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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实证研究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一、明后两年粮食调控政策应该把握好两点：既要重视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也要重视防止粮价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使粮价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2004年粮食总产量预计会达到9100亿斤以上，其中夏粮增产93亿斤，增长4.8;早稻增产52亿斤,增长8.8;秋粮增产幅度也较大。粮食增产幅度这么大，与气候因素有直接关系，更得益于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涝灾害呈“点状、散发”，未形成大的区域性灾害，总的受灾程度也较轻。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4.12亿亩,2003年为3.73亿亩,2004年为2.18亿亩;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涝灾面积为2.25亿亩,2003年为3.05亿亩,2004年为1.16亿亩。2004年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9号文件出台的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2004年粮食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面对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决策部门没有人为打压粮价，而是顺应了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理性地对待粮价上涨，主要依靠用经济手段调控粮食供求。这是2004年粮食工作中值得肯定的﹁条重要经验。

目前国内粮食总需求大约在9700多亿斤，每年约增长0.8，这是各个方面比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后2~3年粮食产量能达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进口和适当进口一部分小麦，完全可以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2004年粮食大幅度增产，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特别是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支撑能力并没有增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状况也没有改变，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实现粮食总产量恢复到9500亿斤的目标，取决于气候条件是否有利，也取决于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和强化。实现这样的目标虽然有难度，但只要调控政策得当，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以后，能在目前的高价位上维持多久？会不会只维持2~3年的时间？这是当前农民和粮食主产区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从过去10年的情况看，1993年底至1996年粮价经历了3年的上涨，1997年至2003年又经历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续低迷。目前，主产区粮食价格有较明显的回落。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这次粮食价格上涨2~3年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粮价上涨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粮价大幅度的回落，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对2005年的粮食政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这是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基本保证。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4.91亿亩。2004年农业部的估计是15.3亿亩，增长4000万亩。今后2~3年要争取恢复到15.5亿亩。恢复到1998年17亿亩的最高粮食播种面积已不可能。

摘要：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摘要]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但是，学者们忽视了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把它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就变得越发重要。

[关键词]农村；金融结构；经济增长

一、引言

20世纪60～7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纲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该领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试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演绎，而且从两个方面对该领域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注重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带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于是便致力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两个方面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纵向深化”和“横向衍生”。本文认为，如果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继续拓展，即将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纵向深化”，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横向衍生”，其交点便是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相关领域。因而，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述评，并针对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结合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提出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将是下一个研究的重点。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合作组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必须抓紧抓好的一项工作。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状态不好。其二，发展不平衡。其三，组织创建的依赖性强。其四，利益连接存在松散性。其五，资金来源存在约束性。其六，法律制度存在滞后性。

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坚持走多元化发展、分类指导的道路。

随着农业专业化、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具特色的地区专业化日趋明显，而不同的产业对组织的要求各不相同。在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时，应坚持多样性原则，防止片面性，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让农民自由地发展，不要盲目地推行什么模式，坚持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可以组建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等。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兴办各种农村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以社区或区域为单位组成联合社，逐步形成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这样既便于更好地管理、协调、指导各种农民组织的工作，又可以壮大实力，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二、深化体制改革，加强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