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理念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法治化建设中首要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公民对私权的确认和充分保护，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长久以来民法理念的普遍缺乏。目前正积极开展的民事立法工作，可以很好地促进民法理念的产生，从而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关键词：法治；民事立法；民法理念

一、法治以及我国的法治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对依法治国的含义作了科学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中，“有法可依”又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它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先后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这些法律经数次修改后仍沿用至今。可以说，中国早已成为了一个“法律国家”，但是，固然法治必须要求有良好的法律秩序，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理念。因此，即使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也只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治的实现更多的是依靠法治理念的灌输和熏陶，中国离法治在社会中的实现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一、经济法理念

(一)经济法理念研究初始期

此阶段的学术著论始见“理念”二字,但将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律制度内在精神进行解读的文章很少,李金泽、丁作提的《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是发表于期刊杂志上关于此主题较早期的文章之一,为经济法的独立性饱受疑义时的作品,该文所指的“定位理念”围绕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特点展开,文章指出:“经济法定位的本体基础”是“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经济关系”[5]。这样的理念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学术界已不再使用,原因在于以社会关系为角度的探析并不是符合理念本义的研究路径,但该探索方式在经济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运用,具有特定历史意义。何文龙的《经济法理念简论》明确解释了经济法理念的定义:“是关于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归纳,是经济法诸项制度的灵魂。”并指出经济法的理念涵盖“本体论”、“本位论”和“价值论”三方面[6]。本体论包括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本体和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政治本体;“本位论”两分为主体本位和利益本位;价值论中兼纳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效益和经济自由。该文展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蕴义:“经济法因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或称社会本位)”;“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和促进公法上的社会正义,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经济法“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但文章在经济法理念的内容认识上糅入了经济基础、经济职能、价值等并不类属于理念内涵的概念,这样混杂的表达让人困惑;同时,该学者把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的公法”之观点也不足取。

检视此阶段的经济法著作,谈及经济法理念者亦寥寥。1999年出版的《经济法原理》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了界定:“所谓经济法理念,一般说来就是关于经济现象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和相关的各种观点学说的理性认识。”该书对经济法理念的直接揭示抓住了理念的本质——一种主观性的理性认识,但其“经济法概念既是经济法理念之源,又是其核心”[7]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却是不恰当的,它打乱了理念与概念的序位层级。

(二)经济法理念研究雏形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行前,经济法和民法学界就经济法的对象、体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旨在确立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即是采用部门经济法调整体制还是民法和行政法的综合法律调整体制,“纵横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经济行政法学说”

【论文摘要】本文亦同意许霆成立盗窃罪的判决，但不敢苟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许霆定罪的判断标准。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而在该判决中却采用了另外一个标准一犯罪三个特征。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初步探索了解决该问题的理论出路。

【论文关键词】犯罪的三个特征；犯罪构成理论；统一性；犯罪构成模型

法院最终判决许霆为盗窃罪，笔者赞同法院的判决结论，但不敢苟同法官的论证逻辑思路，判决中法官从犯罪的三个特征论述了许霆盗窃罪的成立，抢占了犯罪构成在定罪中的地位。

1初探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存在意义

各个国家都使用犯罪概念，犯罪概念在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是不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第二种从形式上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这类定义强调了犯罪的法律形式特征；第三种立法例从实质上规定了犯罪的一般定义。1在50年之前，中国与前苏联建交友好之际，引入了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建立了关于犯罪的实质定义。1979年我国重新修订刑法之后，仍然保留了这种实质定义的立法例，在新《刑法》中第13条设立了犯罪的实质概念，从此分解出了犯罪的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主义，其意义在于可以保障人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保障人民自由的实现。犯罪构成理论是罪状的概括，其框架和内容都有刑法规定，其解释也不得超过法律条文所包含的最大意域。秉承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的刑法理论将犯罪构成规定为犯罪成立的一切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相比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更集中地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那么，是不是犯罪概念应被取代或取消呢?

我国司法大厦的矗立，依靠每个基层法院、每个人民法院作为基石来支撑，任何一块“豆腐渣”基石，都将波及整个司法大业的权威。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客观形势发展，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在司法水平、队伍素质、管理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不适应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深刻变化的问题和困难。如何才能加强基层法院建设？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回答。人类发展史也在不断发出慎重告诫：任何一个群体和个体的进步发展，离开了学习都只不过是幻想！近两年来，我院认真实践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努力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做出表率。实践证明：建设学习型法院正是加强基层法院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我院创建学习型法院的主要做法

（一）树立全新学习理念，解决为什么学的问题。为给司法公正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我院积极倡导全体法官干警建立“在工作中继续学习，在学习中开展工作”生活方式，确立起“学习是第一位投资、是人生第一需要，知识是第一财富，能力是第一水平”的理念，让法官干警学有兴趣，学有成果，学有乐趣，达成了“学习，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对审判事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的共识。争当学习性法官，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步伐，创建学习型法院，既是提高法院管理和水平的迫切需要，更是加强基层法院建设的关键环节。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明确学习的导向，解决学习目标的问题。我院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整体学习能力、领导决策能力、规范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公正司法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审判工作质量，全面提升队伍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总目标即：把工作人变为学习人，让学习力转成工作力。

（三）健全两大学习体系解决学习什么的问题。将加强学习作为提高队伍素质的制动点，建立了两大学习体系，一是政治理论体系：以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为主题，不断增强政治、大局意识、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法院工作的各个领域，确保与各级党委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同步。二是审判业务体系：引导法官确立主体平等、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文明司法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学习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精通法律，明了法理，不断提高适用法律的能力。

（四）创新学习载体，解决了怎么样学的问题。为真正达到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目的，采取创新学习载体的方法，在经费极为紧张情况下，以建立学习资料室、观看正反两方面教育录像片、走出去考察调研，请进来观摩讲评，聆听教授讲课、撰写法官论文、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培训、开展审判技能竞赛、举办文艺晚会等有效方式，改变过去“读得累、听得累，不如吹牛打瞌睡”等简单、粗糙学风。坚持从本院实际出发，杜绝形式主义，坚持在学习中塑造完美人格，既引导法官干警在推动集体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起到了增强法官队伍团队精神，增强法院凝聚力、向心力的作用。

──以全国第一起赔付到位的“流浪汉维权案”为研究案例

[论文提要]：根据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06)伍刑初字第141号案件卷宗材料，介绍本文研究的案例“宜昌流浪汉维权案”的案情和以和谐司法理念为指导审判该案的过程。将民政部门的维权主体分为救助主体和起诉主体，用于对应实体法和程序法；将民政部门维权主体的立法漏洞分为法律部分残缺和法律绝对空白两种形式，用于论述救助主体和起诉主体。针对司法实践中对民政部门维权主体资格认定存在的不同观点，提出对民政部门维权主体的认定，必须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有关立法的现状，法官应主动“找法”与“造法”，平衡个案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分析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存在法律残缺的现状和原因；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探寻民政部门为死亡的未知名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并不违反职权法定和合理行政原则的法理；得出民政部门是目前唯一既合法又合理代替死亡的未知名流浪乞讨人员近亲属的救助主体的结论。分析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存在法律绝对空白的现状和原因；采用法官直接创设法律规则、类推适用和依据法律条文的客观目的的方法，探寻民政部门可以代替死亡的未知名流浪乞讨人员近亲属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得出按照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类推适用最相类似法律规定的裁判规则和依据民事诉讼法支持起诉原则的法律的客观目的确认民政部门具有起诉主体资格的结论。

[关键词]：和谐司法流浪汉维权案民政部门维权主体资格救助主体起诉主体法理探寻

前言

2003年上半年广州发生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直接导致我国实施20年之久的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被依法终结,同年8月我国开始实施以自愿性和临时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救助制度。[1]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属于私益诉讼性质，其固有的缺陷在客观上为赔偿义务人逃避承担因侵权行为造成未知名[2]流浪乞讨人员死亡的民事责任提供了便利。2006年全国发生多起“民政局为流浪汉维权案”[3]，被媒体称为影响2006年中国法治进程重大事件之一。[4]在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过程中，某个偶然事件就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民政局为流浪汉维权案”犹如“孙志刚案”可以推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次进步，其具有的典型性意义和基本价值是值得法官进行研究的。“民政部门替因故而亡的无名流浪汉打官司，全国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结果不仅使公众陷入不解，也使许多法官陷入无措。在很难用对与错来评价三种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对此类案件的讨论，加深对此类案件的认识，不仅有益于司法实践，也将有益于立法完善。”[5]

“宜昌流浪汉维权案”的司法处理结果吸引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多家媒体的特别关注[6]，被誉为“全国第一起赔付到位的‘流浪汉维权案’”[7]，该类案件首次能以司法调解方式予以圆满解决，为我国审判类似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笔者以“宜昌流浪汉维权案”案例为依托，结合“高淳流浪汉维权案”与“桐庐流浪汉维权案”[8]对民政部门维权主体资格不同的司法认定，探寻和谐司法视野下民政部门具有维权主体资格的法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