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论文范文精选

一、关于政府责任的研究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的责任问题已经倍受媒体与群众关注，在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长期专注于这一问题。但不足的是，其中仍处于对西方学者观点译介阶段的占据了他们所有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国内较早研究责任问题学者之一的张成福教授，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他的《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等文章中关注到责任问题，后来又在《责任政府论》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责任政府的性质与政府应承担的有关责任。张教授认为，在实质意义角度来讲，政府只有在真正能够保障社会利益、真正能够履行责任时，才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把政府责任视为政府社会回应力、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概念，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和政府的诉讼责任五个方面。他认为，责任政府既是当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又是一种对政府的公共行政在进行民主控制上的制度安排。对责任问题也高度关注，在他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可以看到，他从对公共行政中的信念观点和责任辨析切入，指出了官僚制作为责任中心体系的局限性，认为信念与责任是有机统一的，公共行政是交换正义的供给者，提供社会正义是其道德责任。《论政治责任》是我国当前较为系统研究政治责任的一部著作。作者从政治责任的主体、内容结构、范围三个方面为政治责任的内涵做了界定，认为政治责任即为政治官员履行制定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与推动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执行的职责，以及在这些职责没有履行到位时，依照有关法规所应该承担的谴责和制裁。的《政府责任论》，是目前我国关于政府责任开展总论性研究有且仅有的著作。作者理清政府责任涵义，详细介绍了在不同视野(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中行政法律责任的特点与内涵。作者看来，政府行政责任有三个方面，一是主权与行政赔偿责任，一是合法性审查与行政违法责任，一是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政府责任的逻辑前提，认为委托关系是政府责任能够存在的基础、权责一致原是政府责任能够存在的主要要求。理论方面较详细地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缺失这一问题，认为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某些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只追求眼前政绩，因行政行为不当，损害了当地群众的权益。由此，他们主张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委托理论，来促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提升。从公共行政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对政府责任的特征、内涵与要义进行了分析。但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从实践层面，尤其农村科技服务供给方面深入研究政府责任的文章仍不多。

二、关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的研究

从作者搜集文献来看,目前对政府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研究尚未涉及，只是有少量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少有的研究，也没有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加以提炼。少数专家学者从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层面对政府的责任做了分析，较为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问题，认为根本弊端是政府责任边界不清，他们提出在把握我国现有养老保障特性的基础之上，使政府责任的边界清晰和法制化。）在统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政府责任研究中，指出了农村公共服务由谁提供，关系到政府、市场及多元主体的选择，但是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起关键作用，负最主要的责任。他提出我国农村的科技服务供给不足症结，是政府的责任与范围不清，上至中央政府供给责任不到位；中间地方政府供给责任移位；下至乡镇政府供给责任缺失。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建立和营造各级政府间合理的合作格局：各级政府要合理分担农村的公共服务总成本；各级政府责任的划分与财政筹资能力相协调；明确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的具体责任。中国农大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当的不足，供给责任与供给主体划分不明确；乡镇公共产品供给依然主要依赖制度外的筹资；乡镇政府之财权难于保证其事权；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等。这些问题，既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不够重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体现，也是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功能不全的内在原因。同时，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一命题，力争解决这一问题之意义所在。

三、简评

农村科技产品的供给对农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我国目前农村科技产品供给现状而言，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值得肯定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整体来说还是不容乐观，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各级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没有出台足够接地气的相关政策，没有发挥其在农村科技产品供给中应有的责任。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多元的农村科技产品供给模式是平衡我国农村科技产品供需关系的必经之路。

摘要：农村师资超常量外流成为制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瓶颈。调查表明，农村中小学师资单向流动幅度很大，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出居多。守望岗位与心理落差的交织、乡土情结与血缘连结的缺失、学校管理水平与教师发展的矛盾等是造成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失的主要原因。在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控流”对策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农村教师服务期制度、城乡教师变流共享机制、农村学校校际协作教研制度和支教教师年度考核制度等。

关键词：福建省；农村师资；教师流动

师资合理流动是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然而，农村师资超常量外流严重削弱了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成为制约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瓶颈。理性审视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现象，采取相应对策，扭转农村中小学教师超常量外流局面，对办好农村中小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概况

2008年福建省小学在校生2471464人，其中农村小学在校生1311091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53％。与2007年相比较，农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15.7％，农村教师减少了417％。农村小学生师比从2007年的15.1:1下降到2008年的13.6:1。

2008年福建省初中在校生1512936人，其中农村初中在校生629789人，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41.63％。与2007年相比较，农村初中在校生减少了3.4％。2008年农村初中教师占初中教师总数的41.58％，其中，调入1568人，调出2732人，净调出人数是1164人。2008年农村初中生师比是15:1，与2007年生师比17:1比较，生师比相对下降。

1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参与信贷提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参与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农信社管理、沉重历史包袱的不断暴露，以及银行商业化与逐利化的倾向的加剧，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已经不再适应现实情况，难以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必须打破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存的农村金融体系问题诸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金融财政化，历史包袱过重，导致农村金融机构难以符合市场要求，持续经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多为政府背景或政府主导，受政府干预程度较大，政策性和商业性难以明确分离，导致很多应由地方财政完成的目标被迫由金融机构负担，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负担过重，例如农信社在“支农”目标的政策性指导之下，负债累累，造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符合市场化、商业化的要求，出现大量劣质资产，其净值甚至成为账面资本金两三倍的负数，难以持续经营.这种历史包袱的出现一方面与政府的行政干预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农信社自身和价格机制上的原因.周小川曾提出在改革的转轨阶段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回避，更不能一直拖下去，同时他提出了消除历史包袱的两点解决办法，即一种是继续发放低价的再贷款，旨在使农村信用社通过存贷款利差逐步消除历史包袱，另一种则是使用中央银行票据国家与农信社各承担一办的净值损失，在中央银行的资金支持下，进行增资扩股和股份制改造，依靠自身的力量提高资本金，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同时重视正向激励，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建立监督和退出机制，从整体上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向好的方面发展，逐步的解决存在的问题.

1.2金融机构规模过大，结构单一，缺乏针对性，大量贷款需求难以满足农信社、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发放农业贷款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近年来，农业银行经营重点转向城市，不断收缩基层网点，缺乏银行认可的抵质押物等等问题导致大量的中小额农户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得不到满足，活跃的非正规民间借贷也正说明了农村对于贷款资金的大量需求.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农村的金融需求绝不仅仅是存贷款，更包括其他方面，例如针对自然灾害的农业险，代收代付、转账结算等金融服务，现有的近乎于寡头垄断的农村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逐渐发展的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结构过于单一，提供的金融服务也相对单一，加快建立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兼顾地区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建立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商业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机构网络，提供包括存贷款、证券交易、财产、人寿和支付结算等中间业务在内的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已经成为下一阶段的任务和要求.

1.3农村资金严重外流，难以形成保证对农业农村发展稳定的资金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基层网点不断收缩，信贷业务逐步转向中心城市，农业农村缺乏必要的信贷资金支持，造成资金外流.同时邮政储蓄银行不断从农村吸储转存人民银行，在缺乏必要的激励引导的情况下，很难回流农村.农信社由于商业性、逐利性，逐渐出现了贷款非农化的倾向，大量来源于农村的资金严重外流，难以形成对农业农村贷款的良性循环.农村资金的充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资金的严重外流，必须从政策上予以改进，建立公平合理的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要求邮政储蓄在价格政策上与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平等，理顺其与农村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降低利率水平，逐年扩大邮政储蓄对老转存款资金的自主运用，争取在五年之内达到全部自主的目标，同时扩大其资金自主运用的范围，逐步建立财政对邮政普遍服务的正常补贴机制.针对这一问题，周小川提出我国需借鉴和研究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承担一定的回馈义务，开展社区金融服务.这就对监管机构工作的透明和及时，以及更多技术性的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农业保险制度缺乏应有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际通行的农业保险体系，主要依靠国家提供灾害补助的方式进行农业灾害救助，其效率和覆盖的广度不足，导致花费大量资金仍然援助不足.农民承受灾害的能力差，没有自上而下的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很难对农业、农民提供必要的保障，同时，农业灾害的不确定性及风险，也使农业更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日本就采取“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形成农民共济和政府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美国则采取多层次的保险提供更加完备的农业保险制度，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有经营农险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与农作物保险人和查勘核损人形成层级式的农业保险制度.法国除了对农业保险进行干预外还加大对于农业风险科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投入巨资支持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初中教育困难对策

论文摘要：此文论述了农村初中教育改革面临的困难、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及发展的相关对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发表，给教育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一定的教育和一定办学模式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经济基础服务，显然，教育与经济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必须找到目前农村初中教育现有的办学模式、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实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因素，积极地探索与改进，交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真正提高办学效益，使农村初中教育改革影响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原有的应试教育观念必须彻底改变

目前，我地区农村初中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倾向比较突出：学校在办学方向上是为升学服务的，学校评价的重心也倾向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在培养目标上，重智育，轻德、体、美、劳等全面发展，使一些学习成绩比较低的学生，整天背着“差生”的包袱，躲闪于教师和同学之间，久之，便开始逃学，甚至缀学；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升学考试学科，忽视非考试学科；在培养途径上，重视课堂教学，忽视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课堂教学活动不容忽视，这是提高学生素质的主渠道，可是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所接触的内容是课堂上很难学到的，通过一系列活动才能使学生全面地健康地发展；在培养对象上．只注重少数升学有望的尖子学生，忽视大多数学生，只能得到以牺牲多数学生时问为代价，来换取个别学生单项发展的可悲教育效果。从农村目前情况来看，比较好的初中学校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升学率只在2O左右，而8O左右的初中生进入社，两手空空，怎能做一名新型农民?产生上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教育本身的原因外，也有来自社会、家庭的因素．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义务教育性质和农村初中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意义不理解，对农村初中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缺乏正确认识，也阻碍了农村初中为本地经济建设培养人才。

我们采取的对策是：确定学校的培养目标，端正学校的办学思想，实行“分层辅导、逐步过渡、分流施教、短期培训”的教育教学管理方案，各级行政领导和教师都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深刻理解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伟大意义，抢占农村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做到农村经济建设和学生升学两不误。

利用族谱资料和计算机对明清以来的农村社会进行探讨，已经有若干学者做了开创性工作，特别是台湾的刘翠溶女士，卓有建树[2]。对江西地区，刘女士也曾对宜黄北山黄氏家族做过计量研究[3]。但仅此单一的个案当然远远不够，且单纯的族谱计量统计若无其他文献和实地调查相配合，也难以深入认识地域社会的真实内涵和运动过程。作为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笔者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底刻印的《抚乐流坑董氏复彦房谱》为基本资料，将该谱全部人口记录输入电脑，进行统计，再结合以往调查研究所得加以分析，这里是其中的婚姻部分。希望这能够深化我们对明清以来江西农村的认识，并对有关研究有所助益。

材料与方法

关于流坑村，几年来我们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4]，故这里不重复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资料──《抚乐流坑董氏复彦房谱》，是流坑董氏第三级宗族组织中最大的一房──复彦房的房谱。流坑现能看到的20余种族谱中，唯一的大宗谱修成于万历十年（1582年），早期的记载也并不完整，用于计量研究不够理想。而八个二级宗族组织的宗谱，最后编修时间多属清代，只有文晃房谱成于1936年，历时最长，内容也很充实，可惜我们未能借出复印，暂时无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据成谱时间、内容和保存情况，以流坑董氏八大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复彦房房谱作为研究对象。

复彦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复彦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该谱记载的人口历时跨度，从明中期的1436到民国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记载开始时流坑宗族组织已经高度发展，按时修谱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绅亦比较多，故内容较为翔实和完备。另外本房是流坑诸房人数最多者之一，又绝大多数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数据更具完整性。

本谱样本总数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记录可确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则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记录以及修谱时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记录均详的，男性1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谱时尚存活者，则男性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见，复彦房谱的人口记录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相对而言也较为完整[5]。特别是3499个生卒年俱详的记录，对我们分析人口状况及其变动，尤为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