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文范文精选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

列宁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早在1919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前，当时他观察到党和国家机关有官僚主义的现象，立即警醒地把反官僚主义纳入当年的党纲。列宁晚期对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他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我们从列宁晚期的言论和著作可以发现，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些弊端有着较为深刻的分析。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构,反对官僚主义，也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管理体制的问题，是列宁后期最关注的重大事情之一。列宁几乎在所有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涉及了这一问题。在他与其他领导人的重要通信中,这也是其中心的话题之一。列宁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言论和著作中,都讲了哪些问题呢?我们把1922—1923年间有关党和国家的体制改革归纳一下,可以看出,他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提升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主要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实质上涉及的特别是关于整个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发展问题。其二，严格地限制和监督权力集中化，尤其是对那些权力过大的机关和个人，防止集权和个人崇拜。其三，针对把所有问题都提到党中央、政治局来的状况，应该更清晰的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其四，列宁清醒的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苏联当时是一个文盲在大多数的国家），他认为苏维埃机关普遍缺乏人才，管理水平也就不高。因此要尊重知识和人才，反对“纯行政手段”。其五，提倡科学，鼓励专家学者参与决策制定和执行,使科学决策法律化,民主决策制度化。其六，精简国家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完善最高监察检查机构，落实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强调强化监督办法。列宁晚年这样关注党和国家体制问题,是因为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联正处于由战争转入和平、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党和国家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开始突现出来。列宁在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时认为政治体制应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他曾想建立一个类似巴黎公社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理想很快在实践中遇到现实矛盾，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是他所追求的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列宁曾提出“: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全部实行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其次，改革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重要目标，列宁认为共产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军人，数量上只占人民大众的一小部分，却要表达全部人民的意识，就要做到密切与群众联系，感悟人民的切身利益，把人民关心的东西作为党关注的重点。第三，政治体制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年轻的苏联是一个直接从封建主义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非常落后，经济发展迟缓，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要围绕社会发展的这个中心。列宁认为要控制改革的风险，在改革中必须坚持下列原则,力求平稳取得改革的胜利。

1.列宁首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理论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在历史上还没有经验可查，但是也不能仅凭一腔热情盲目的去改，理论指导必不可少。

2.求质量不苛求数量。善于发现政治体制的弊端，逮住一个就好好改，认真改，不要求面面俱到，但要求改一个就把它改到位。

3.速度上不能操之过急。苏联是个联邦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各个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不能激进，切忌急功近利。列宁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后，设想了一系列相应改革措施。第一、列宁在考虑到苏联从封建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跳跃性过渡，必定会有残留的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入手点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消除封建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还必须挑选具有社会主义高素质的人才到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他指出新政权建立几年来,由于工作人员文化欠缺，党政工作开展起来有困难，主要是在人员的安排上不妥当造成的。对此，列宁认为我们应该多学习西方经验，去除糟粕留其精华。主张在机构设置和管理运作等技术性问题上,学习、借鉴西方国家一些有益的经验，以保证苏联政治体系的高效能运转。第二、列宁在坚持社会主义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前提下，坚持探索一条适合苏联国情的建设革命道路，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应该具有多样性和民族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还预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特殊性，他说到在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会有更大的特殊性。面对苏联的复杂情况，他认为共产党的在政治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特别是党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盘根错节，是项复杂繁琐的工程，正确的路线方针极其关键，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央委会会应该集中精力搞好这个首要问题。第三、要有明确的分工。党中央制定合适的方针路线，政府机关负责把细则推行到全国范围实施，党和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系要责权明晰，各司其职。共产党不能什么都管，那么政府机构就形同虚设了。另外，列宁还特别提到加强基础组织的权力。一个政策具体落实到每一步，最熟悉实际情况的人当属基层官员。赋予地方基础干部实权，政策的具体落实就会事半功倍、积极有效。列宁晚年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探索，表明列宁的分权、制衡思想的初步形成。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列宁的想法观点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思，还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细节方面不可能尽善尽美，还有待于充分地发展和深化。不过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性，19世纪20年代，苏联正是由于实施了列宁的一些改革思想，使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编制大大减少，与往年相比国家预算开支大幅度降低，改革卓有成效。

二、总结

一、上挂下连，阐述基本理论

该书不仅论述理论的内涵，还着眼于上挂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下连其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往往只讲思想的内容观点，而对它运用了哪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则轻描淡写，笼统略之。至于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一笔带过。该书在这两个方面，则浓墨重笔。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者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与国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这一创造性的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标志，它的伟大实践的集中成果就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关于三大法宝，作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争取广大同盟者，而且还包括共产党人同无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不同政党和团体的联合。在这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阶级状况出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为重要内容，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在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一个“主要法宝”和“基本武器”，并最终建立了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关于武装斗争理论，作者指出，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并进行了寓意深刻的精辟论述。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总是把革命战争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并且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根据中国特殊国情，必须以农村为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该书在简要地阐述了列宁建党学说之后，着重论述了从中国国情和党情出发，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总结出建党思想的四个特点:一、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二、密切结合政治路线，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三、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根本，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四，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从而解决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党的组织大部分在农村，党员的成分以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党组织，如何坚持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这一党建理论，使党的建设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长期执政的主要法宝，为改革开放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牢固基础。

二、全书体系架构新颖独到，别具一格

该书体系结构高屋建瓴，布局合理。既驾驭宏观，又重点突出，以三篇十章的结构，从纵横两个维度体现了作者对思想科学体系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给读者鲜明的印象。学界既有的研究学术著作体系结构大致分五类。一是思想发展史，二是思想基本理论，三是某个领域的研究，四是专题研究，五是综合性研究。《思想纵横观》属于第五类，但又与概论不尽相同。概论的主要读者群是面向一般读者，通过通俗的语言全面地揭示思想的主要内容。而本书并非这种通俗读物，是面向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以及领导干部和有志于学习研究思想人群的一本不可多得的专业性书籍。例如总论中关于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就不是通俗读物所能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该书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开创了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先河，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先导。这一思想宝库中所蕴含的许多思想火花和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先导。可以说，如果没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类似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该书中不胜枚举。当然书中还有不足之处，有些地方不够精炼，有的地方不够严谨。

三、总结

总而言之，《思想纵横观》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视角，着重笔墨强调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可谓郑德荣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

一、对资本主义工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资本积累，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觉得利用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自然界就是“蓄水池”，取之不完、用之不竭。但是生活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污染环境相伴而生，自然界又成了“垃圾池”。资本家在工厂的建设上如果不考虑土地的破坏，房屋的设计建设不顾及工人的住宿，工厂生产过程中如果不顾及废弃物对环境、空气的污染、对工人身体的伤害，只是一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城市人口的集聚，过度性地掠夺自然资源，造成大量生活垃圾的产生，就会超出区域自然的承载力，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最终生活环境遭遇严重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环境污染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和批判，他指出：“波尔顿、普雷斯顿、威根、柏立、罗契得尔、海华得、奥尔丹、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从恩格斯对英国各个城市生活环境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到处乱建工厂、乱修房屋，不给工人修建宿舍，逼迫工人住在自己挖的洞穴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恩格斯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及安柯茨以南工人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这样的批判：“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蜓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他们（工人）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恩格斯指出，尽管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的损害，可资本家丝毫没有设法改善，他们（社会）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由此可见工人们生活环境之差。资本家只是利用工人创造物质财富，工人生活环境恶劣则与他们无关，环境的污染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积累资本。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摘要：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中，国内最近一段时间对《1844年手稿》中“两条逻辑”展开了“南北之争”。在双方的背后，“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在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基础上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从而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后缀的“唯物主义”，在一般唯物主义基础上通达辩证唯物主义，最终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关键词：“类本质”、费尔巴哈、“两条逻辑”、马克思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特别是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实质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基础问题”并因其“复杂性”而不断引起“争议”。近段时间以来，以北京大学王东教授为代表发表了《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等系列文章，针对长期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作为受质疑的一方南京大学姚顺良教授做出了回应文章《两次转变论_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_兼答王东教授等》。①我们知道在国内哲学界通常有一种看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即“两条逻辑”的说法：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其中最为典型的异化观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是应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来考察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手稿》中的“费尔巴哈思想遗迹”。这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还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襁褓”之中。一旦他迈进唯物史观的门槛之后，必然摒弃了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异化”的“思辨逻辑”，转而站在现实的地平上用“科学逻辑”阐释“人之谜”与“历史之谜”。那么“南北”理论研究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商榷是理论界成熟的一种标志，其目的在于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故而，根据以上“两条逻辑”的国内“南北之争”的成果，“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接着说”就是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

一、马克思承接了“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吗？

一般来讲，质疑“两条逻辑”是早期马克思思想“历史原像”的学者们通常不会否认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思想的启发，但坚持认为两者的差异：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正确揭示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产物。而费尔巴哈脱离人类历史，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抽象地谈论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对抗、分裂问题，虽然意识到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之间发生对抗、分裂的可能性，却无法科学说明二者之间发生对抗与分裂的真正社会根源，更无法正确预见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而陷入了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质疑者们结论是：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将其认定为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不成熟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手稿》之后的马克思科学著作中，这一思想并未被抛弃、否定，而是得到了继承和深化。

那么，对于质疑一方必须能够很好的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此时的“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在其触及到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两者能否相容？如果单纯强硬地指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类本质异化”的差异性，并径直言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承接了这种思维方式，将是不得要领的。在哲学界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思维方式，它先在理论上设定一种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转而用这个“本真的标准”去监测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即“本真状态→异化状态→复归本真状态”的人本史观。而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就充分显示了一种“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首先面对外在于人的现实劳动，“他（工人——引者注）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p43）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丧失了他自身，这种现象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剖析呢？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1](p41)马克思设定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在现实的劳动中，人存在的现实境遇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即人失去了类本质，这就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肯定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但对于异化劳动的根源来自于哪里，马克思则倾向于到人的类本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里显然“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1](p787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