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范文精选

摘要：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体现了不同时期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心理活动。不同的民族有着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和性格。翻译美学不仅可以促进民族文学的传播，帮助读者洞悉民族文化，而且能够保持原作品的风格。在此，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民族文学翻译内涵美及其意蕴，为翻译界开拓了新的视野，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和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民族文学，翻译美学，内涵美

一、引言

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度凝结的文学艺术和民族意识的语言符号化，沉淀了民族历史底蕴，传达了民族美的情趣和追求。民族作家通过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巧妙的构思创造，行文流水间营造了独特的家乡情怀，其情感细腻而真诚，奔放而开朗，向世界传递着民族文化及风俗，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交流。由于地域环境、生活习俗等不同，各个少数民族审美意识相对有所区别，文学作品中也会展现出民族的特质和审美情趣。翻译是传播不同文化信息的介质。文学翻译犹如桥梁传播着异域的文化，沟通着人类文明世界。茅盾指出：“文学翻译是运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和再现原作的艺术韵味，使读者在欣赏译文时能‘如沐春风’，沉浸于原文的美感，启迪心灵之旅。”王国维曾提及：“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民族文学的翻译不能单纯地驻足于字面含义，受到语言文化和译者主观性的影响，翻译需要挖掘细微，穷其毫末，在遣词琢句方面需译出作品的风格，传达作品的神韵和情感。译者需要加工创造，细细斟酌来传递本民族的内涵和文化特质。陕北文学中常用大量的叠词和晦涩的方言、采用比兴修辞格托物言志，译者需洞察到其文学特点和习惯风俗，方能准确地传达民族文化和作品的内涵。如陕北叠词“蓝个英英”，“泪个蛋蛋”朗朗上口，非常有韵律，但加大了翻译难度，译者很难实现语言功能的对等。朝鲜族文学作品《阿里郎》旋律唯美，其中的音乐惆怅而隽永，淋漓畅快表达了民族情感的相思寄托和忠贞不渝的爱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如何确切地传递这种文学旋律和美感，对译者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翻译美学可以帮助文学摆脱文字的束缚，译者通过语言转变来传达民族文学的意蕴美、文化美和个性美，使人深入了解各民族独特的习俗和地方特色，从而有效地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

二、翻译美学的理论及对审美主体译者的要求

国外众多翻译流派开始关注翻译美学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西塞罗、贺拉斯等译论家，他们指出翻译语言应蕴含民族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之美。雪莉和斯特德编撰的《翻译美学研究》更是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美学，从而巩固了翻译美学的地位，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译美学源远流长，从文坛知名的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无不体现了翻译美学的精髓，主张再现原文的意境，神韵和境界。近年来翻译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赢得了国内外专家的称誉。奚永吉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对翻译界影响深远，他强调了文学作品中美学要素，包括原文风格美、意境美、神韵美及文化美等，主张译者应心领神会，最大限度还原原作品的风貌。刘宓庆则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遵循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系统地阐释了语际转换中的可感知或不可感知的美学问题并提出中肯的解决办法。

正名叙事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意识形态出现的重大变化，阶级斗争学说逐渐淡出主流，少数民族文学的阶级斗争叙事明显弱化。1984年，中国文坛兴起寻根文学思潮。对于汉族作家而言，文化寻根或许只是中国文学试图获得世界文坛认同的一种手段。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文化寻根则成为民族意识重新唤醒的一个机缘。这一时期，张承志的创作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典型个案。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灵史》显示出张承志民族意识演变的三个阶段。《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虽然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但作者的关注点并不是蒙古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生活历史。作者通过讲述三个故事，塑造了一个蒙古族额吉（母亲）的形象，进而回答“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问题。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场春天的白毛风（“暴风雪”）突然降临，知识青年“我”正在草原放牧中，随时可能被白毛风吞噬，在万分危急之际，额吉骑马赶到，用自己的山羊皮外套为“我”挡住了白毛风，自己却因为受冻而下肢瘫痪。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牧场发生了火灾，两个北京知青烧伤了，其中有一个姑娘，伤势比较严重，额吉听说了这事后，不顾自己下肢的瘫痪，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姑娘，给了姑娘巨大的精神安慰。第三个故事说的是草原摔跤手班达拉钦被宣布为阶级异己分子并被撤销了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他从小在牧主的蒙古包里长大，是牧主的养子。额吉得知此事后，告诉“我”草原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一顶蒙古包下面，有穷人和富人两种人”，也就是说，作为牧主的养子，并不意味着就具有牧主的剥削身份，额吉提供的经验经过知识青年们的理性思考，使他们得出结论“，蒙古族社会的剥削现象，经常是在家庭的掩蔽下进行的！”换言之，养子虽然住在牧主家，但他却是牧主的剥削对象。“养子这种剥削方式是蒙古族社会的一个历史特点”。这种理性认识使班达拉钦的冤屈终于得到纠正。这三个故事的性质接近，第一个表现了额吉对住在自己蒙古包里的知青的爱，第二个表现了额吉对自己不认识的知青的爱，第三个故事表现了额吉对蒙古族阶级同胞的爱。三个故事共同表现了蒙古族母爱的博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说中的第三个故事，涉及到蒙古族阶级问题。虽然小说中专门为班达拉钦平了反，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否认了阶级的存在。当然，这个小说的主旨既不是表达蒙古族意识，也不是表达阶级意识，它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主题：“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显然，在这个小说里，作为回族的张承志，并没有明显的本族意识；作为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知青，他也没有代蒙古族立言的意思；他努力表达的，是一个超越民族的思想，即“母亲———人民”。可以看出，1978年的张承志，还没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反而有明显的阶级意识。这与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还是很合拍的。到了《黑骏马》，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总体上看,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比，《黑骏马》的创作意图发生了重要变化。《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表现的是“母亲———人民”主题，这里，无论是“母亲”还是“人民”，都只是一个多民族概念，泛指整个中华民族。但是，到了《黑骏马》，民族意识已经明显浮出了海面。作者试图思考“蒙古民歌的起源”、“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试图探求“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①，试图讲述“草原古老的生活”①。显然，这些都是独属于蒙古族人的，不像《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那个升华为人民的母亲更带有泛指的性质。其次，小说里有几个细节，专门写到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有关“血缘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心理活动。那是当白音宝力格得知索米娅怀上别人的孩子而与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喊一声坐在身旁冷眼旁观的奶奶，竟喊不出来，他感到了他与奶奶之间的隔膜，“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我突然想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亲生的骨肉。”②这里，白音宝力格的血缘意识被激发起来了。而在奶奶跟他说了一大番人生的道理之后，他无法认同无法接受，小说写道“：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③这两段心理描写表明作者有了明显的民族意识，亲生骨肉代表着血缘，土生土长代表着文化，白音宝力格从血缘和文化两个因素否定了他与蒙古族的认同，而这两个因素，恰恰是民族构成的核心因素。张承志在文坛最有影响的小说都是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的。饶有意味的是，张承志并不是蒙古族人，甚至，也不是汉族人，而是回族人。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小说中，张承志几乎是没有民族意识的，他更多是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去体验他所插队的地方的百姓的品质。可是，在《黑骏马》中，他因为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体验而产生了民族意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时候，张承志笔下白音宝力格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他的回族意识，而是“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即我们可以想象的主流民族或者说是汉族素质。以这种主流素质看，在草原之外，还有一种“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④1984年，张承志走进了大西北。在之后六年的时间里，张承志自称他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⑤。这个“脱胎换骨”的标志，可以理解为他找到了“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⑥；可以理解为“一九八九年秋，我宁静下来，开始了我的人生尔麦里”⑦；也可以理解为，他成为哲合忍耶的一支笔，写了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⑧，那就是长篇小说《心灵史》。《心灵史》的出版，表明张承志的回族意识得以复苏。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⑨与《黑骏马》相比，《心灵史》的最大变化就是张承志显示了他作为回族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有了回族的文化自觉。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他对自己原来所接受的主流文化影响有所反思，他获得了一批回民民间“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①“、一些文人界外的大作家的秘密钞本”②。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对他理解历史、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承志的文化转向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作家。如果说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文化寻根的终极目标是深化和壮大中国文学的文化根本，其目的仍是文学追求；那么，张承志的文化寻根则越过了文学，他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录和信仰宣言，从而使文学批评在他的文本面前变得“失语”。③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而言，一方面，寻根文学用文化叙事取代了政治叙事，将文学从单一的政治叙事引向了丰富的文化叙事阶段。今天来看，寻根型的少数民族文学有一种为其族别写作正名的冲动。它要找到其民族文化根源，传达其民族意识，实现其民族认同，将其族别文学从共名状态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寻根文学可能导致当代少数民族存在脱离现实、走向封闭的地域文化或民族历史的倾向。从近2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形，一些作品自我封闭于民族历史，割裂了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联系，基本脱离了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叙事，虽然在展现文化的多样性方面有较多的成绩，但对文化融合，文化包容的一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匿名叙事

为什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阶段能够形成与当时主流文化高度认同的共名叙事？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初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了‘’和民主改革运动，得到翻身解放、无偿分到土地的那一代少数民族民众从内心感激共产党和中央政府。”④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确实越过了民族意识的籓篱，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为什么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正名叙事？这也可以从1976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中寻找原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最初，这种转型是全社会受惠。然而，好景持续十多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原来财富相对均衡的社会出现了各阶层的分化；另一个层面是原来相对平衡的社会出现了欠发达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分化。落实到少数民族这个问题，确如马戎所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就业难和生存难。由于汉语水平低和就业技能弱，他们在与内地来的汉族农民工和汉族大学生竞争时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斥……”①阶层的分化和地区的分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从主流叙事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虽然它有表现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分离长期持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会产生消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阶层分化和地区分化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分化和地区分化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重视，但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阶层分化、地区分化往往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一些少数族裔及少数民族地区就在这次社会分化中沦为赤贫，并且失去了社会所应该给予的保护。这种生存现状使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更加疏离，就像马戎所指出的：“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与族际差异联系起来，这就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与民族隔阂叠加在一起，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②也就是说，如今，中国社会几个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如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这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都可能隐藏有民族问题在其中，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使单一的社会问题变成了复合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备受媒体关注的现象。其一是农民工犯罪现象，比如这些年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广西天等县温江村“砍手党”在珠三角的犯罪事实，人们普遍注意到温江村的贫困、温江村人受教育的程度，但有一个情况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天等县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八。③其二是拐卖儿童以及流浪儿童现象，其中新疆维吾尔族流浪儿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其三是乡村正在沦陷，显而易见，这些正在沦陷的乡村，又以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关注的这些社会现象之前好些年，一批作家已经写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与上述三种现象相关，正好有三个中篇小说涉及了当下媒体关注的领域。它们分别是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凡一平的《扑克》和李约热的《巡逻记》。《被雨淋湿的河》④描写了一个叫陈晓雷的农民工，因为各种社会不公而最终走上了抗争与犯罪的不归路。这个小说的责任编辑李敬泽曾经撰文回忆他编发这个小说时的心情，当时的他认为，“鬼子对‘现实’的‘描写’是偏僻的、刺耳的、可能‘越界’的……”，然而，经过六年的多次重读，他不得不承认，这部作品“拓展了我的世界观，使我得以接近和理解‘遥远’的人群———对我来说，他们是遥远的，远在我的生活疆界之外———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并且意识到那些遥远的人群隐蔽而确凿地参与了我的‘现实’的构成。”①李敬泽的话也许有些费解，通俗的理解，大意就是后来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印证了鬼子小说中的描述，也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巡逻记》②写的是一个名叫宜江的乡镇，这是一个只生长赌徒不生长粮食的地方，男不耕女不织，少不读书，老不安逸。2010年评论家梁鸿出版了纪实作品《中国在梁庄》，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读《巡逻记》以及李约热其他的小说，会看到梁鸿的观察早已在这些小说中有更细腻、更深入的叙述。李约热给宜江的赌场取了个颇能给人联想的名字：珠穆朗玛，套用梁鸿的思路，也可以说“中国在珠穆朗玛”。《扑克》③写的是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王新云的命运遭际。小说并不像许多相关题材的叙事那样将重心放在被拐卖儿童丧失亲情的悲惨，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失子父亲寻找儿子的过程，以及被拐儿童成年后知道自己身世时的复杂心理。就后者而言，小说的责任编辑李倩倩说过一段话“：‘王新云’一直是处于隐匿状态的，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世，且隐蔽在一段越轨的爱情当中。这又恰恰说明了，在个人私密空间日益缩小、社会信息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隐匿是现代城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④隐匿是现代城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李倩倩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重要提醒，提醒我们注意上面三部作品作者的身份。《被雨淋湿的河》的作者鬼子是仫佬族，《巡逻记》的作者李约热和《扑克》的作者凡一平都是壮族。然而，阅读这三篇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人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借以判断是否少数民族文学的元素基本丧失。作者的民族身份大都隐匿，主人公的民族身份未加说明，作品失去了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域标志，也没有相应的民族习俗或者民族符号作为提示。然而，如果深入了解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家的成长经历，会发现，他们自身的经历以及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和环境，或与民族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活状态与过去相比有了巨大的差异。沿用传统的思维，将少数民族圈定在传统的聚居地和传统的文化圈中，无异于画地为牢或者刻舟求剑。我们必须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匿名的存在，注意到少数民族在新时代的新变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发现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看到新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看到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在建构中华民族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李咏梅黄伟林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一、大团圆的社会政治基础

(一)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理想

在封建思想压制下的中国古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严刑厉法的摧残，沉重的徭役以及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纲常礼教，使人们温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因此，以“惩恶扬善”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他们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的主要来源，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表达美好愿望的一种特殊方式。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化为鸳鸯，反映的就是人们追求婚姻自由、生活美满的愿望;《精忠旗》中岳飞变神，秦桧冥诛;《窦娥冤》中窦娥获平冤昭雪，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等大团圆结局的编著，都是穷苦百姓期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好愿望的体现。以此类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阶段不是大团圆，也会被后人出于“补恨”的目的修改增补，最终达到大团圆结局的原因了，例如《红楼梦》。

(二)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进行“心治”的需要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大团圆式结局的出现几乎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戏曲和小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守成时期，维护长久治安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利用大团圆来消饵社会的矛盾，美化丑恶的现实，就是使普通百姓达到“心安”的最根本方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封建统治者的酷刑统治下，要想在作品中揭露现实矛盾，揭露封建统治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都会把矛头指向流氓贪官，并在最后一刻抬出一位清正廉明的清官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所以《窦娥冤》中才会有窦娥父亲终于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加封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之职一说，这就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大团圆实际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

二、大团圆的文化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