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化技术范文精选

尽管20世纪8O年代末、9O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曾经形成一股直到现在都没有衰退的“民工潮”，但农民的进城和农村城市化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后果。因此，在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中，尽管国外有着大量的研究资料，但由于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同，大多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而在国内，虽然迄今为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中有关“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但在农民市民化问题上，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仍然是一个难以启动的话题。同“城市化”概念侧重于国家、区域、社会结构、物质层面的变化相对照，“市民化”概念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

从现状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已经获得非农化职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的人；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如果从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被征用状况来看。第一部分的农民往往是土地完全被征用的农民，他们一般居住在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地方，身份正在或即将被改变而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市民。第二部分的农民土地还没有被征用，仍然在传统的农村、农业框架中生产生活，他们一般居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第三部分的农民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往往被部分征用，既难以在传统的农业框架中生存，也难以在城市的框架中生活，是处在“夹缝”中生存的群体。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于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其市民化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已经非农化的农民在市民化上可能要比另外二类群体的农民(指上述第二、三部分农民)容易些，最起码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非农经济来源与基本的生活保障，已在物质基础上斩断了与传统农业、农村的直接联系。

农民市民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上讲，在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中，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应该是三位一体、共同推进才是较为理想的过程，而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它们却表现为一种特有的时序模式(即先有非农化，再有城市化，最后才是市民化)，而且彼此之间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攻坚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物质形态上的问题，它受政策、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当经济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且制度上的条件也可达成的时候，农业和农村的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农民与市民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除了制度和政策上的约束之外，它受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因此，当我国在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之后，可能还有很长一段农民市民化的道路要走。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终极目标。其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市民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今后2O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和农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最大的群体，但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提高较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因此，农村能否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我们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以考虑，切实在建设和投入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实惠。只有让大多数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才能说中国真正富了起来，才能最终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2．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这一方面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又通过农民市民化大幅度减少农民，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收入，这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可以说，让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挤在有限的农业生产上，分享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国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已经10年。10年来，供销社由“农资流通主渠道”进入了市场化竞争的转型，虽然在市场上重获主力军位置，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构筑农资流通安全渠道仍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中农集团将农资“新网工程”作为核心发展战略之一，通过直营、加盟和资本联合等多种途径，实现系统内农资企业的联合与合作，在全国推进“中国农资连锁配送网络工程”建设。目前在全国已建连锁配送中心800多个，直营和加盟网点18000多个，经营地域跨越1200多个县，基本覆盖全国绝大多数重要农业产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农资连锁经营网络。

在市场竞争中，中农集团坚持为“三农”服务宗旨，以创新求发展，以现代流通模式构建新型农资服务网络，形成了深受农民欢迎的“中国农资”品牌。

以资本为纽带，促进农资系统的联合与合作。针对系统内企业经营较为分散，难以发挥规模效应的实际，中农公司采取多种方式，先后与山东、四川、河北、北京、宁夏等省（区、市）级农资公司实现了资本联合，使双方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形成了规模优势，使当地市场得以巩固和统一，避免了同业竞争；另一方面用中农集团的品牌和模式，整合系统资源，有力地提升了省农资公司的信誉度和业务扩展能力。通过联合发展，中农集团在全国的配送中心增加了130多个，增加了7000多个连锁经营网点，推动了网络建设的低成本快速扩张。

以“配送中心＋中心示范店＋加盟店”的模式，稳步推进网络建设。在网点布局上，以县或地区为基础规划配送中心，在中心镇建设中心示范点，以村为基础招募加盟店。统一使用中国农资品牌，统一调配资源，做到经营理念、识别系统、商品及服务、经营管理“四统一”。中农吉林公司根据吉林省为全国粮食主产区的化肥需求情况，率先在各市县设立了配送中心，以此为中心向乡村辐射，大力发展终端连锁店，把销售做到田边地头，成为当地销售的主渠道。

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保证网络安全高效运行。中农集团制定了连锁经营管理机制，要求所有经营网点自觉维护“中国农资”品牌的荣誉，对紧俏农资产品严格执行公司规定的指导价，不得经营假冒伪劣商品，不准短斤少两。一旦发现上述违规行为，立即取消其加盟资格。要求认真做好化肥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同时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连锁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探索引进远程技术，对各加盟店销售的产品实行条码管理，计算机自动打印销售凭证，便于农民识别以及出现问题后及时查证解决。

完善社会化服务功能，农资连锁配送业务与农化服务相结合。中农公司以连锁配送网络为载体，建立了四级服务体系，为农民积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鼓励科技人员深入乡村、农户和田间地头进行土壤检测，为农民提供质量优良、配方科学、价格合理的农业生产资料，同时开展科学种田技术培训和指导，在销售终端网点设有农化工作站，配有农化服务专员，引导农民科学施肥，提高了化肥施用效果，降低了种地成本。

各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林、农垦）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贯彻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安排部署*年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交流企业参与测土配方施肥经验，研究配方肥连锁配送服务模式，探索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深入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决定组织召开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交流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一）时间。5月7日报到，8-9日开会，会期1天半。

（二）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州宾馆。

二、会议内容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市化非农化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其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而且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型问题。早在民主革命初期，同志就曾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把农民从对土地的单一性依赖中解脱出来，实现农民市民化。上海作为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世界级大都市，进入21世纪以后，在城市化发展上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今后上海“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问题。然而，就在上海郊区许多地方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使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却是困扰上海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发展道路的差异，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中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典型的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常常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使之成为城市工厂中的工人而实现的，因为正是这一过程而保证了大工业扩张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和再生产。而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工业化初期那样将农村居民置于生存的临界极限，相反，农民到城市就业大都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曾经形成一股直到现在都没有衰退的“民工潮”，但农民的进城和农村城市化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后果。因此，在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中，尽管国外有着大量的研究资料，但由于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同，大多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而在国内，虽然迄今为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中有关“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但在农民市民化问题上，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仍然是一个难以启动的话题。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谈论“城市化”与谈论“市民化”的话题是严重不成比例的。笔者通过电脑检索了进10年来国内所有有关“市民化”研究的资料，发现除了少数一些新闻报道式的文献和简短的研究论文以外，相关研究微乎其微，而有关“城市化”的研究却多如牛毛。

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对象至少应该包括城市农民工(尤其是那些长期滞留在城市中，并具有稳定收入和固定住所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土地被征用并实现职业转变的农民)。为突出重点，我们的研究对象只针对于城市郊区这类农民的市民化上，并主要是在上海郊区来展开一系列的调查活动的。我们知道，在上海郊区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民融入到了城市。从物质层面来看，2001年上海非农业人口（人口城市化）比例已经超过了75%，达到甚至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见图一）。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员（非农化）比例达到了89.9%，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见图二）。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在身份和职业上转变为了“市民”。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户籍的改变并没有自动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转型，土地被征用了也并没有因此而让农民真正过上城市文明的生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由于本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的许多探讨仍然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主要目的在于厘清农民市民化的意义与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一些纲要性的对策建议。

全市供销社系统，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加强系统指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以后，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开拓创新，务实工作，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总社《关于进一步加强系统工作指导，加快推进供销合作事业科学发展的意见》，现将系统工作指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改革发展基本情况

市供销合作社自1952年组建以来，始终坚持为农服务宗旨，积极搞好农村商品流通。在历经计划经济时代的繁荣和市场经济改革的短暂阵痛后，从2004年开始，逐步走出低谷，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全市二区八县供销社机构健全，共有工作人员173人。全系统共有独立核算企业82户，在岗职工4184人；有各类经营服务网点、直营店、加盟店5508个，其中农资经营网点1128个、农副产品经营网点180个、日用消费品经营网点1908个、再生资源收购点1310个、烟花爆竹销售网点566个。去年全系统实现经营服务总额54.8亿元，其中商品销售总额33.3亿元。销售各类化肥14.5万吨，销售金额2.47亿元。全系统汇总实现利润7088万元。

二、系统工作指导卓有成效

（一）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指导工作成效显著

2007年，市供销合作社荣获国家人事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五年一次联合表彰的“先进集体”，是全省20个市州供销社中唯一的一个。2010年，农产品经纪人培训工作又被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评为“国家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先进单位”，也是全省20个市州供销社的唯一。市供销社还连续9年获得省供销社年度综合业绩考核特等奖，其中7年排位特等奖第一，两年特等奖第二。在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中，连续四年评为一等奖先进单位，为全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