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范文精选

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小写历史”蔚然而成风尚，对于历史的表述也从以往的着重于大历史观的表述而转向于对特定问题的表述，从专注于精英人物的活动的历史研究转向研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于是社会史、公众史和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并渐次成为史学的主流，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并互动，由此，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视野，如何在历史学视野中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走向就成为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研究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材料的研究和梳理，但没有理论支撑的研究显然难以站得稳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历史理论学习，掌握中西方前沿的史学研究理论，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尤其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借鉴。事实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大量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新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创新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新成果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于对跨学科的研究，使自己掌握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对材料在分析手段上实现突破。

作者：田文波单位：上海大学

1民族史研究、教学的核心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同志们：这次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是在全国人民隆重庆祝了新中国成立*周年，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和党的*精神为指导，总结交流一年多来落实同志对党史工作重要指示的经验，部署明、后两年的工作任务，动员组织广大党史工作者，进一步做好跨世纪的党史工作。出席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议的同志们，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全国的党史工作者代表汇聚一堂，盛况空前。刚才锦涛同志亲切接见了出席三个会议的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并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好。去年10月22日，同志亲笔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党史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示，使党史界的广大同志备受鼓舞和鞭策。一年多来，全国广大党史工作者认真学习和贯彻同志的指示精神，高举*伟大旗帜，紧密联系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和党的*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在纪念*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周年，在纪念、刘少奇、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诞辰活动中，以及在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中，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借此机会，我向与会的各位同志和全国广大党史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此作过一系列重要的、精辟的论述。早在*年，*同志就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篇著名的讲话中：“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要对党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懂得些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些年特别是党的*以来，同志对党史工作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求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在党的*一中全会上，他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要做学习的表率时，明确了“学习历史知识”的任务。在党的*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今年1月11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地：“我们党历来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党的历史的重要作用和做好党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党走过了78年奋斗和创业的光辉历程。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六千多万党员、具有丰富历史经验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学习、研究和宣传好党的历史，是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广大党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把党史工作放在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来认识，坚持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和宣传党史，充分发挥好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让党史研究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初步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前*年，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史工作者需要拿出更多的成果，帮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近年来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了解历史，总结经验，做好工作；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为了迎接我们党成立*周年，当前要抓紧编写、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和党史各个时期有重要意义的若干专题史等。为了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党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高质量地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这里，我再几点。一要加强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史工作。科学理论是党史工作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是党史研究具有思想高度的基本前提。马列主义、*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我们做好党史工作的根本指针。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曾亲身经历了党的创建、发展和壮大，经历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历史经验的精辟论述，他的历史观、党史观和研究党史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做好党史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工作，要同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史工作的论述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同志对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把握实质，认真贯彻，落到实处。二要增强政治意识，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党史工作无小事，做好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党史研究的对象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要体现我们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每一段历史怎么写，每一个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怎么评价、怎么宣传，关系到党的事业和党的形象，切不可掉以轻心，把历史问题简单化。要站在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的立场上，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经验教训。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史工作既面临着有利机遇，又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党史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党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另一方面，国际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未停止过；来自“左”的或右的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时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想也在侵蚀我们的队伍。对此，我们要警钟长鸣。今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各省区市委党史研究室通过认真开展“三讲”教育，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对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来分析和总结党的历史，有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党史工作者要自觉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坚持以*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的科学论断和新时期历次党代会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结论，面向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加强党史研究和宣传，真正使党史成为我们事业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是一门科学。因此，必须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特别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党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搞清楚所研究的历史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公正、客观、有分寸，要注意对客观环境、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党的历史要看主流，要把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充分，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们党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要全面对待党的历史经验，成功的经验要弘扬，失败的教训也要汲取，它们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党史工作中政治与学术、政治与业务、研究与宣传的辩证关系，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多出政治导向正确、学术水平较高的党史成果，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希望各级党委要重视党史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史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放弃或放松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将会犯历史性错误。各级党委要继续把党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努力为做好党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一是要加强政治上的领导，把好政治关。中央和地方党史上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如何评价，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认真对待，在搞清史实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二是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给党史研究室配备符合跨世纪发展要求的、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强的领导班子，稳定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研究队伍，努力提高党史工作队伍各方面的素质。三是要关心党史工作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同志们，*年是世纪交替之年，*年是我们党建立*周年。做好明、后两年的党史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我们党史工作者要高举*伟大旗帜，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状态，兢兢业业地做好党史工作，打几个漂亮仗，拿出一批优秀成果，向建党*周年献礼，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进一步开创党史工作的新局面。

一增强国民对于国家历史的了解与对本民族的认同

高句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于高句丽历史探究的加深有助于增强群众的民族意识以及国家认同感，并纠正关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甚至许多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民族、历史都不甚了解，历史与考古的发展与宣传无疑使得这个情况得到很大改善。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讨论开始后，有些国民在不了解高句丽历史的情况下，将高句丽与高丽等同，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史，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有些人认为隋唐时期对高句丽的战争属于中国对古代朝鲜的侵略战争。而如上文所说，既然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境内的一个民族，且高句丽政权只是中国辖区之内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而非独立国家，那么隋唐时期对高句丽的战争的性质就不属于侵略战争。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依旧存在模糊的认识。事实上，隋唐时期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就是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征讨地方政权这个大原则下进行的，故而不存在侵略一说。历史上的中国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以及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不是中外关系，而是国内民族关系。我们需要站在全国各族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由此来说，其还起到了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作用。高句丽归属问题一经提出得到了中韩两国以及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民族历史的关注。这种关注也将由高句丽向其他边境政权和民族扩展。这种边疆研究的兴起将更好的加强学者们和其他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激励国民更好的为国家做出贡献，也为国家政治、文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对于高句丽历史的正确认识不仅能够加强本民族的民族认同，也有助于韩国对于自己民族的正确定位。就中国而言，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高句丽政权是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就朝鲜半岛而言，高句丽族是半岛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是民族认同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史观。事实上，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应该控制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立场尽量的客观。然而韩国在高句丽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其表现为对东北工程的一味批判，甚至出现“收复高句丽失地”、与中国进行“历史战争”等偏激观点。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带有太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出现政治化的倾向，应该极力避免。而在这个时候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就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其意义根源就是对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的挖掘能够加强人们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关注，增强民族认同感。使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了解更为真实和客观。

二对于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上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方面主要有四点：其一，校勘正误。对于历史的探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高句丽历史的发展得益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作用。其研究成果使得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错误认识得以纠正。同时也校正了许多之前未能正确认识的问题。促进了求真务实、寻求根据的历史研究风气的形成。其二，促进考古学研究的进步，引起众人对于历史研究的关注。将深入研究高句丽历史与其知识的普及邮寄的结合起来。使得更多人产生对历史的兴趣，从而投身到历史研究的事业中来。高句丽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热点也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历史热”。其三，加强了民族文化保护。高句丽遗址于2004年获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申请世界遗产的成功使人们更加注意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激发了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觉醒，有利于产生民族文化自豪感。保护、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其四，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高句丽历史与考古问题的研究方向涉及到中朝边界的形成以及中国与朝鲜的历史演变。中韩学者可以在共同研究高句丽历史的基础上完成文化交流。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三点内容：其一，随着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现的增多有助于发挥高句丽遗址的经济效益。其出土的文物和历史遗址能够促进集安和通化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二，为出版业提供机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历史知识出版物提供素材，完成由文化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关于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专著图集就很多，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出版行业的发展。其三，促进了国家间的经济交流。随着国家之间学术访问和旅游的兴起也会带动经济的交流。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争论吸引了国际各方的关注，从某种角度来说提高了东北地区的知名度，为吸引外资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契机。综上所述，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的探究不仅推进了学术成果的进步，同时还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对于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制定、文化的兴盛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者：李明瑶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本文拟对1949年以来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观点及其分歧、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所引用的论文中，虽然有些并未直接以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为题，但从行文及所引材料看，乡村手工业亦是这些论文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