分，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还在沿用本科阶段教学方式，没有完全实现培养目标。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提到，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级有20～30名学生，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就会有机会很好地沟通和交流;如果学生达到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教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上自习都难以找到座位，教学质量必然大为降低。学生人数的过多增加会导致教学中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和研讨的减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增多，没有办法对每个研究生都密切关注，许多学生处于“放羊”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中次数不多，学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

(二)教学的方式方法滞后我国长久以来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独自讲授为主，缺乏讨论、研究和启发的教学，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学科的设置上，几乎不会开设交叉学科研究动向和前沿趋势的相关课程，使得学生局限于法学的知识之中，不能够和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其他领域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在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教学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输式教育带来的缺乏互动性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缺乏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以学生讲授为主，教师点评为辅，这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教师无法控制学生讲课的质量，在几名学生做某个专题的时候，其他同学感觉不是自己的任务，关注度和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中经常会有只是做专题的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互动、其他同学基本不参与的情况出现，缺乏所有同学参与实践的过程。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方式未成体系化。1870年，兰德尔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开创了案例教学法，使哈佛法学院不仅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法学院，而且建立起了作为法律职业界领导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训。1959年在国家法律援助和辩护人协会赞助下，法律诊所委员会(CLC)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被美国法学院协会接管，并更名为职业责任委员会(COEPR)，1968年，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动下，法律诊所项目的数量从1970年的169个迅速增长到1976年的494个。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学生在十几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有的法学院由于教学设施和资源的缺乏，同实务部门联系不够都使得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