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研究范文精选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首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仍会大幅上升。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人均能耗和能源强度的快速增加。从200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加剧，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3.7%，而国际高收入国家已达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也达到61%，说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未来整体能源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60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总需求的近25%。其次，中国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在短期内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是无法轻易撼动的，未来化石燃料仍将占据能源消费的至少70%～80%。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品种构成上看，资源禀赋结构为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同时由于未来新能源开发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性，使得化石燃料将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约作用。再次，中国能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的途径主要是自产和进口，随着国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用以补齐缺口的进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国石油自产量为207.5百万吨，进口量达到271.3百万吨，石油对外依存率达到57.1%;天然气自产量为1072亿立方米，净进口量为38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率达到6.4%。中国能源自产和进口都面临很大的风险。自产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开采量的逐步增加，开采难度也日益增加，能源开采所需的投资也迅速攀升，使中国的能源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进口方面，中国能源的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较为依赖中东和非洲，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原因，能源进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隐患，此外，进口能源运输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海运，一旦此海洋运输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巨大威胁。最后，能源行业的巨大投入对中国能源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能源的前期探寻、开采和加工期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投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联合国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为满足能源需求将需要投入资金2.3万亿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对我国能源融资金融机构和能源生产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如今中国能源融资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能源企业负债率过高、融资成本高昂、能源投资效率低、规避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国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源安全需要实体能源经济和虚拟能源经济(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滞后，能源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能源产业都不得不承受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风险之痛。纵观全球能源金融市场，其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国能源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推动的压力，金融市场被动接受全球金融财富分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能源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于中国能源企业加强能源风险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目前仍然处于刚起步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对能源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作出计算和预测，希望研究结果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有借鉴价值。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证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证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一、能源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现存的能源体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分散的管理机构和落后的管理手段。使能源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素。其中，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从建国开始到现在，我国的能源体制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我国能源（油气和电力）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各种价格扭曲和政策补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背景下，集中全社会力量建设发展而成的产业。但是，对处于发展早期、资本相对匮乏的经济体而言，资本密集的能源行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也缺乏自生能力——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在改革开放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需要以行政性垄断的方式对能源行业进行补贴性保护。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是能源行业存在严重垄断现象，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解决这些问题，不打破这些桎梏，能源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其次是，行政性垄断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对行业价格进行管制，以谋求公共利益和国有企业政策性保护的平衡，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价格仍由政府制定，价格杠杆还不能很好地引导资源配置，调节供需、鼓励竞争、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导致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这对企业的正常发展非常不利，没有竞争的企业就无法再市场中长期生存，严重来讲，这间接损害了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急需大量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能源行业的第一要务是及时、有效的进行能源供应，保障经济的顺畅运行。而来不及就能源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改革，社会资本不容易进入，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受到限制。以行政审批制为特征的能源项目管理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也通过价格管制手段长期压低能源价格，以能源低价来保障工业发展，这就导致能源企业的官僚作风，势必影响、阻碍能源的高效利用。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进入全面、快速、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我们在看到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滞后，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落实，各方利益协调机制不畅，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

（二）国家对能源体制改革的高度

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能源领域落实改革任务时应抓住既有方向性和全局影响力，又有高度社会共识，且改革成本和风险小的关键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盘活能源改革发展的全局。2014年6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指出，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新世纪以来，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显著，供应能力稳步增长，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节能减排取得成效，科技进步迈出新步伐，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建成世界最大的能源供应体系，有效保障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能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和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能源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能源国际合作不断深化，能源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打造中国能源升级版，必须加强全局谋划，明确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能源发展的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推动能源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2014年6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必须从当前做起，加快实施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三）发达国家对我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启示

摘要:利用101个国家和地区18076个非金融企业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主要将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6个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得到:第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全球研发，中国顶级企业研发投资规模与之相比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缺乏引领全世界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的支撑，且依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第二，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能源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差距较小，反映了国家对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视;中国信息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本国所有行业的企业中较高，但企业研发投入规模过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中国企业在医疗保健、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经济复杂度制约，这将影响中国产品品质与质量的升级;第三，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年龄分布特征和规模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高龄企业、小型企业研发投资规模过低，新创企业、大型企业研发投资强度高。

关键词:研发投入规模;研发投入强度;国际比较;经济增长模式

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背后必然有其支撑的研发投入结构，并由其结构特征折射出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寻找中国研发投资规模、强度以及结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也是为了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机制。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8%，首次超过了欧盟28国的1．96%(OECD2014年公布)。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中指出，中国的研发投资规模占全球的20%，仅次于美国的28%，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但中国企业目前的研发投资结构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一差别导致中国核心技术缺乏、供给侧改革步履维艰。随着“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资本红利”、“汇率红利”的消失，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将向创新与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升级，而企业研发投资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础，也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工业化第二阶段后期，企业已成为创新的主体，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如何把握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资的结构特征，分析研发投资结构特征背后的驱动因素，对认识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现有文献缺乏相应的关注。

1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研发投入国际比较的文献主要基于国家和产业数据，包括:赵建斌将我国与代表性国家的R＆D费用按执行部门的分配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美、英、德、日等国家中企业是R＆D经费最主要的执行主体，高等学校是R＆D经费的第二大执行主体，俄罗斯和韩国R＆D经费最大的执行主体是企业，研究机构是R＆D经费的第二大执行主体，印度R＆D经费最大的执行机构是政府研究机构［1］。曹艳华等对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的研发投入现状和结构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研发投入水平低，研发投入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更侧重于试验发展，企业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和执行部门［2］。宋吟秋等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对中美两国的研发支出结构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过高，而美国的研发投入结构较合理［3］。陈实等选择了各个国家处于第二工业化阶段时期的数据，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对中国的研发结构合理性、促进中国研发水平提高的着力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基础研究强度过低，试验开发强度偏高，造成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低下的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强度过低［4］。黄敬前等运用Logis-tic曲线模型研究中韩两国的研发强度增长，指出中国的研发强度进入快速增长期，韩国进入稳定期［5］。赵建斌基于研发活动的不同类型对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认为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用于试验发展的费用过高;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由研究机构和高校完成，应用研究主要由研究机构和高校完成，试验发展主要由企业完成，而美国这三类活动的主要实施机构分别是高校、企业、企业［6］。最近也有一些文献深入到企业层面进行研发投资的国际比较，例如崔维军等基于2013年欧盟产业研发投入报告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与六个发达国家研发投入规模、强度、集中度和产业分布的差异［7］。另外，崔维军等还研究了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等7个国家的制药和生物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差异得到:中国制药和生物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虽增长迅速，但在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强度上与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在研发投入规模、研发强度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中国已落后于印度［8］。但上述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数据、且局限于某一行业或者500强企业的比较，无法反映中国与多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及强度的结构特征。本文可能创新点在于:第一，首次利用较为完整的世界企业面板数据对国家之间的研发结构特征进行描述统计和综合比较;第二，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特征中剖析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印度经济增长模式差异。

2中国与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投资的差距及结构特征比较

［摘要］高职院校主要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具有服务企业，助推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文章以新余市高职院校为例，研究地方高职院校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分析存在的相关问题和原因，并提出改善建议，仅供有关单位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服务途径;问题;建议

新余，一个常住人口120万左右，仅辖1县1区的位于江西省西部的一个地级市，现如今拥有4所高职院校，在校高职学生3万余人。这对一个人口较少的地级市来说，新余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文章以新余市为例，着重研究高职院校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及这些途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

1新余高职院校服务本土企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1.1对准地方经济发展特点，设置对应专业

针对新余市经济布局特点，各高职院校设置配套专业。如为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各高职院校设置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材料制备技术等专业，还成立了以新能源专业为主的综合发展的高职院校(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为大力支持新余传统重工业———钢铁发展，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对应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了相关冶金技术方面专业;为支持新余市政府与京东集团进行战略合作，大力打造电商产业，新余4所高校早已设置了电商专业，尤其以江西工程学院电商专业人数多为代表，与京东公司合作，建立电商产业基地。

一、特色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思路

依据上海电力学院的“优基础、强能力、重应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依托学校电力、能源学科的优势，上海电力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坚持“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的电力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专业基础扎实、行业特色明显、综合素质高、应用能力强的有电力、能源知识背景的对外经贸专门人才。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与发展，目前上海电力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有以下特色。

1.注重学生专业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

突出强化专业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近几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对国际化人才的大量需求，我们加强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及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学生专业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除了基础英语外，我们还开设双语课程，并聘请外教上专业课，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交流能力。

2.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

更加突出强化贸易实务和金融证券业务等实践操作能力。在考察、学习国内外各层次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建设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电力学院人才培养定位和服务面向，我们将人才培养定位为：“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基于这一定位，我们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贸易实务和金融证券业务等实践操作能力。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利用学院较为完善的各类实验设施，开设了综合性的大型作业“会计模拟操作”、“国际市场营销”，还开设了“进出口贸易实务”、“进出口单证及结算”等国际贸易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开设了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交易的模拟操作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